《经济学人》全世界的教科书:没有必要如此

译者:Michael corleone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10-31,星期三 | 阅读:1,589
原文:Textbooks round the world: It ain’t necessarily so | The Economist

学生们在学校里所使用的教科书反映和塑造了他们的民族态度而且值得进行辩论。

巴黎人对于资本主义极度疯狂。纽约人这对于“性”感到很紧张。而在首尔和远隔11,000公里的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的人民则对人类与猿猴之间的关系烦躁不已。教科书中应该包含怎样的内容不应该包含怎样的内容引发了全世界的担忧和争议。

几乎没有什么工具能够比教科书中使用的材料更能有力的塑造民族文化了。教科书不仅是大多数人人生所遇到的第一批书,在许多地方,教科书与宗教书籍成为了人们唯一能够读到的书。一项在南非进行的研究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在家里阅读书本的数量超过了10本。2010年埃及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除了教科书外,80%的家庭没有阅读过其他书籍。

政府对于教科书的控制程度有利于它对国民思想上的控制。在那些控制很强的地区,政府很可能会自己编写课本或者详细的制定选入课本的标准。但是即使是在政府很少干预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也会产生影响,不论是那些编写教科书的人的意识形态,还是学校委员会所施加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策略消除了一种健康社会应该鼓励的辩论,这项辩论应该是关于如何教会孩子们认识这个世界,在这场辩论上也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来挑战那些当权者。

看着瓦哈比

美国国务院派人观察其他国家的教科书,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些国家人们的想法和这些政府灌输给人们的想法。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一家坐落在德国小镇布伦瑞克的教科书研究中心乔治·埃克特研究所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这样的工作。然而即使是这家独立的机构要想获得其他地方的教科书也是大费周折,这足以说明教科书这个主题是多么的敏感。无论如何,该机构还是获得了160个国家的教科书样品。该机构的负责人西蒙称尽管宗教也是一个争论的领域,但最富争议的是那些历史书和地理书,尤其是那些有插图的。

其他民族的教科书总是会成为一种担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试图使他们变得不太民族主义。尽管在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之后,这样的焦虑又开始增加了。那时美国和沙特的人们包括官员们都认为沙特阿拉伯的狭隘的课程对基地组织的圣战的发生负有部分责任。面对批评,沙特的领导者们承诺进行改革。从阿卜杜拉国王开始,沙特的领导人不断坚称他们已经删除了教材中的狭隘观点。但是一些顽固的国家仍然坚持清教徒式的瓦哈比教派的教义,在他们的教科书中仍存在许多的狭隘观点。

海湾事务研究所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智囊和人权游说公司,它报告称911事件后令许多西方国家感到愤怒的材料仍然可以在沙特的教科书中找到。该机构的负责人阿里·阿尔哈穆德即将出版一本关于沙特的教科书的著作。他在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些内容”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是信仰上的敌人“以及”在憎恨伊斯兰教的十字东征军的帮助下,犹太人占领了巴勒斯坦,但是穆斯林教徒不会对此表示沉默“。沙特的教育部长称已经在修订这些书了,但是需要三年的时间。阿尔哈穆德先生称这样的改变不会很快发生,因为这样做这个国家会置自己于危险中。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人民服从其统治者。

有时国家的要求可以在教科书省略的内容中很容易找到。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政党宣称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历史”,这样的事情也在北京发生了。一整块的历史都从中国的教科书中抹去了,使得历史变得干干净净的。高中教科书中对于1958年大跃进之后的“饥荒”的官方术语是“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尽管提到了收成不好,但是海外估计的3000万人的死亡却只字未提。早些年的教科书中简短的提到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是“天安门事件”的委婉说法,但是这些内容在2004年的修订版中都被删除了。“风波”现在已经从中国的历史课中完全消失了,因为当局害怕其他的学生们会受到此事的鼓舞也造成类似的事件。

一个国家,一本教科书

在香港,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一个称作“学民思潮”的年轻人团体的带领下,在七月份进行抗议活动,他们抗议一项由北京方面促使由香港政府主导的新增“国民教育课”的计划,这项国民教育课中包括使用新的教科书。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些在这个半自主管理的城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像在大陆使用的教科书一样,这些新的教科书中没有出现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镇压事件。这本教材还诋毁民主思想,鼓吹一党专政。九月份,香港特首梁振英退让以后,香港的抗议活动结束了,抗议者们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也使得政府无法再尝试采取这样的计划。

而这些也没有能够减弱中国人对其他地方的教科书的警惕。中国与几个其他的国家长期指责日本的教科书篡改历史,尤其是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日本政府没有亲自编写教科书,但是教科书的使用需要经过他们的授权。)例如由一群保守派学者编写的“新编历史课本”是二战后日本社会反对一种自虐式的历史教育方式的结果。这一版本的教科书在2000年提交政府审议通过,该书淡化了1894年–1895年日本对新加坡的侵略战争和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侵华战争,并且避免了提及日军的慰安妇问题和其在南京的暴行。它之后用一种不太尖锐的形式发布了,而且仍在使用中——但是仅仅是在一小部分学校。

在美国,大部分关于教科书的争议都限制在本土。自由主义者担心他们的孩子接受的是强调工业革命奇迹和淡化奴隶制和印第安部落屠杀的民族主义版本的历史。与之相反,保守主义者则抱怨教科书中缺少爱国主义的思想,充满了太多的世俗主义。2010年德克斯州的教育委员会成功的将托马斯·杰克逊从本州的重要革命历史人物名单中移除出去了。但是他很快又回到了名单中。

加利福利亚和德克萨斯州在这样的辩论上很有发言权。这两大州在过去的30年里控制了教科书的内容,一个州是为了迎合自然主义者教师的口味,另外一个则是为了迎合保守派的。在学生数量占全美10%的德克萨斯州,教材发行商们十分善于迎合本州的教育委员会的喜好。而学区本身则不愿涉入其中。但是从2009年开始,州政府给与各学区在选择教材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学区可选择教育委员会审核的教材和其他材料,例如这些在网上的材料。州政府并未强制要求学区遵循它的指导方针。

性教育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五年前,为投州政府之所好,德克萨斯州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只教授禁欲主义。但是在得知父母的要求后,现在四分之一的校区都开始实行更加全面的性教育。

达尔文,性和其他的担忧

性教育对于美国人来说尤其是一个难题。九月份纽约公民自由联盟发布了一份关于纽约保守的北部地区学校所进行的性教育的报告。研究显示所有常用的健康教科书上都没有提到安全套及其他避孕和防止性病传播的方法。教师们则被允许在课堂上添加他们自己的材料,而且可以教任何他们想教的内容,但是他们必须要求按照教材中要求提醒学生们过于性冲动会影响你的价值观和家庭,并且告诉他们禁欲是良好品格的一种表现。

美国创造主义者(主要是各种基督教派)长期活动,他们要求教科书中应该包括除自然选择以外的另外一种可以解释人类和自然世界起源的理论。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提出这种要求的团体。六月份韩国的教科书修订学会发起的活动成功的说服了韩国的教科书出版商删除了一些进化论的内容。教科书修订学会的成员包括所望教,这是日益活跃在韩国政坛的众多福音教派和麦加教派中的一个。

教科书修订学会的行为引发了喧嚣(尽管基督教正在韩国发展,但是仍有大量的韩国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政府成立了一个由韩国科技院领头的委员会,这个包括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的委员会将审查科学教科书中的任何修改。委员会强调称进化论是现代科学的一部分要求所有的儿童都必须学习。教科书修订学会认为将他们排除出委员会外是一种偏见并表示他们将会继续斗争。在世俗的法国,进化论不会产生任何的问题,但是经济观点却会。多年以来,法国人似乎对于充满着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济学教科书十分厌倦。皮特·坎贝尔是一名英国记者和学者,他研究了法国的教育系统之后称法国的教科书中仍然充斥着一种观点,那即是猖獗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于法国二战前的经济低迷应该负有责任。今天法国的教材变得相当微妙了,但是仍然有许多反感资本主义的行事方式的观点。

作为总统的萨科奇曾试图改革关于经济学的教学。在2008年,官方举行了一场关于经济学课本的听证会,听证会主要聚焦在“应该如何描述市场和企业”的问题上。但是在数年之后,一个致力于讨论如何改进法国学龄儿童经济学和商业的教学方式的委员会解散了。

经济和财政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400页的高中经济学教科书中只有十几页提到了公司而且完全没有提到企业家。

尽管不是所有针对教材的指控都是基于其表面价值。在去年的12月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金里奇称巴勒斯坦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道数学题“如果原有13个犹太人,杀掉九个之后还剩多少人?”。2007年希拉里·克林顿抨击巴勒斯坦的教科书称它们教育儿童崇尚死亡和暴力。但是201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项报告则表示巴勒斯坦的教科书仅仅是显示了“不平衡,偏见和不准确,”没有能够准确的描述如今的政治局势;它们并未煽动对犹太人采取暴力行为。

乔治·艾克特研究所的研究员萨米·阿雷洋称巴勒斯坦的历史课本没有否认过犹太人在历史上曾经在巴勒斯坦地区居住过的事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巴勒斯坦官方编写的教材就经常回避一些尴尬的有争议的问题。作者们无法决定是将巴勒斯坦描绘成他们在历史上所理解的那样,还是他们所希望的与以色列和解后崛起的巴勒斯坦,还是现实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的巴勒斯坦。许多地图都避免在绘制在历史上或地理上有争议的政治边境线。有一些地图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用不同的颜色或虚线标示出来,但是并未表明这些区域代表着什么。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科学家那桑·布朗称巴勒斯坦的教科书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并不奇怪。因为在那里人们生于与他国的冲突之中。以色列的教科书也不是完全没有错误。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Nurit Peled研究了以色列的历史,地理和公民学的教科书之后称这些教科书将巴勒斯坦人描述成难民,农民和恐怖分子,他们从未以医生,工程师或其他职业出现过。

在2003年到2008年的期间乔治·埃克特中心与中东和平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编写了一本关于巴以之间近代历史的教材,这本教材将可以用于巴以两地的学生共同使用。 Lässig女士表示这项工作非常的困难。其结果是在这本教材的不同的页面上作者分别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描述相同的事件。在二者之间巨大地空白处,学生们可以记下他们对这两种不同版本的看法。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方都未采用该教材。

冲锋枪算术

为了找到金里奇先生所描述的教科书,你们可以从之前的一些冲突中着手。在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难民营中,儿童们常会遇到这样的数学问题;“一群圣战者袭击了50民俄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20名俄国士兵死亡。问有多少俄国士兵逃脱了?”新的教科书虽然没有用AK-47步枪作为教学辅助,但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于近代历史的问题仍是十分敏感的。

阿富汗教育部的顾问Attaullah Wahidyar称官方想用一系列的事件来叙述过去30年来的历史,不对历史上的事件进行批评指责。他解释说;“过去三十年阿富汗政坛的玩家们仍然活跃在现在的阿富汗政坛”。对近代历史事件的评判可能会使教育成为一个政治雷区。“现如今我们仍然无力承担那样的风险。我们现在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分析近代史对我们的建设工作毫无用处。我们不想让学校成为学生们为阿富汗历史争论的地方。”宗教也是一个棘手的领域。国家新的教科书仍然在解释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行,例如如何祈祷和如何沐浴。但是没有人对这些东西持有异议。他继续说,和塔利班时期的教材相比,现在的教材已经变得更加平衡了。

其他处在冲突中的国家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和问题,或者在经历着由一种政府到另一种政府之间的过渡。例如,利比亚需要一套新的教科书,不仅是因为学生不应该再接受“人民委员会能够正确的表达人民的意愿”等观点的教育,因为这样的观点自从卡扎菲倒台后就已经消失了,而且因为卡扎菲坚持建立泛阿拉伯联盟并且要求所有的地图都不绘制国界线。

幸运的是数码技术使得这样的修订变得更容易了。尽管它无法解决关于如何修订的分歧。但那种学生在教科书上写满潦草笔记的时代即将结束了。电子书籍因其廉价和更新速度快的特点很有可能将会替代纸质书籍。一些学校也在着手准备装配这样的书籍。九月份,加利福利亚州长,杰瑞·布朗签署了一项法案,法案是关于州政府将建设一个网站,在该网站上学生可以免费下载一些流行的大学教材。

Ms Lässig称只要教科书在以某种形式或多种形式使用,只要是由国家发行或审核批准,他们就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随着人们可以接触的文本材料日益增加,这些教科书的统治地位将会日益衰退。实际上老师们的权利和偏见就如深深植根于教科书中的偏见那样很难消除。乔治·埃克特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亨宁·休斯对南非的教材与课堂教学进行了研究。在他观察的一堂课中,自南非国会首次掌权后发行的一本教科书中配上了一副尼尔逊·曼德拉的图像,图像的旁边附上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是一位英雄?”。这堂课的老师是一位即将退休的南非白人,他故意忽略了这个问题并且将曼德拉先生描述成一个游击队员和暗杀者。

通过智能手机登陆维基百科可能不一定会让孩子们走出对于任何事物采取二分法的困局。但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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