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走向宪政民主需要新的启蒙

作者:张维迎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2-8,星期五 | 阅读:2,842

决定我们未来的就两个因素:第一是理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第二是领导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启蒙,传播正确的理念,传播人类的普世价值。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张维迎

走向宪政民主需要新的启蒙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张维迎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新年期许》年会上的发言

新一届领导人未来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里面做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看到未来三十年之后,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从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角度考虑,我想未来十年才能做正确的事情。如果只是在考虑当前的事情,今年明年的事情,我不相信会有一个正确的导向。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其实中国共产党应该做的事就是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国家建设成一个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的社会。自由和公正是目标,民主和法治是制度保障。民主和法治两个东西不完全一样,当然,广义的民主包括法治,但法治也可以相对独立。香港回归之前长期没有民主,但有法治,有宪政。从西方的历史来看,一般是先宪政,先法治,后民主。另外,法治本身,先是实现统治阶级(贵族)内部的法治,然后走向全社会的法治。民主也可以先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然后走向全社会的民主。当然,如果最后仍然没有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宪政和法治也难以持续存在。香港回归前的法治是靠英国本土的民主制度保证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像刚才两位讲的,我特别同意的一点,就是未来十年真正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落实宪法。落实宪法,这也是我这两年来一直呼吁的。不是说我们的宪法没有问题,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我听说我们内部是有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直接应用,只是间接应用,也就是宪法的实施是通过其他的法律。结果是,宪法就成为虚的东西,最重要的法律变成最没有约束力的法律,因为每个政府部门都可以通过制定具体的法律和政策否定宪法。应该说,我们宪法中包含了一些人类的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等,谁都不敢公开反对,只能隐蔽反对,口头上赞成,执行上否定。我曾用“语言腐败”来描述这一现象。

司法独立、违宪审查,这些对落实宪法很重要。没有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宪法就没有权威,就不可能得到执行。美国最高法院负责违宪审查,中国的司法制度目前没有这个功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那么多专门委员会,为什么不设一个“违宪审查委员会”呢?如果有这样一个委员会,即使没有独立的司法审查,不用诉讼程序,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人大来反映民意,对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规则进行审查,否决那些违宪和不符法律的政策和规定。比如最近实施的新的交通管制条例,有关闯黄灯的规定有这么大的争议,如果有一个违宪审查委员会,就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规则是不是符合《道路交通法》,是不是合适。

中国过去讲的法治,我套用一个概念,我们是想建设的是“国家法治”,其实我们真正要建设的是“法治国家”。国家法治是根据少数人的意志制定法律,让多数人服从。在国家法治的情况下,人们遵守法律很大程度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对法律的尊重。在法治国家,任何法律都必须与民众的普遍意志、社会规范相一致。人们遵守法律主要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不是恐惧。我们要的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国家法治。如果法律违反民众的普遍意志的话,这种法律本身就不正当。我想这应该是基本的共识。

说到改革,要说难,很难,要说不难,真的很简单。你认为简单,大家都会努力做,就能做成。我们有些剧本写好了,可是我们从来不去演它。过去的时候,我们真戏假唱,现在我们要假戏真唱。我不是说一个大的变革,不需要修宪,但现在宪法里面好多东西没有落实,或者形式上落实了,实际上没有了落实。如果真正落实了宪法,我觉得就向宪政制度走了很大一步。包括人民代表的选举,我们要真正的民主选举,而不是形式上的选举。选举是用灵魂、用智慧、用良知投票,而不是一个机械手划票的动作。选举就应该允许候选人公开、公平竞选,这才叫真正的选举。我们宪法里有言论自由,还有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和起诉,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干预,这实际上就是司法独立的意思。

当然,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领导人的理念和决心。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1977年邓小平要恢复高考,但当时教育部领导比较保守,不想做,向邓小平报告说高考非常复杂,今年根本来不及做。邓小平说,如果你们做得了就做,你们如果做不了,我知道谁做得了。事情就解决了。这就是领导力。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期望新一代领导人具有当时邓小平这样的个人权威性。能不能做成事,关键要看核心层能不能有基本的共识和默契,形成改革导向的集体领导权威。如果最高层各怀心思,不能在重大问题上形成基本的共识和默契,一个人的理念再好也肯定是做不了的。

总之,在我看来,决定我们未来的就两个因素:第一是理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第二是领导力。我们学术界、知识界,每一个领域都有很大的责任。我们能做的就是启蒙,传播正确的理念,传播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的启蒙运动一百多年前开始,后来中断了;三十多年前开始很快又中断了。现在我觉得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启蒙时代。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即使今天我们知识界自己认为我们是思想最解放的人,我们的观念比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严复,还要保守得多。政府官员关于民主、宪政的理念也比一百年前清政府的好多官员要落后很多。那个时候至少可以公开争论,包括在庭上也可以争论这个事情。我们至现在一直都在回避这样一些事情,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办法再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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