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井省三:莫言首先要尽力保证自己的写作自由

来源:南方都市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3-31,星期日 | 阅读:1,895
2013年春,藤井省三在北京街头。

值村上春树的新书《无比芜杂的心绪》和《眠》中文简体版出版之际,近日,日本最重要的鲁迅研究者、日本东京大学中文系“掌门”藤井省三现身北京出席对话活动。藤井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治学范畴,译介过莫言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包括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内,也是借由藤井的译介,才得以认识莫言,阅读莫言。日前,在村上新书译者施小炜老师的陪同下,藤井省三在京伦饭店的咖啡厅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

结缘中国“文革”后在上海开始研究鲁迅

南都:你在村上春树的新书发布会上谈到,村上的《眠》和莫言的《怀抱鲜花的女人》都是在1989年创作,也都写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种比较让我想到你的第一部学术专着《俄国的影子 夏目漱石与鲁迅》。

藤井省三:的确,早在1985年我还研究了另一对有趣的“三角关系”,也是与俄国作家有关。我们知道,鲁迅曾受夏目漱石影响,创作了《阿Q正传》等作品。而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俄国作家安德列夫的作品非常流行,所以鲁迅一边读夏目漱石,一边阅读安德列夫。巧的是,同一时期,同在东京,夏目漱石也爱读安德列夫。而且受其影响,夏目开始创作“心理小说”。但鲁迅理解的安德列夫和夏目的理解有所不同。我通过比较夏目和鲁迅,以及明治时期的日本和清末的中国,试图解释这种差异。

南都:1979年至1980年间,你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这是个特殊的年份。能否谈谈这段经历?

藤井省三: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太好,还有“文革”的痕迹在。比如图书馆不太自由,每次借书登记都很严格。当时复旦研究生院还没恢复招生。我记得复旦的贾植芳(“七月派”重要作家、翻译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老师,当时还是“胡风分子”,右派的帽子还没摘。我回国后他才得到平反,并且培养出了陈思和、李辉等重要的学者、作家。我很遗憾,没能成为贾植芳的学生。

南都:那时你在中国的老师是谁?

藤井省三:一位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陈漱渝老师,虽然我只同他见过两面,可是陈老师非常鼓励我研究鲁迅;另一位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胡从经老师,后来他去了香港,所以学术方面在大陆影响不大。要补充的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组织了十一位中文系学者,署名为“石一歌”,让他们编写有关鲁迅的宣传、教材、评论。所以“文革”后,在鲁迅研究方 面 仍 有 较重的政治宣传味道。但陈漱渝和胡从经两位老师则是采用严格的考据研究方法,重新做鲁迅研究,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

南都:你的学术视野很开阔,从五四文学到韩寒郭敬明、港台文学,还做过中国电影评论。涉足的领域如此多,这在中国的文学研究圈里很难想象。

藤井省三:一方面我很羡慕中国学者学术分工的专业化,比如北大中文系可能有一百位老师,研究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等等。可是东京大学中文系只有六位老师(笑),具体到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只有两三位,一个老师就得做从清末到当代,时间跨度一百多年。所以另一方面,日本学者研究的领域宽泛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容易犯“肤浅”的毛病,两方面各有利弊吧。

初识莫言将《怀抱鲜花的女人》原稿译介到日本

南都:去年莫言获诺奖后,你在《朝日新闻》上发表名为“从农村来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评论文章。能否谈谈你第一次读到莫言作品时的感受?

藤井省三:应该是1988年,我读到港版的《红高粱家族》,非常感动。当时我在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所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仅仅是个“爱好者”。谁知道随后的两年,从1989到1991年,莫言的文学作品被禁止公开发表。为了鼓励莫言度过这段艰难的“空白”时期,我才开始将他的小说译介到日本。

南都:所以你是以“翻译者”和“伯乐”的身份,而不是“批评家”的身份同莫言建立起关系的。

藤井省三:可以那么说。我先给他写信,表示准备翻译他的短篇小说集,希望拿到版权。莫言欣然答应。我记得1991年《怀抱鲜花的女人》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上首发时,很多细节都被改写了。主人公被改成了一位专员,但其实在小说的原稿里,主人公是一位解放军中尉,中尉为了结婚回到故乡,在家乡见到怀抱鲜花的女人,一位像安娜.卡列妮娜一样的女孩子。因此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我用的还是莫言提供给我的原始稿。

南都:所以单就这部作品来说,你觉得日译本更能准确传达莫言的想法?

藤井省三:(笑)因为翻译他的小说,我和莫言成为了很好的朋友。1991年,我在北京大学做一个月的访问学者,这期间给莫言做了一次长篇访谈,刊登在日本《海燕》杂志上。后来这篇访谈和《怀抱鲜花的女人》都被收录进1991年JIC C出版局出版的《来自中国农村莫言短篇集》里。

南都:莫言的小说里有很多乡土化的用词和典故,翻译时你如何处理?

藤井省三:莫言的文学世界跟我所经历的生活差别太大了,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遇到费解的文法和用词,我会问身边的中国朋友,百分之七八十都能解决,可还有百分之二十,我需要发电子邮件给莫言本人。通常他都会给我解答,可有时候他也会无奈地回覆:“对不起,为什么这样写我也忘记了。”(笑)

南都:你怎么看吉田富夫和井口晃翻译的莫言作品?

藤井省三:吉田先生对莫言作品译介到日本的贡献很大。我翻译《酒国》后,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翻译莫言新的长篇小说。吉田先生延续我的工作,翻译了《檀香刑》、《四十一炮》等好几部长篇。可是好像大江先生对吉田的翻译不是太满意,他更愿意读英文和法文的译本。大江先生是伟大的作家,所以他的要求太高了。但在我看来,吉田先生的翻译有一定的水平,有日译本总比没有强很多。

日本文学对莫言的影响川端康成、松本清张都给予莫言启迪

南都:你选择研究或翻译中国作家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出名与否?在文学谱系里是否具有独特性?还是别的什么?

藤井省三:你刚才提到的两点其实都算我的标准。中国作家太多了,我能看到的作品可能只是百分之一。所以我主要是参考《当代》这些核心文学期刊、书店榜单加上朋友推荐。如果作品有助于日本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就会选它。

南都:八十年代有一批“先锋派作家”,为什么你偏偏选中莫言?

藤井省三:我还是最喜欢莫言的作品。但我一个人精力有限,所以我在日本的朋友们有人翻译苏童,有人翻译余华,他们翻译后,我也会帮忙写书评,便于日本读者理解,所以说各有分工。

南都:你第一次去莫言故乡是什么时候?给你什么印象?

藤井省三:1996年我在翻译《酒国》时第一次去高密。当时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是高密中学副校长,二哥做农民。我先来到高密,莫言的大哥把我领到家里。跟莫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我看到了莫言早期小说比如《透明红萝卜》的舞台原型。可是我很吃惊,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莫言小说里的气势磅礴。莫言写大河,可我看到的只有小溪(笑)。因为莫言小说的主人公是孩子,孩子眼中的小溪可能正是大人眼里的大河。莫言长大后,还能保留了如此丰富的孩童时代记忆,这就是天才。

南都:大江先生也是读了你的译本才认识莫言。能否谈谈你与大江的来往?

藤井省三:大江先生最早是在报纸上写书评,说读了我翻译的莫言作品,感触很深。大江先生给我的信和传真我都有保留,等大江先生百年诞辰,我会把他的信送给日本的文学馆。我还记得2000年,大江先生访问北京做演讲。在回日本的飞机上,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说“在去北京的飞机上,我重新读了藤井老师的文学史,我在北京的演讲里也专门提到老师的著作”。

最近,我翻译的莫言的新的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刚刚在日本出版,其中也收录了我新翻译的莫言诺奖演讲。我们把译本寄给大江,大江先生用传真给我们回信,表示祝贺,他希望日本有更多的读者能接触到莫言的文学作品。

南都:你能谈谈日本文学对莫言文学创作的影响吗?

藤井省三:莫言在创作严肃文学之前,发表的作品主要是宣传性质的小说。他在当兵期间,有一天在书店读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雪国》。看到第十七页,川端写到一条壮硕的黑狗蹲在那里舔热水。莫言非常兴奋,“原来这么写小说就会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脑子里这类故事太多了”。川端的创作富有日本文学“私小说”的气质,于是莫言也开始写作自己家乡的故事。

另外,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电影《砂之器》,日本十大推理小说家之一的松本清张在中国也非常流行。松本善于分析犯罪心理,来批评日本社会。莫言小说《酒国》的主人公特派检察官丁钩儿的形象就是受到松本清张的影响。

关于写作自由“莫言首先要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的写作自由”

南都:对“抄写讲话”事件你怎么看?

藤井省三: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很有效果。莫言是作协的副主席,为了国家过去光荣的文艺理论做这样的事,我可以理解。虽然莫言对外的发言十分慎重,可是在他的作品里,你可以体会到很强的社会批判性。外国人批评莫言往往把问题简单化。其实莫言自己就经历过非常困难的时代,像之前提到的1989年到1991年他被禁止发表作品,还有1996年他发表《丰乳肥臀》后,这本书被禁止再版。所以一直以来,莫言首先要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的写作自由,可能在争取他人的写作自由的机会就比较有限了。

南都:之前有人拿莫言的诺奖演讲和村上在耶路撒冷文学奖上“高墙与鸡蛋”作比较。你觉得可比吗?

藤井省三:村上先生在耶路撒冷能做这样具有公共性的演讲,可你要知道,他在日本国内,从来没做过类似讲话。他也怕这类公开讲话会影响到他的创作。村上看起来比莫言自由一点,但并不尽然。选择沉默和选择说话,要依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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