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脱离枷锁回归自我

作者:资中筠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4-18,星期四 | 阅读:1,773

父亲学了10年经济学,母亲受益于黄炎培的办学

资中筠(资料图片)

我父母同岁,都是世纪同龄人。父亲出生在湖南山沟里,家里算是个小地主,生活还过得去,但也不是很富有。父亲起先在家里上私塾之类的,废科举以后没多久县里就有小学了,就是新式学堂。当时,县政府拼命宣传,说服大家把小孩送去上学,上学不仅完全免费,而且还发校服。父亲曾对我说,他一辈子上学就没用过家里的钱,从上小学起就是政府倒贴钱给他们去上学。

父亲中学毕业时才17岁,家里给他说了个媳妇,并且限制他上大学最远不能出长沙,父亲不愿意接受这种束缚,逃婚跑了。这也是那时候青年中间的潮流。他跑到上海,本想考清华,但因英文不好没考上。恰好碰上官费留日招生,他通过了考试,就跑到日本去读书了。那时青年人都是想救国的,不管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大概他是想经济救国。所以,从1917年到1926年,他在日本读了10年经济学。父亲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从政的意识很强,非要参加什么革命运动,但思想上肯定受到当时的新潮影响,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他毅然回国。

母亲是浙江湖州人,那个时候叫吴兴县,现在叫德清县,那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鱼米之乡。外公做过不大不小的官,据说是松江府台之类,但是去世比较早,因此家里也有点儿困难,并不是很有钱。那个年代女孩子还是要缠足的,可母亲家比较开明就没有缠足。面对当时各种维新、革命运动,外公曾对孩子们说:“我是食君之禄,只能忠于大清朝了,但是你们可以去做你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母亲有幸考进黄炎培、史良才等人办的女子职业学校。那所女子蚕桑学校位于苏州浒墅关,水平大概相当于中专和大专之间。在那里上学的,都是社会上比较开明的女性。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和她是同学。

这个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养蚕制作丝,改良蚕丝业。现实意义非常明确,与日本丝业竞争,战胜日本,守住中国蚕丝业的优势地位和市场。母亲这批女学生搞科学养蚕,从德国进口显微镜,研究蚕的生长。假期实习分成小组,到养蚕户家宣传、传授科学养蚕的办法。母亲最后的工作是在黄炎培办的女子职业学校任蚕桑科主任。

父亲喜欢新式女性,但又不希望母亲工作

母亲比父亲出道早,父亲毕业回国时,她已事业有成,她想做事,一再推迟婚期。从确定关系到结婚,我父亲等了她十年。最后母亲被感动,就同意结婚了。婚前母亲给父亲“约法三章”:一是不到他们家去当儿媳妇。那时候浙江人看内地的省份,比如湖南,觉得他们闭塞落后。母亲是书香门第,又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不愿当封建大家庭的媳妇。但是要他们家正式出来一个人到上海来主婚,以表示是明媒正娶。既不去当媳妇,又要明媒正娶,母亲这两样都要。二就是我父亲不能从政、做官。不能从政的原因很有意思,一到官场,就有上下级,对上总要卑躬屈膝,而且母亲很讨厌那些官太太,不愿意跟那些官太太来往、打牌。三是在经济上要有自主性,得有经济权,父亲不得干涉。因为我母亲喜欢帮助别人,而且她特别喜欢资助别人上学,她希望父亲别干涉她这些,别太小气,这些我父亲都答应了。

不过,父亲还是有点儿旧的思想,一方面他的择偶条件很新,就是喜欢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而且要志同道合。但他又希望她结婚以后最好在家里呆着。父亲虽然没提出这个条件,但是最后就把她关在家里了。母亲看似约法三章很厉害,实际上牺牲了一生的事业。

父母结婚以后,黄炎培和冷御秋还曾专门跑到家里去跟我父亲谈判,要请母亲去丝业改良委员会任职。在他们的劝说下,父亲被说动了。可是不久母亲怀我了,暂时不能去工作了。后来又得了肺结核在家修养,慢慢脱离了原来事业的环境,逐渐变成家庭妇女。上世纪50年代,母亲曾告诉我,她觉得自己挺遗憾的,后来没有什么成就,不像费达生一直献身蚕桑事业,做出不小贡献。所以母亲那个时候精力没处使,就只好在我的身上下功夫了,对我的管教特别严厉。

民国时期的教育很成功

我当时所受的教育,以及整个的民国教育,并不存在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现在动不动就说“西化”怎么样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失传了怎么样。其实我们这一辈人,包括我们上一辈人,都不会觉得中西文化有绝对冲突。我从一年级进学校就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年级开始写文言文,在母亲的“发蒙”下从小读古书很多,《论语》就是母亲教授的。

中学除了国文之外,还有经训课,就是四书五经选读。同时念英文,还朗诵美国的《独立宣言》,另外我们还有公民教育的课程。所以,我从小对于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思想有认同,这些都不会妨碍我同时接受传统道德和文化修养。现在一说西方的东西,都不得了了,洪水猛兽了,非得拿出孔子来镇一镇,这正说明我们整个价值观的断裂。

我觉得民国时期的教育还是很成功的,那时候的学校,每一个校长都有自己的理念,他按照他的理念办学校,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有不同的校训,但是大同小异,骨子里都是相通的。

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钟书

1947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候抗战刚结束,清华、北大和南开还是联合招生。从1946年复校后第一次在全国范围招生,1947年是第二年。原来只在西南一隅招生,复校后短期内不可能扩大名额,而招生范围忽然扩大到全国,录取比例之低可想而知。特别是像清华、北大那样的少数“国立大学”全免学费,是贫寒子弟力争的机会。我报考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清华落榜,先上了燕大。可我挺不甘心,在燕大读了一年,1948年又考转学,直接上了清华外文系二年级。

1949年后,清华开始搞“肃清帝国主义影响”运动,外文系是重点。当然也还是继续上课,我写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钟书先生。那时候钱先生刚回国,没有后来名气那么大,只是感到他是一个比较年轻、学问特别渊博的教授,讲课很吸引人。

抗美援朝运动后,同学们推选我向系主任吴达元先生要求取消毕业论文,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这个提议当然被驳回了。不过,最后半年主要是开会、思想改造,我又积极申请入团,就没心思学习,钱先生虽然不满意,但还宽厚地给了我90分。毕业之后,原本我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按专业,我本来分配到它下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局,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可是去报到时被扣留在另外一个处——宗教事务处。

在“和大”配合苏联搞统战

1952年,新成立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在中国举行第一次的国际会议——亚太和平会议。这时就特别需要外文人才,我就被借调过去。1953年,我正式调到“和大”工作,1956年被派驻维也纳。

实际上,“和大”就是配合苏联的外交政策工作。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双方都要争和平的旗帜,都要把局势紧张、战争威胁的责任推给对方。因此,苏联在布拉格开了一个世界和平大会,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就已经派代表去参加了,这个会议之后就成立了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接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都成立了同样的组织。

我在“和大”时主要的工作,一方面是专门配合苏联开会。苏联要想宣传一个和平外交主张的时候就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搞一个名目:“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或者“裁军会议”,然后各个国家派代表去参加。另一方面,中国也想趁这个机会打破美国的外交封锁,与许多没有建交的国家发展民间往来。

配合苏联外交工作这个事情,相信你们会觉得很神秘,确实也是很有意思。战后欧洲的主要国家知识分子大部分左倾,凡是有名一点的知识分子,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路人,或是左翼社会党。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成相当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开会时,真是名人云集,有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几个副主席也都是大人物,代表中国的副主席是郭沫若,代表日本的副主席是西园寺公一。

当时有一个原则,就是离西方越近越好,可惜真正的西方国家进不去,所以开始总部设在布拉格,后来就搬到维也纳。每一次开会要通过好多好多决议,世界上有什么斗争我们就支持什么斗争,各个小国家或民族解放组织的代表,唯一的要求就是通过支持他们斗争的决议。比如通过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独立斗争,要求释放肯尼亚的民族领袖肯尼亚塔等等。

我记得,1958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时候,我们开会必然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的议题。但是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有争议的,因为法共和苏联对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的态度跟中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后来几年主要就是支持越南人民斗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那时越南的代表讲话总是得到全场起立鼓掌。

跟着郭沫若见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萨达特

1955年在新德里举行“亚洲国家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是为亚洲团结运动之始。印度作为中立国家担任主席,出面是尼赫鲁的嫂子拉米西瓦里·尼赫鲁夫人。后来非洲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埃及出现了纳赛尔革命,于是扩大到“亚非人民团结运动”

1958年在埃及开会,成立“亚非团结委员会”,把埃及捧上去,主席是埃及人。这样我们机关又多了一个牌子,叫“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那次会议我跟着郭沫若一起去萨达特家里,他那时是埃及国民议会主席。埃及这些国家的上层人士都是挺神气的,按现在的话说“都挺有范儿的”。他们自己不讲外文,正式讲话都是阿拉伯文。但是他们的夫人基本都是新式女性,都不带面纱,许多曾留学欧洲,英、法文很流利。在我的印象里萨达特夫人挺漂亮、挺新式。那天,萨达特没有穿军装,态度也挺谦和,谈话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我们表示支持埃及人民的反帝斗争之类。没想到多年后,他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言和的埃及总统,又不幸被刺了。

各代表团的团长还受到过纳赛尔的接见,我也陪郭老参加了。他的接见与我国领导人见外宾完全不一样。他这个人非常神气,我们所有被接见的人像赶鸭子一样,先被引到在一间空屋子里等待,包括郭老在内,都没有地方坐。大家站在很空的房间里等纳赛尔。半天,忽然通知纳赛尔要来了,让大家站成一圈,他的助手先在前头喝道,纳塞尔一身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一一握手,然后就站在那儿发表一通讲话,连个座都没有,也不和客人交谈。然后就退场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太傲气了。后来我发现不少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袖都有点这个味道。

困难时期主动要求回国挨饿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这件事对整个欧洲的左翼触动很大,我自己也很震惊,至今印象还很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国内是看不到的,我们在国外自然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刊登了秘密报告的全文,我看完后很震惊。你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洗脑已经被洗得差不多了,非常坚定地相信国内所讲的一切,也就是不管斯大林犯了什么错误,也还是要拥护苏联,不能让帝国主义钻空子。

不久,爆发了匈牙利事件,国际上有好多原来的共产党员退党。紧接着就接到国内的一些精神,意思就是说我党一向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有错误。但是越到这种时候,共产党人越要坚定,就是要经得起考验。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有些人退党了,党就更加纯洁了。我当时还不是党员,就想要特别注意自己要经得起考验。我当时认为,这是斯大林个人犯了一些错误,不能因此对共产主义事业动摇。

1958年,我们听说国内“大跃进”了,粮食多到吃不完,农村吃饭不要钱,兴奋得不得了,以为中国了不起了。到1959年的时候,又听说国内经济不好了,大家生活很苦,有的地方还在挨饿。现在的人一定不能想象,我们几个年轻人,包括我跟陈乐民就觉得自己在国外养尊处优非常惭愧,就申请回国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也就是一块儿去挨饿。我们根本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造成经济困难,是不是政策失误了。只是觉得在这种时候,我们在国外与国内生活反差太大,是惭愧的事情。1959年夏,我和陈乐民暂时奉调回国,不久就真的感到匮乏的滋味了。后来,赶上中苏交恶,和平运动也分裂,我们就没有再回维也纳。以后几年我也尝到饥饿的滋味,身体浮肿,不过比起农村来还要好得多。

不喜欢人们总是介绍我曾是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我最不喜欢人家老介绍我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翻译,好像这样就算是抬高身价,是一种恭维。我是做过这方面工作,但不是我主要的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跟“文革”时期不一样,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我1959年回国,当时国家领导人见外宾由国务院外办派翻译,外办掌握一个各语种的外文干部名单,大约经过审查、历史没有问题、业务又比较好的。想必这个名单里就有我。平时,这几个人在本单位该干什么干什么,遇到领导人有外事活动,由外事办公室抽调使用。一个语种有两三个人,需要时通过本单位办公室通知你。

大概从1959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我此类任务比较多,因为我会两种文字,英文和法文。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到所有领导人可能都翻过,当然周总理最多,因为他外事活动最多。周恩来比较喜欢用我们这些在“和大”工作过的人,因为我们接触面广,当时世界各地的热点问题都知道一些。虽然外交部也有很好的翻译,但是他们分管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别的地区就不熟悉。

每年国庆周恩来都要举行一次国宴,有时春节请外国专家等,他也出面。宴会上,我们几个翻译就坐在一个地方,总理起来要巡回祝酒了,赶快跟在后头一桌一桌转。例如他要与拉美的人说几句,西班牙文翻译就赶快向前几步。

我第一次接触周总理是1954年,“和大”接待一个印度艺术代表团,那个时候印度是我们除了苏联之外最重要的邦交国了,对他们的接待规格很高。为印度艺术代表团举行的一次酒会上,大家都是走来走去,乱糟糟的。忽然周恩来来了,他进来不是前呼后拥,虽然有警卫,但我们看不见。周恩来进来就跟大家碰杯,这时我跟几个同事在一块儿扎堆聊天,我印象挺深,他忽然过来跟我们说:“你们认得我吗?我叫周恩来。”我们几个姑娘大为惊喜,赶快说认得,他随便问了几句就走开了。

第一次见毛泽东就更没什么特别。记得是1959年国庆节,我陪着来参加10周年国庆的一批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领导人,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时间到了,就有礼宾官叫我领着他们去一间小屋子见毛主席,说了几句客套话。这些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领导人,也没有现在想的那么神圣不可侵犯。

我为什么对这样一种介绍反感呢?因为好像一个人的身价随着他为之服务的人的身份而提高,而我追求的是自己独立做出的贡献。即使是翻译,实际上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和经典著作的笔译比给领导人翻译更难,更见水平。另外,到“文革”之中,一切都不正常了。毛主席完全被神化,极少人能接触到。“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翻译,真的被赋予一种特殊身份。我那时已经在干校劳动。我出于洁身自好,也怕现在人不了解情况,引起误解,所以总要予以澄清。

属于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1964年,我大病一场,前后两年,紧接着就赶上“文革”。说来我还要“感谢”“文革”,要是没有“文革”的话,我的病不会彻底好。我得的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这个病就是由于工作压力大、太紧张了。现在的翻译特别娇气,同声传译一个钟头换一次,我们那时都是从头盯到尾,8个钟头最多两个人轮流,有时就是一个人,而且秘书工作、起草文稿等都要做。

尤其是中苏有分歧之后,双方常常为了一个决议要争一夜,就是一个字也要争夺。其实,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用词分寸如何?骂帝国主义到什么程度?一个文件中出现几次美帝字样,那个时候觉得重要得不得了。国内都有指示,争不到自己要的,苏联代表回去难交差,我们代表回去也交不了差。我们这些翻译就得陪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抠。那个时候年纪轻,不在乎,吃兴奋剂,硬挺着。我最长的一次,连续不睡觉,工作了48个小时。忽然有一天身体就完全垮掉,病倒以后非常虚弱,大夫说我以后不能再做高强度脑力劳动的工作了,当时我挺伤心的。病初步好转后就上半天班,休养时间太长,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赶上“文革”,不久就下放,成天去干体力劳动,不读书,不看报,病就给养好了。

我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业务上又需要“用其一技之长”。到“文革”前已经工作十五年,连个科级都不是。级别不高对我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文革”的时候没有达到挨斗的级别。虽说没有被作为“当权派”来斗,但还是挨了不少大字报。群众批领导时,认为领导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重用我这种人。这主要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起先我还不知道,我被使用的情况很突出,在别人看起来,就是你一天到晚跟领导做重要的事情。“文革”初期,同事们贴我的大字报,我才知道虽然我努力改造,但是在群众眼中,我从来被认为没有改造好。在单位里打扫卫生,我都是一马当先,但是也白搭,人家不承认,出身是无法改变的。确实,由于出身的原因,我举止跟劳动人民可能还是差得比较远,由于工作的性质,不大可能多参加机关的群众活动,总是不能“打成一片”。运动一来,各种不满发作出来,后来我感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又觉得不能怪我,感到委屈。不久,我就被下放劳动了,起先是在京郊。林彪的“一号命令”后,我们单位整体去河南,我一家三口在河南农村待了一年半。

要求调到研究部门,脱离迎来送往的“官场”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周恩来预计将会有一个外事工作高峰,所以就要求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外文干部先调回北京待用。那时,我在干校一心学习当农民,已经不问天下事,不作回京的打算了。1971年秋我忽然从干校奉调回京。当时“和大”已经撤销,合并到对外友协,我就分配在对外友协“美大处”工作,随后任美国组组长。尼克松访华时,我就被借调到外交部参与了接待班子。尼克松访华的整个随行团有400人,其中200人是记者,包括各大报纸、通讯社、三大电视台和几家广播电台,所以接待任务很重,需要很多人。我被分配到记者组。第一次开会,发现许多过去群众团体的熟人,我们以前开国际会议常常互相借调,所以很熟悉,大家有劫后余生之感。他们不少人比我受冲击大,有的真的是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对外交部的人我的感觉相反,过去比较熟的人都不见了,大部分还在干校。留在部内的是被认为“站队站对了”的,还有新上来一批都比较年轻,而且态度相当不可一世。

尼克松访华整个过程非常机密,我们被调上来的这些“外单位”的人就算外围,不能了解太多情况。我们这些非外交部的人其实都是外事岗位的“老资格”,如今受此歧视,都感觉不平,但也无可奈何。这就是当时的政治气氛。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常常有一种挫折感。从我开始工作一直到“文革”之前,一直都是论资排辈。有些人读书不多,水平不高,就是资格比我老,而我永远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文革”之后强调起用年轻人,那时提拔干部得30岁以下,我这种“文革”前的老人,总好像是留用人员,既不是新上来的人也不是根红苗正。同时,自己阅历也比较多,经验也比较多,而此时不得不去服从那些比我资历、水平差好多的人。明明他说的根本就不对头,或者他根本不懂,还得尊重他的意见。特别是“文革”中荒唐事越来越多,随着是非观念的觉醒,我感到无法继续做驯服工具。这时候,我原来受母亲的影响、希望远离官场的本性就浮现出来。以前一直是把它作为“革命工作”,此时越来越感到就是“官场”,一级压一级。同时又感到自己劳碌半生一事无成,什么也留不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稍稍可以表达一点自己的意愿时,我就坚决要求调到研究部门,脱离这种迎来送往的活动。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档案资料对研究帮助很大

那时候,我们这些所谓高级翻译、高级外文人才,登记在册不能离开外交部系统。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外交部所属的单位,就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现在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外交部是最边缘的部门,通常是储存历次政治运动被贬的干部的地方,等“落实政策”再调回本部。我回绝了到驻外使馆的“商调”,主动要求到研究所。

国际问题研究所有非常好的图书馆,这是得天独厚的,即使在“文革”时候,它都有特权进外国的书,档案资料非常全。我意外地发现整套的美国解密外交档案,如获至宝,在图书馆看了半年,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一文,发表在研究所的刊物《国际问题研究》上。这篇文章完全是从美国的档案里挖掘出来的材料。文章发表时,正好赶上中美关于对台军售的谈判。我的文章正好说明美国一直有把台湾分离出去的设想,而且完全是美国自己档案里头的证据。当时,外交部长黄华主持整个谈判,他看了非常高兴,就推荐《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其实,我并没有受命写这篇文章,但是大家都以为我是配合谈判写的,所以这篇文章就受到很大注意。当时,中美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全世界都关注,所以全世界的各种语言都翻译了。后来我到美国去开会,拜访一名国会议员,发现他的桌上都有我的文章。之后,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交流,我老老实实一直在档案馆和图书馆研究,收获很大,回国时复印了一大批资料回来。就写出第一本书——《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脱离枷锁回归自我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飞机上遇到李慎之先生,正好我们坐在一起,就谈起对现在外交的看法,一路谈得很好。我们都认为当时的外交太僵化。我原来不认识他,这样一位老干部,思想如此解放,谈话如此坦率没有官腔,印象很深。他刚组建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下飞机时,他就邀请我到美国所工作,还说“外交部的事情,我去运作。”大概是运作了一年,也没成。后来李慎之提出要我去当副所长。按照人事惯例,外交部不放人就是“耽误我的前途”了,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从此之后,我真正走上了学术的道路,这一年是1985年,我已经55岁了。

其实,大概从“文革”后期开始,我的思想就开始有变化,可以说是自我启蒙。改革开放以后逐步从枷锁里脱离出来,回归我早期的教育所形成的本色,这是不费什么劲的。我接上了自己的传统之后,就越想越明白。我几次要求调工作或辞职似乎都是在逃离,实际上是在回归自我。我自问不是大胆叛逆之人,只能洁身自好,在有限的可能条件下尽量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正义感比较强烈,对谎言和非正义之事容忍度较小。自己衣食无忧,总不能忘怀民族的前途,不能无视民间疾苦,也是基本教养之一,总是忍不住要发出声音,并非是有什么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在完全退休之后,讲真话的空间更大一些,所以如果学术上、思想上有一些成果,大部分还是在退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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