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看月亮的人:伽利略看见了什么

译者: marianne46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4-6,星期六 | 阅读:1,794
原文:Adam Gopnik: What Galileo Saw : The New Yorker
原作者:ADAM GOPNIK

面对宗教裁判所的伽利略:他极力争取信仰自由,然而教会却无法容忍他。

尽管伽利略和莎士比亚都生于1564年,都将迎来他们共同的的四百五十岁诞辰,但莎士比亚从未写过他的同代人。(莎士比亚这个聪明人,从来不写还活着可以抗议的人。)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得等上三百年,才拿到关于自己的剧本,而这部剧很不错: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的《伽利略》(Galileo) [1]是一部最具莎士比亚风格的近代历史剧,最鲜活而又矛盾丛生。该剧(第二版)是布莱希特在好莱坞流亡期间,于1947年和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共同创作。布莱希特塑造的世俗的享乐主义者和冷嘲者的科学家形象很难被超越、或被遗忘。他笔下的伽利略从荷兰人那里偷来望远镜的想法,讨好梅迪契家族以谋得一份闲差,仅凭小聪明和机智就创立了两门新学科——之后又因持有对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错误认识而受到教会的折磨威胁,他垮掉了,放弃了信仰,在耻辱中度过余生。

可以说,布莱希特曾是世上最后一个将要指责出卖诚实换取安逸的人,但他屈从于(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审问——称“我的活动……一直是绝对独立的纯文学活动”——在流亡好莱坞后的一段时间,他又附庸于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政府。本该做出谴责的最后一人却这样做了。伽利略不是殉道的英雄,而是变节者,即使他是天才之一,但他的耻辱或背叛的确塑造了近代科学的起源神话。“一个不能产生英雄的民族真是不幸,”他从前的学生在剧情高潮对背叛哥白尼信仰的导师说。“不,”伽利略回答,“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才不幸。”这是新知诞生带来的痛苦别离。他低声喃喃而语的那曾经被责难的关于地球的荒诞说法,“但地球仍然在转动,”并不能为遭受迫害的人带来多少慰藉,亦不为布莱希特所接受。

很多图书抢在伽利略诞辰周年到来之前出版,其中包括由伯克利的科学史学家约翰 L·希布隆(John L. Heilbron)撰写的精装大部头传记《伽利略》(Galileo)(牛津),同时还有新专题论文反映罗马宗教裁判所档案中的新研究。现代学者执着于研究古代官僚——甚至记录你的残暴行为,就会从历史中有所发现——而且新的研究带来了略微不同却值得注意的伽利略的反派形象。新的(而且不出意料教会也认可的)观点是伽利略的不理智为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教会别无选择。正如今天的智能设计论[2]者所说的,他们被允许“教导争论”,教会想将哥白尼和亚里斯多德的观点教为对立的假定,都看似可行,却都未经证实。伽利略就应该放过教会,说你想那么看就那么看。可他不会这么做。某种程度上,总会听这种拷问者抱怨:为什么你逼我这样对你?而这将用伽利略的一生来解答。

我们回顾过去,看到的是莎士比亚和伽利略的同年关系,但还有一对在伽利略在世时就被注意到并被传颂的更预示成功的关系:伽利略在比萨出生的日子恰好是米开朗琪罗去世的那天。事实上,可能相隔一周,但篡改的记载使得看起来是那么回事。他们的联系是真实而深切的。伽利略一生是作为工程师和天文学家,但他的初级教育几乎全是我们称之为文科的科目:音乐、绘画、诗歌和修辞——正是这些让米开朗琪罗的佛罗伦萨成为前几百年的文化首都。

伽利略备受自己冷酷而疯狂的母亲折磨——在他做出自己第一架望远镜后,她试图贿赂仆人泄露望远镜的秘密,好让她卖到市场上去!——而在伽利略的一生和写作中时常出现的某些大男子主义也源于这位古怪母亲的焦虑。然而,他更像他父亲凡山杜·伽利略,一位鲁特琴演奏家,更重要的是一名音乐理论家。凡山杜写了一本书,在语气和写作风格上都与他儿子后来写的惊人相似,他与古老的鲁特琴托勒密调音系统的决裂,正如他儿子与托勒密天文学说的决裂。很明显,古老调音中存在数字占卜偏见,无法通过耳朵的测试。年轻的伽利略理所当然地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家被赋予了思维自由。宗教裁判审问也是全神贯注地听,但这不是在音乐会。

伽利略的部分天才之处在于他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在造型艺术上的精神转移到了数学的、观察的方面。他采用了驱使佛罗伦萨画家审视世界和观察夜空的充满竞争的和以观察或实验为依据的方式。这些怀疑权威和开展实验的思维实践在用于观察星辰前,就已用在鲁特琴和石膏粉打底的蛋彩画的研究中。你只有研究前两百年的佛罗伦萨绘画,从马萨乔(Masaccio)晃动的石柱到米开朗琪罗扭曲的完美,才能了解知识如何在观察的竞赛中形成。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马克·彼得森(Mark Peterson)指出,年轻的伽利略用他新掌握的技能以一个几何学家的身份,对但丁想象的地狱结构进行了论述,掌握了“按比例放大”这个隐藏真理:那么大的地狱无法根据经典工程原理建造。但画家和诗人可以通过宗教对象的透镜,安全地,看待这个世界;而伽利略,从他自己的透镜看出去,却没看到任何的宗教事物。他们注视着人,看到了天使;而他看着天国,却没有看见。

16世纪80年代,伽利略在比萨大学求学,在那里他接受了那个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正统信仰——和大多数正统信仰一样是综合而成的。阿拉伯版本中的亚里士多德,最初引入了炼金术,接着是化学;更为虔诚的选择将这位希腊哲学家和圣托马斯·阿奎奈(St. Thomas Aquinas)合并到一起。他们都同意在本质上使物体运动的是禁锢于运动物体本身的源动力。宇宙被划分为规则的永恒的区域:地球是崎岖不平的,随死亡而堕落,因此沉重而不幸地稳居于宇宙的中心。上面的事物则是纯净、光辉而光滑的,就像文艺复兴浪漫主义中的女性,自负于自身的完美而高高在上。运动是绝对的。事物都有其不断被揭示的本质。你如果了解某件东西,你就能提前知道它将如何运动或作用。从塔上落下的一块砖和一颗炮弹,由于重量不同将会以不同的速率下降。而且对于所有这些信仰最好的论据,往往也是唯一的论据是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过,而你又是谁,凭什么那么说?

伽利略很快开始对这一正统信仰感到怀疑,他公开在和朋友的谈话和后来与其他欧洲自然哲学家的通信中公开地表达这种观点,尤其是在和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通信中。邮件已经是在个时代的奇迹。新科学以信件穿越欧洲来回传递,几乎就和电子邮件时代一样流畅。跟随第谷·布雷赫(Tycho Brahe)、开普勒和伽利略间三方通信,你会惊讶地发现没什么时间浪费在散步流言和发现上。人类的好奇心是令人惊异的加速剂。

开普勒鼓励伽利略公开表达他对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修道士(Copernik,历史上熟知的是不那么悦耳的拉丁名字Copernicus)的日心说的认同。他的系统公布于1543年,大大简化了天文计算,却几乎没有引起思想意识上的骚动。但只在半个世纪后,由于神父牧师逐渐知晓地球在被推向从属的轨道,日心说才变得太具争议而无法控制,甚至不能触及。

1592年,伽利略前往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在该城的大学任教。在兵工厂,他承诺帮助威尼斯海军夺回霸主地位,他用物理方法改进了由成排的罪犯划桨的桨帆并用大木船上的桨的布置。在那里,他靠设计、售卖新奇的机巧装置赚钱。他制作了一种军用罗盘,并为了支持自己的发明权而苦苦争斗。奇怪的是,他也靠给自己学生和有钱的主顾占星赚钱。(他相信占星吗?也许吧,至少他也给自己和女儿算,不收钱的。)

如果你试图选出历史上最好的居住地——考虑到梅毒、分娩死亡和所有其他抗菌素出现前的瘟疫——伽利略时期的威尼斯肯定是首选。最漂亮的城市,晚期的贝利尼们(Bellinis)和提香们(Titians)的画还未干,威尼斯也有美妙的音乐、歌妓一样的情人和永远聊不完、尽可畅所欲言的生活。伽利略称这几年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他成为了越来越坚定的哥白尼信仰者,但他有他自己的奇思怪想。他从不接受开普勒对哥白尼系统的行星轨道是椭圆的论证,因为他热爱圆形的完美;而且他肯定潮汐运动是地球在转动的最好证明,因为地球表面的海洋水随着地球转动明显地晃动。事实是,这是月亮在远处牵引海水——这对伽利略来说明显是胡说,而且他从不倦于嘲笑这一点。

尽管哥白尼并没有看到任何源自日心说的好想法,教会慢慢开始怀疑太阳中心说是异端地将人推离事物的中心。伽利略自己则看到了更多:关于地球围绕太阳以高速旋转的最有意思的事是,在正常的事物运动的过程中,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实。思想史上最深刻的见解之一是他慢慢形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惯性系”的概念:即在同一个系统中,无论是快速运动还是处于静止,其内部的物理现象是一样的——的确,“静止”与“运动”都是相对的概念。他坚持认为物理原则在所有惯性系中都是一样的。我们觉得地球是平稳而静止的,但它很可能在绕着宇宙飞转,正如我们将自己固定在船上,如果船平稳行驶,那我们就不会知道船在动。(对于纽约人来说,这一见解最好的例证就是普通车和特别快车在平行的地下铁道铁轨上追赶,以同样的速度相伴而行时,突然就感觉像静止了)。快慢、大小、上下都是相对的情况,改变是基于你所处的位置和你移动的速度。这一概念推翻了绝对论,并推广到球体的运动。伽利略领会了他的发现的某些意义。后来写道,“由于我们自然的和人类的原因,我认为‘大’、‘小’、‘极大’、‘极小’等说法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同一事物和不同的其他事物对比,有时是‘巨大的’,有时又是‘渺小的’。”但他只是偶然地看见自己能推动这条原则走多远:他认为太阳是一切的中心,并不反射。而最终,太阳自身可能也绕着其他星球旋转。

1609年,伽利略听闻有一种荷兰的小器具能让你看清远处的船只和房屋。之后一个朋友将尺寸和基本结构寄给了他——两个透镜装在一个48英寸的管中——他开始研究,不出几周便做出自己的望远镜。12月的一个晚上,他将望远镜对准了月亮,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景象。或说,之前有很多人拥有荷兰的镜筒或很多人透过镜筒看过,他知道他此刻看见的是这个时代从未有人见过的——某些斑点的阴影是环形山和山脉。月亮并不是一个坚硬、圆润的球体;它是有地质特征的。

几周后,他将望远镜对准了木星。他潦草地记在一个信封背面的笔记,至今仍然保存在纽约摩根图书馆。他震惊地发现木星周围还有四颗小行星。在思想史上的这一仍令人心跳加速的时刻,他注意到,这些行星一夜又一夜在这颗巨大的星期周围像跳华尔兹一样的前后移动:先左,后右,从不停下脚步,就像这颗星球有某种吸引力令它们想要靠近。直觉在他脑中一闪而过:靠近木星的新星就是卫星,就像月亮绕着我们一样绕着木星旋转。因此它们的光也可能是反射光,就像我们的月亮一样。所有的月光可能都是被一面“天镜”反射的太阳光。然而更重要的是,借助望远镜就可看到天空中有个小型的哥白尼系统。

如何夸大望远镜对伽利略的发现的重要性都不过分。这是他的象征和标识,第一个明日之星,是爱迪生的电灯泡和史蒂夫·乔布斯的苹果手机的祖先。伽利略这个骨子里头的托斯卡纳的机会主义者,匆忙写信给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公爵,暗示说,只要给他一份工作,他就会以梅迪契的名字命名新星。他想要回到佛罗伦萨,似乎部分是因为他想说服那些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耶稣会会士,他们会聚集起来接受他的世界观。他想,说服强大的耶稣会会士接受新科学,那自己就不用担心宗教裁判所或教皇。伽利略感到自己已经处于相当的宗教压力下,为了继续研究,他将自己和开普勒的信件中谈及的发现加密。他甚至用密码给开普勒写了一封关于金星位相的信,以“Oy!”结尾。真的,他这样做了。希布隆笑着暗示,这暗示犹太人的祖先。(没有证据存在表明开普勒回复了“Vey!”)

遍及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被希布隆称为“低级的幕后恐怖主义。”(伽利略的一个仆人已经向他报告说不要经常到人群中去。)这是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意味着要服从法律和家族的影响,自甘腐败,却不愿杀戮。不愿意并不是不能;近到1600年,罗马宗教裁判所当众烧死了伟大的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他只是教授世界的多元性的教义,这与伽利略的多卫星学说一样让人不安。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哲学家是很少见的;另一方面,你要活活烧死多少哲学家才能让其他哲学家在他们说出其他煽动性言论前停止再三思考。

意大利天主教会这个机构里,没几个统治者真正把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当回事,但他们仍独掌道德和法律大权,而有野心的聪明人在这里才能往上爬,即便没有家庭关系(尽管他们帮忙了)。只要不触犯其核心权力,教会对所有事情都是睁一眼闭一只眼。

接下来的二十年,伽利略试图继续我们称之为基础研究的工作,同时和教会协商让他继续工作。最终他和教会达成了某种隐晦的共识:如果他只是将哥白尼学说当作假设,而不是关于世界的真理,那就可以接受——如果他声称自己的工作只是“历史(istoria)”,而不是“证明(dimostrazione)”,宗教裁判所就可以放任他不管。意大利词传达了同样的英文意思:以想象新的关于宇宙的故事为乐是可以接受的,而证明它的原理却是不能容忍的。你可以计算、考虑甚至和哥白尼一起假设。你只是不能相信他。

再一次,这种在表面上令人费解的差别,也适用于当代中国:你可以参与自由市场,做芝加哥大学要求的所有预测。但你不能出版一本书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对了而毛是错的。伽利略甚至先后六次谒见了对他表示同情的新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老练的巴尔贝里尼(Barberini)家族的一员——在面谈中,他大约承诺以伽利略对哥白尼学说保持沉默换取自己的言论自由。这是个有毒的承诺:尽管伽利略,一如往常的自负,认为他能耍手段将他所想表达的核心是哥白尼学说这一观点糊弄过去。

1632年,随着他的著作、宣言、诗歌和喜剧《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 的发表,事情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本书是发生在威尼斯的三个好求知的朋友之间的对话,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唤起那段快乐时光——是伽利略曾有过的那些夜晚和对话的高度风格化的版本。为了纪念那些夜晚,他给用自己朋友的名字命名其中的两个角色:萨尔维阿蒂(Salviati)完全为伽利略说话,而沙格列陀(Sagredo)代表诚实、有常识的非科学家的普通大众。他创造了第三个傀儡角色辛普利邱(Simplicio),结结巴巴地为亚里士多德和当权派——其他的世界系统代言。萨尔维阿蒂形容他是“那群人中的一个,他们为了了解诸如此类的问题如何发生,不会自己去研究船、弓箭和大炮,而是退回他们的书房,翻翻索引和目录看看亚里士多德是否对此说过什么。”亚里士多德正是代表海德格尔(Heidegger)或安·兰德(Ayn Rand)这些的完结的思想家的“辛普利邱”。他们的每一个思想必须是正确的,即使他不能说明为什么是在这样的特例里:它解释了除任何事以外的所有事。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是曾经出版的最有趣的经典科学著作。以方言写成——最好的现代翻译是斯蒂尔曼 ·德雷克(Stillman Drake)的版本——它使用了所有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手法:讽刺、戏剧、喜剧、挖苦、尖锐的冲突和独特的异想天开的诗意。有些段落在四百年后仍然很有趣。一度争论在于高傲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堕落”的必须和纯洁的有不同的轨迹,沙格列陀指出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作家“必须相信如果一只死猫从窗户掉出去,那活着的则可能不会掉,因为一具尸体享有适合活人的属性是不合适的。”这种对话在哲学上也是成熟的。尽管伽利略/萨尔维阿蒂想要辛普利邱和沙格列陀认识到了解自身的重要性,但他也希望他们认识到不能过于相信自己。他承认,哥白尼思想是违反直觉的——地球肯定似乎是没动的。要有思考的勇气去领会地球转动的观点。

伽利略的语气是激动人心的:他努力寻找事情的真相,眼睛不放过任何运动,从空中飞翔的鸟到水平发射的炮弹的实际运动,从星星发光的方式到周围动物的所有运动骨骼的运动方式。也有有趣的时候,当沙格列陀试图向辛普利邱解释表象如何具有欺骗性时,他提到“夜晚沿着街道走路的人看见月亮划过屋檐时,会觉得月亮在跟着自己走,迈着跟他们一样的步子。”你不能相信你的眼睛,但你也不能相信旧的书本。你能相信什么呢?什么也别信,真的,这就是伽利略/ 萨尔维阿蒂的答案,那只是些易变的感觉印象和强硬的观点。“因此,辛普利邱也没有提供论据和证明”,萨尔维阿蒂在托马斯·索尔兹伯里(Thomas Salusbury)精译的詹姆士一士时期的译本中断言,这至今仍是科学的口号,“再不要信书本和权威,因为我们争论的是可感知的世界,而不是书中的一张纸。”

当代科学史学家倾向于反对所谓的科学革命是凭空出现的,相反强调这是中世纪的占星术和炼金术的延续。而且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人们某一天在欧洲进行研究占星术,之后就有了这场革命,所有人开始进行研究天文学。牛顿研究炼金术;伽利略绘制所有这些算命天宫图。但如果你不能从语气和性情上分辨伽利略的声音和之前的声音,那你就不能分辨粉笔和奶酪。区别是明显的,如果你将占星家实际做的事和新的天文学家在进行的研究进行比较。格林·帕里(Glyn Parry)对伽利略同时代的英国魔术师和占星家约翰·迪伊(John Dee)的充满趣味的新传记《英格兰第一魔术师》(The Arch-Conjuror of England)(耶鲁),展示了迪伊以自己奇特的方式,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和一个真正的智者。他从布拉格赶往巴黎,与其他的占星家讨论并发表文章,与同盟切磋,攻击对手。他并不是骗子。他的生活完全有模有样地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人们不安地觉得这或有几分像是今天的宇宙弦理论家的生活。

有模有样像是搞科学的……但确有几分可笑。迪伊从没问过自己,“这是真的吗,还是只是胡说?”如果它有几分可行的,而你又绘了一幅看起来很酷的图,它就是有价值的。伽利略从未停止问自己那个问题,即使当它并不是胡说,但听起来很像。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潮汐问题上搞错了;月亮在远处作用的解释听起来很像是魔法。伽利略的性格并不是洞悉一切、好求知,相反,他对寻常故事感到愤怒和不耐烦。新的故事也许难听,但并不是废话。“哥白尼系统的确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中制造了动乱,” 萨尔维阿蒂在《对话》中承认,“但我们对待的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的宇宙。”

考虑到很快会发生什么,奇怪而令人悲哀的是,《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包含了一些曾写过的最好的“妥协者”的花言巧语。反对观点认为哥白尼的宇宙学说中太阳系外那广阔的空间,是太过庞大而不美的。对于此伽利略用自己的傀儡问道,对于什么来说太大?要多么自以为是才说这大到超出上帝的头脑!上帝对美的概念肯定跟我们不同,也更具包容性。事实是上帝将目光放在麻雀身上,意味我们无法像上帝那样看到麻雀和太空的空间。

有些不那么明确提出的论点现在被聪明的妥协者用于支持进化论。进化论并不是智慧设计的一个选择;从真正的智慧设计师的观点看,这就是智慧设计。在教会貌似仁慈的保护下,只要教会让他继续研究,伽利略就觉得很满意。

但教会不让他继续。他尽可能的求取教会的容忍,但教会还是容不下他。一部分的麻烦归咎于他自己的骄傲自大:他记得在最后将教皇最喜欢的哥白尼学说是“假设”的观点写进自己的书里,但他将这作为辛普利邱的结束语,而当你将教皇的惯用辞句借辛普利邱之口发表,最好确保这个傀儡不叫蠢蛋。但这比侮辱更严重。无论说什么符合信仰和哥白尼的话,宗教根据其杜撰的尺度决定。心胸狭窄的国内教条主义者常常只是可笑的(就像《愤世嫉俗者》(The Misanthrope)中的阿尔切斯特(Alceste),或者是几乎任何美国情景喜剧中的父亲形象)。人必须是在宇宙中心的一个稳定星球上,否则天主教徒所宣扬的核心,即宇宙的全能的统治者只靠派自己的儿子到下界来受难至死来满足自己公正感,这一点似乎有点焦躁。尺度很重要。如果超人卡拉克·肯特(Clark Kent)从未离开小镇(Smallville),那么超人的重要性将会大大削弱。

历史学家托马斯F·迈尔(Thomas F. Mayer)的两本新书探讨了伽利略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伽利略案》(The Trial of Galileo)(多伦多)具体讲述了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而他更长的《罗马宗教裁判所:伽利略时期的教皇官僚和其法规》(The Roman Inquisition: A Papal Bureaucracy and Its Laws in the Age of Galileo)(宾夕法尼亚州)深入研究了当时的社会和知识环境。迈尔反对传统的说法,用另一学者的话说是,“包裹在杜撰和误解中。”但当你仔细阅读他收集的证据,这些荒诞的说法似乎是正确的:伽利略写了关于世界的书,称地球绕着太阳运行,而教会威胁他如果不停止这样说,就要折磨或杀了他,所以他停下了。迈尔认为如果伽利略不那么顽强不屈,对于科学来说,事情可能会好得多;然而迈尔的论据本质上只是很受当代史学家欢迎的那些成果之一,“如果你设身处地地想,用恐怖的折磨威胁他们,让他们对自己的想法闭嘴,只是教会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

无可否认,伽利略案是官僚作风的乱局,责任交织错乱,它留下了大量未解决的问题:哥白尼思想是否被宣称为是异端,或伽利略如果只是简单地被判为自己承诺不这样做后个人却继续推行哥白尼学说会怎样。但肯定的是,1633年,伽利略受到折磨威胁,被迫下跪发誓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书籍,余生一直被软禁,遭受严密监视。(即使有一个相当宽松的说法: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前去探望他,被监禁的科学家形象出现在弥尔顿辩护言论自由的书《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中。)伽利略的话,读起来隐隐有一丝讽刺意味:“我不坚持哥白尼学说主张,且在被强制令要求放弃后也不坚持它。”注意他并没有说他从未信仰,或者若他不被强迫他将不会继续坚持。

他会如布莱希特所希望的采取其他的方式,做得更英雄气概一点吗?弥尔顿笔下的伽利略是个被不容异说的偏狭拘禁的自由人。有人想,莎士比亚的伽利略会是什么样,他曾经写过他吗?在某种意义上,他以福斯塔夫(Falstaff)的形象写过他,那个看透荣誉和忠诚游戏的纵情声色的聪明人。伽利略的神话并不像那个胖骑士的,中世纪的勇气和荣誉的伦理故事被现代的狡猾、风趣和自知之明所替代。殉道是信仰的试练,但考验真理的还是真理。一旦书籍出版,谁还在乎你为了救命而撒的显而易见的谎言?我们必须相信奇迹的最好的原因是人们为之赴死的奇迹。但我们必须相信木星的卫星存在的最好原因是没有人需要为了他们是真的而准备去死。

因此科学家可以对拷问者不屑一顾,说你想让我用什么方式说,我就按你说的来。你已经用了水刑,星星还在那。如此多的伟大科学家真的追随了伽利略,对他们的发现回避责任和逃避后果,这并不是偶然。在天才的花名册上,逃避世俗的责任似乎实际上是个的固定主题。牛顿(Newton)以疯狂避世,达尔文(Darwin)则煞费苦心地将政治活动推脱给赫胥黎(Huxley)。海森堡(Heisenberg)的摇摆不定也是政治上的——他为希特勒做了核裂变研究——以及量子力学研究。科学家要有英雄的头脑,而不是英雄的道德。正是这一点推动科学前进。

译注:

[1]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伽利略》:该剧共有三个意义不同的版本。第一版的意义首先在于反法西斯的政治斗争,后两版则主要传达了对科学以及科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

[2]智能设计:智能设计是相对进化论的一种假设。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认为,“在自然系统中,有一些现象用无序的自然力量无法充分解释,以及一些特征必须归结于智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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