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维护特权的文化

作者:盛洪 | 来源:中评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12-29,星期六 | 阅读:1,373

首先向千帆兄致敬,他写了很多文章,主张教育改革和公平原则,我觉得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们社会因为有了千帆这样的教授而自豪。也感谢其他的教授,都在为教育公平而呼吁。

倒过来讲,这个社会经过一场革命,我们发现革命以后这个社会却变得更不平等,这是对中国人的平等理想的亵渎,不能让人接受。中国在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当时全世界最平等的社会。因为有一个科举制度,而这个科举制度应该说是尽力做到平等。据说清朝有一个宰相级的人物,有一年他的儿子中了状元,他听说后吓坏了,因为他相当于主考官,怕别人说他干预了考试名次,坚决要把他儿子改为第四名。

革命以后,这个社会要尽力做到公平,但是没想到为了平等社会而奋斗和流血,这个社会却变得如此不公平。即使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对不平等的现象,有所揭露,有所批判,大家同心同德,把不平等的制度革掉,换成平等的制度,我们觉得这个社会才有希望。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出来那么多人辩护。我理解,一些北京的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一旦进入高考,会面对全国更多的孩子的竞争,处于比以前北京的孩子更不利的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

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没有道德底线。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对异地高考暗自叹息,但不会公然去维护现有的不平等的秩序;我不会由此再去说“北京的孩子素质高,外地的孩子都是小流氓”。这给人一种令人警惕的联想,即由于已经形成的不平等的制度,不仅有很多人处于劣势,而且那些处于优势和获得特权的人还以为这样的秩序是公正的。形成以不公正为正常、为合理的这样一种价值观,我觉得这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才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主张公平倒受到了咒骂,攻击,而那些攻击别人的人,却理直气壮。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也就是说这个社会除了教育的机会不公平以外,还形成了不公平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推想,那些贪官是不是都以为他们的贪腐就是公正的,对他们的揭发和打击则是不公正的。其实,我也听说过类似的事,有人的亲戚是被人揭发的,他就仇恨揭发者,他认为有利于贪腐的秩序是好的秩序。我认为不仅要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整个国家都要形成一种贪官的价值观,特权的价值观,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我们开这个会,谢谢大家。

王振宇:实际上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础,各自为自己的利益,最后博弈。

张曙光:各自为各自利益,不会去侵犯别人的利益,最基本的规则是有的。

盛洪:其实这个争论有它的基础。振宇是说,如果大家都自由表达,有一个正当程序,那种违反公正原则的那些原则,一般不能被通过,因为实际上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一些人享受特权会伤害其他人,而被伤害的是多数人。公正的、正当的立法程序一般可以通过一个公正的原则,因为多数人拥护公正。然而,这里确实有一个问题,在于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地区,假如说这个地区的决策原则是本地人决定本地的某种规则,就有可能会产生某种排他性,如地方保护主义,这个在美国建国初期也是这样。美国在一开始不是一个联邦,是一个邦联,各州议会都在通过自己的立法,限制州之间的自由贸易。这个时候需要有更高的宪法原则来统一,这个时候只依赖本地的民主程序,得不出更好的各州之间自由贸易的结论来,所以人们必须要接受超越民众自身当下利益的原则。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这样一种原则,这个原则要有人提出来,还要把它通过,这个通过和老百姓的这种价值观还是有点关系的,如果更崇尚公正平等的社会中,可能更容易接受这样的价值观,更容易通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老师是对的。

王振宇:美国废除死刑就是这样的,60%的人支持死刑,但是就是废除死刑了。

盛洪:精英提出来,需要有民众的支持,民众的价值观在这个时候也是起作用的。

盛洪:首先讲公正原则。罗尔斯的第一公正原则,是最大的平等的自由,这种平等的自由并不是结果的平等,它是规则面前的机会平等。第二公正原则是,可以对处于最劣势者有某种有限度的照顾,即差别原则。如果实在不得已,可以允许违反第一条原则的话,只可以对那些处于最劣势地位的那些做出某种照顾。这两个原则基本上把话说完了。对于公正,我们只能用这样一种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公正。

第二,现在的教育问题是这个社会宪政崩坏导致的现象之一。有一群人由于各种原因担任了公职,他们被授予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但他们怎么分配和分配结果如何,并不受全体公民的约束。教育的领域,甚至是最重要的领域,因为在其他领域,不公正分配涉及到当下的财富分配,教育领域涉及到跨越世代的不公正,结果是将现在的不公正维持到下一代,甚至以后的多个世代,这种不公正更为严重。

在我们最近关于行政部门的资源配置的效益和公正的研究中发现,从地理上来看,越接近更高层的行政权力中心,教育资源配置密度越高,因为做出这些决策的人的子女就在他配置资源的地方。为什么北京配置那么多的教育资源,是因为这个决策者他们自己的子女在北京。比如说各省之间的生均财政支出并不一样。初步计算,基尼系数是0.3,这个数在衡量初始分配时是比较温和的,但涉及财政资源的分配,这个数字就显得非常之大。分配公共资源的基尼系数应该为零。因为财政分配是人为分配,不是市场规则下的分配,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

再进一步,我们几乎可以证明,财政资源的分配偏向的是强势群体,这违反了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不说常规的财政分配,追加的分配包括211和985,大学的分布地都能看得清楚,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密度更高。 这是反向的财政资源分配了,这加剧了收入差距,这种不公平的制度恰恰是宪政崩坏的表现。

这种制度下,最后导致这些特权维护的地区的学校水平下降。一方面,不在全国竞争,生源质量是下降的;另外一方面,这些学校受到了某种特权的财政上的照顾,也受到了其他方面的“照顾”,包括这些学校的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并不能自由去表达,我听过若干个北大、清华,人大的老师说过,他们因讲课的内容曾经被公安部门找去谈话,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一个大学是不能有任何政治力量、甚至警察力量的介入,这种介入妨碍了学术自由,妨碍了表达自由。没有学术自由的大学不可能在学术上达到很高的高度,这在古今中外都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其实在大学排名上,尤其是北大、清华,不配排在前面,它们只不过有更多的财政支持,但是没有学术自由。其实这些大学的学生很可怜,因为有各种限制,他们不如很多外地学校听到的思想与理论多。

这套制度造成了这个社会不安定,仅仅由于地区户口就会造成人和人之间的对抗,甚至在高中同学之间就有北京同学特权的辩论,也很伤感情。我认为高喊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它不单是不公平,而会造成心理伤害,人和人之间的对立,社会的分裂,这是更严重的事情。

什么是人的道德优越感?一个孩子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没有公正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教育就是完全失败的。没有这种公正的价值观,会影响他将来的行为,反而对他是一种损害,因为他不能公正去对待别人,他就不是正常人,就会到处碰壁。正常人必然跟别人是平等的,真正的自豪感不在于有特权。但这个社会被腐化掉了,许多人认为特权是身份优越的标志,甚至是可以拿来炫耀的。从道德来讲这是应该让人感觉耻辱的所谓“优越感”。

对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是,在公平竞争中获得优胜的自豪感,或者如在公平竞争中不能胜利,就承认我失败。而现在由于北京人的特权而产生的优越感是一种虚妄的优越感。在一个社会中应该形成主流的价值观,应该鄙视这样的所谓“优越感”。

这些骂千帆教授的京籍家长应该感到羞耻。他们也好,他们的孩子也好,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他们最多只能获得因规则有利于他们而成功带来的不健康的窃喜。而这个社会应该朝着那种健康的道德自豪感迈进。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12月6日天则所/中评网主办的「公平竞争还是维护特权」研讨会发言修订稿]

201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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