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青春文学:“80后作家”群像

作者:张玥 | 来源:外滩画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6-3,星期一 | 阅读:1,534

受访的七位“80 后”代表作家。

“我怀念过去的你,怀念我留在单车上的十七岁,怀念曾经因你的一阵微笑而激荡起来的风,夹着悲欢和一去不再回来的昨天,浩浩荡荡地穿越我单薄的青春。明亮。感伤。无穷尽。”

这是 2003 年郭敬明散文集《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中的题记。此类如今看来可称作“小清新”的文章曾在十余年前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依照《萌芽》现任执行主编、“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李其纲的说法,“大量的青春期被锁在抽屉里的东西,以前没有被很好地表现,那时却像集束式手榴弹一样成批量地出现了。”

时势造英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周嘉宁、颜歌、张怡微等一批作家借着“青春文学”的热潮成为了文坛新宠。年少成名,几乎成为了“80 后作家”共同的命运。然而随着当年的读者告别青春期,成长小说连同这些少年作家的名字被一同扫进了记忆的角落,成为了青春回忆的一部分。正如采访中周嘉宁所说,“外界看待我们,仍然始终是十几岁时候的样子。现在人们会觉得“80 后”已经不行了,没有耐心看了。”

出生于八零年代的作家们如今在做什么?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怎样的状态?带着这样的疑问,本刊记者采访了如下七位作家。

自 2008 年起,张悦然与周嘉宁共同创办了主题书系《鲤》,且与从前相比对出版更加谨慎,少有新作问世。周嘉宁专事写作,潜心翻译、研究英美文学。张悦然把自己的精力投注在新的长篇小说上,走访上一辈人的故事,竭力突破从前的文学风格,也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可能不久后会去大学教授文学。

郭敬明集商人、导演、作家的身份于一身,是同龄作家中最忙碌的一个。最近更是忙于电影《小时代》的制作与宣传,在北京、上海、台北与法国之间做“空中飞人”,与他面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对邮件采访的问题,他的回答礼貌而简短,巧妙地躲避了所有可能产生的尴尬。

郝景芳和张怡微则代表了另一类取向,她们没有专事小说写作。郝景芳在清华大学物理学本硕、经济学博士毕业后进入了一家调研机构工作;张怡微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硕毕业后,选择去台湾政治大学继续深造,通过在媒体上的书评与专栏“养活小说”。

颜歌去年获得了第 11 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潜力新人奖。她在国外,且希望读者“与作者越远越好”,本刊同样进行了邮件采访,她的回答认真而精彩。

甫跃辉不像前六位都是通过在“新概念”中获得名次而开始写作的道路,他生于云南小镇,大学时尝试写诗和小说,而后投稿至文学期刊,逐渐获得肯定。他如今在《上海文学》从事编辑工作,并继续自己的写作。

在广泛的阅读和采访后,似乎可以发现八零年代作家群的三个特点:一是由虚构向写实的转变,他们的写作告别了早期的想象色彩,做着贴近地面的努力;二是脱离了“我”的藩篱,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父祖辈和陌生群体的生活;三是个性化,李其纲在采访中说,“作家成熟的特点是拥有自己的风格,文学圈应该像一个生态林”,他们正走在这条路上,构成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景观。

周嘉宁:之前的小说不该被出版

摄影/李威娜。

周嘉宁是我访问的第一个作家。采访安排在上海安福路的一家咖啡馆,这是周嘉宁选的地方,从前很长一段时间,她也喜欢在咖啡馆写作。因为很少出现在媒体上,记者对周嘉宁的样子并不熟悉,仅有的几张小说扉页照片,都是鬼灵精怪的青春期女孩模样。

眼前的周嘉宁穿着一身黑衣,瘦且高,话不多,一开始有些拘谨,聊天时会习惯性地摸过耳边的一绺头发,口罩一样横遮在脸上,露出一双乌黑的眼睛。她不喜欢交际,也讨厌娱乐,现在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写作,回忆起大学时光的那几年恋爱,她说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一点就是不用“亲自”跟别人打交道。

15 年前,作为连续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周嘉宁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熟悉。但与其他声名渐起的同龄作家相比,她始终显得比较低调。她的硕士导师、复旦大学中文系张新颖教授说她是“同批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个,最有文字质感,但却不是最受关注的”。

她高产。自 2001 年起,当时 19 岁的周嘉宁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情人》、《杜撰记》以及长篇小说《夏天在倒塌》、《往南方岁月去》、《天空晴朗晴朗》等 9 本书。2008 年后,周嘉宁和张悦然一同打造主题书《鲤》,自那时起没有新书问世。

现在周嘉宁大部分时间在家读书、翻译、写作,抽空去练练瑜伽,很少参加群体活动。拍照另约在她家里拍,刚搬入的屋子稍显凌乱,桌子上有一两个空酒瓶,沙发扶手上放着耶茨的《十一种孤独》和蓝色封面的《海子的诗》,窗下养着几盆嫩绿的植物,下面铺着报纸,接掉下的叶片。

周嘉宁回忆起在 2012 年的上海书展上与同岁的英国作家乔·邓索恩有过一次交流。后者在 28 岁时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潜水艇》,眼下在写第二本书。他问周嘉宁出过几本书,她支吾着,没好意思说出口。

作为最早的一批“新概念”作家,周嘉宁认为这个作文比赛让大家出来得太早了。“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在不该拿出来的时候,被拿出来了。要不是很多媒体的炒作和无良书商的介入,之前很多书都是不应该被出版的。可以写,但那些东西不应该被发表。”二十岁出头,周嘉宁接到书商电话时仍旧懵懵懂懂。“看到大家都出书了,那就出咯,没有多想。”跟今天的写作相比,当时的出版状况其实是非常粗糙的,“没有人会来跟你讨论这个长篇要不要改,或者说这本书什么地方是有问题的,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然后他们就把书出了,自己很莫名其妙的,出了以后自己也不会去看。”

当年的“新概念”少年作家,在十年后的今天构成了当代青年作家的主流群体,然而他们集体面临着被过度消费之后的漠视与遗弃。“媒体在十年前,会说‘80 后’如何如何好,报道各种各样的代表人物,但到了现在,他们宁可去说‘70 后’,‘80 后’说出来就有一种特别弱的感觉。但是‘70 后’是正常的,因为人就应该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写出最好的作品。人们会觉得‘80 后’已经不行了,但其实不是‘80 后’不行了,而是人们已经没有耐心看了。”周嘉宁说。

长久以来,属于周嘉宁的标签都是“成长小说”。在豆瓣小组中,书迷们总结喜欢她的理由,大多是“她笔下描写的青春,真实细微,也会迷,也会疼,但还是不放弃真正青春的感觉”。她自己也在 2008 年的长篇《天空晴朗晴朗》后记中写,“我总是往复循环地做着相同的事情。我在每个夏天都固执地等待着台风。我在小说里固执地描写那段每年都有台风光顾的少年时光……过去我曾羞愧于告诉别人我居然还在写少年成长小说,因为那些别人啊,他们都已经走得很远了”。

终于如今的周嘉宁也“已经走得很远了”。说到对成长小说的执着,她说那是自己双脚离地、没有长大的时期。从进入大学到研究生毕业,她处在一段稳定的感情生活中,不用“亲自”和人打交道,“虽然说已经成年很久了,但是确实整个人都是种未成年的状态。对世界的理解,包括处理事情的方式,都是一种青春期的方式。”而那些小说的写作,完全是出于自发的写作冲动,她说是“胡乱编、胡乱摸索”。

这几年来,周嘉宁的写作风格脱离了早期的轻盈,朝着暗、沉的方向不断深入下去。“我现在只想写一件事情,就是无聊。”她认为这与悲观或乐观无关,是生活的本相。“以前接触到的都是年轻人,这两年接触的都是一些年纪比我大的人,比如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在他们身上会看到一种很清晰的状态,就是精神上面暗的东西越来越多,内心是空的、焦虑的。我对他们这种状态很着迷。人普遍的那种无所追求,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都无法改变,路越走越窄,最后总是失望……这种状态,我特别想写。”

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周嘉宁喜欢英美文学中的节制、精准和冷漠感。常年把海明威的短篇置于案头。现在的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写作风格:中性,冷酷,抛除心理描写,专注于对话和动作。站在三十岁的起点,她觉得这个年纪,写作才刚刚开始,在正常的文学背景下,此时一个作家才应该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

周嘉宁的作品《流浪歌手的情人》(2003)、《往南方岁月去》(2006)以及她翻译的珍妮特·温特森的《写在身体上》(2011)。

B=《外滩画报》Z=周嘉宁

B :作为生长于上海的作家,你怎么看这个城市?

Z :我一直觉得上海是一个幻觉,它制造很多幻觉,整个城市跟这个国家是脱节的。莫言写的那部分中国其实是我所不了解的。所以我承认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幻觉当中,对于那个更加真实的国家,感觉离得有点远。

B :“新概念”之后你始终确定要用写作养活自己?

Z :对,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大学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找工作,看到人家实习什么的,我也从来没想过。其实很奇怪,我觉得我也挺穷的,可是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就觉得自己还过得挺好的,还有一种“我竟然还挺有钱”的幻觉。(笑)

B :想要一直写到老吗?

Z :没具体想过,但我挺想这样的。喏,还有一种,可能到了一个时间你的顶峰就过掉了。其实现在看很多年纪大的人,你会知道他的巅峰期过去了。其实这也是我挺感兴趣的,就是人过了巅峰期以后怎么面对自我,或者说你知道自己不可能得到更好的、不能够创造出更好的时候怎么办。到一个点之后你可能就写不出了,那个时候肯定会很痛苦、对自己很失望,我也不知道自己到那个时候该如何面对这些。

B :生活上呢,会想要结婚生子吗?

Z :其实结婚无所谓,重要的是选什么样的时间生孩子,因为孩子对你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我们可能就会排一些时间表,比如说这个长篇写完之后或是怎么样。特别恐惧孩子对自己生活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不会带给你自身任何的好处。

B :担心孩子会拖累自己的写作?

Z :写小说特别考验耐力,你每天都要有付出,要保证自己独处的时间。有了孩子以后对生活是个非常大的改变,它会彻底破坏你的独处时间,可能至少有两三年,我没有办法想象有两三年不能写作……

张悦然:告别形容词文学

摄影/孙涛。

约见张悦然是在北京东城区的一片艺术园区,以为她会是她照片上的样子:暗黑色系,微厚的嘴唇没有笑容,犀利而寡言。实际上除了她的确穿着黑色的外衣和长裙外,张悦然是个爱笑且善于表达的人。我们从“新概念”、早期写作、文学的商业环境谈到女性写作的自恋问题,不知不觉聊了两个多小时。张悦然言谈间条理清晰,习惯把每个问题分类回答,像是一个熟稔于媒体的文学批评者。落座不久,她摸出打火机点了一根烟,采访结束时烟灰缸里堆了三四个烟头。当她从谈话中停下来点烟时,才能让人感觉到她与小说中的那些影子重叠在了一起。

2004 年至 2006 年,张悦然接连创作了《葵花走失在 1890》、《樱桃之远》、《红鞋》、《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多本长短篇小说,拥有大量“粉丝”,其名字也频现媒体。此后,关于张悦然的消息少了很多,她像是隐遁于热热闹闹的畅销书市场了。

张悦然谈到了自从和出版的节奏“解散”以后这些年做的事:创办主题书系《鲤》、参加文学圈内的交流活动、推介国内外新书、即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出任教职……但她不喜欢提到这些。

当看到记者的初稿中写了曾登上“中国作家财富榜”时,她有点委屈地说,这些信息似乎表露出她跟文学远了,其实不是这样。自 2008 年不再出版新作起,她在《鲤》上不断发表新的短篇小说,却不愿轻易结集出版,同时投身于一个新题材的长篇当中,几易其稿,她对写作的态度更加严谨、苛刻。在长篇小说《誓鸟》的后记中,她说自己是一个“卖梦的人”,小说家卖梦为生,至今仍是如此。

《鲤》的共同创办者周嘉宁把张悦然的电话给我时说:“你发短信,不要打电话给她,她不会接的。”张怡微对她的印象是一个对文字要求特别苛刻的作家。《萌芽》杂志执行主编李其纲多年来关注张悦然的创作,他说不明白为什么她实验性质这么强的小说会如此流行。

回忆早期创作,她提到前些日子一个朋友的评价:对方在看完《葵花走失在 1890》后说,“你那时候真是有一颗玻璃一样的心啊。”张悦然认同这样的说法,当时写作技法虽然幼稚,但里面因对情感单纯的信念所表现出的剔透感现在找不到了。

同样写青春,张悦然获得了更多的肯定,她说原因可能是她作品中极端化的情感特征。“极端的感情往往是很容易受欢迎的,不只是在中国,也不只是青少年,这可能是人心理的一种补偿吧。”

张悦然小说中的人物情感的极端性,来自于对单一信念的坚持,构成了故事坚硬的内核。她笑称笔下这种人物是“单细胞的人”。“单一的人物朝一个方向走,这样的写作比较受欢迎,但你现在明白人不是这样的,是更复杂的,所以现在看待事情的眼光就不那么彻底、坚决了。这可能会导致小说中的人物没以前那么有魅力了。我早期有一部小说叫《竖琴,白骨精》,很多人喜欢,那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故事,是现在的我肯定写不出来的。包括早期很多灵异的、鬼魅的东西,现在好像都离我远了。”

回看二十岁出头的作品,她觉得自己和同龄人当时确实是在用极端而单纯的情感构造着自己和读者的“理想国”。“这些梦,你信了,读者也信了。现在的我,不信了,也就不造了。”

放弃了从前造梦的虚构空间,目前的张悦然将创作的目标锁定在了现实生活本身。在最新的长篇中,她花了大量时间搜集和调查关于父辈、祖辈的生活细节。“你会发现和上一代人比较是确认自己的一个方式。我相信之后还是会出来更多跟上一代人有关的作品,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参照,找到他们就找到了我们。”张爱玲说,作家对于“这件事情是真的”有一种特别的热情,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张悦然也体会到了相似的感受。

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张悦然本想用《葵花走失在 1890》作为封笔之作,从此投入新的生活。没想到这本书销量很好,迅速获得了认可。就这样,本来想告别,却没走成。而后,她迅速被推入了出版的快车道,作品接连问世,书迷骤增,屡屡出现在全国各大城市书城的签售现场,“我当时去过好多地方,但又好像都没有去过。”人群内外,张悦然的生活被切割成了截然相反的两部分:一边是在新加坡孤身读书的冷清,另一边是国内签售人山人海的热闹。在她看来,那是自己状态最差的一段时间,甚至无法继续在新加坡的学习,回济南家中休养了一个月。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写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书迷所喜爱的作品《水仙已乘鲤鱼去》。但这却是她本人最不喜欢的一部小说,“《水仙》是我不愿意回头去看的,因为自己当时那种抑郁、沮丧的状态都在那本书里。”

“做一个流行文化的符号,这个身份对于作家来说是很可疑的。因为流行之后,你就会变成一个被过度放大、过度阅读的人,这并不利于你找到自己真正的读者。在那样的一个标签下,他们反而容易误解你。”

“新概念”举办十五年,如今的张悦然成为了“新概念”的评委。在一篇十周年纪念的文章中,她写道:

“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80 后’,从发出声音到现在,也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可是这十年中我们其实并没有说出什么。如果说有没有什么新的思潮的话,也是只有潮而没有思……整个的‘80 后’文学,看起来很热闹,可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没有任何沉淀的状态。”

“形容词文学”,是张悦然对自己同辈作家特点的总结。“我们动词萎缩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的小说缺少了行动,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空虚的描述。”她认为大量形容词的出现,源于“80 后”所处时代物欲的爆发。“形容词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很主观,第二是风格可能会变得非常繁复、华丽。其实这是我们这代大多数人的风格,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抛弃和改变它。”

张悦然的作品《水仙已乘鲤鱼去》(2005)以及她创办的杂志《鲤·变老》(2012)。

B=《外滩画报》Z=张悦然

B :“新概念”之后,青春文学的出版热潮让你们很早就接触到了商业运作?

Z :对,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早期的时候,都还是受到了商业和出版的困扰,很多人在书商那里吃过苦。首先,那本身就是一个不完善的时代,很容易把作者的心态弄坏;另外,我们这代人从很早开始就承担起作者之外的身份。比如说我们谁脑子里对出版完全没有概念?大家对这些事情都自然而然地早就接受了。这其实挺不好的,中国现在还是缺少真正的图书经纪人,而这些工作都是由作者自己来做了。我们这代人被这个迅猛来到的商业时代迅速地培养成了。我们甚至都可以成为不错的出版人了。

B :在同辈作家中,女作家的比例远高于男性。你认为女作家写作的局限在哪里?

Z :别的都不是问题,在女性写作里面,特别重要和特别需要警惕的东西,就叫做自恋。这里面有两层,一个是对人物,尤其是女性角色,你应该放什么样的感情在里面,不应该把对自己的爱投射在她身上;另一层就是作为一个有自恋情结的作者,你会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小说里表达的东西,比如有时候你觉得不应该写不美的、世俗的、价值观不讨人喜欢的东西,就是写的东西要符合你的形象,这也是很可怕的。

B :自恋的写作其实会限制读者群,比如男性和成熟的女性都是不爱看这类作品的。

Z :是的,但其实你说的这种受众局限于小女孩的作品,写作的时候她想象的读者是异性。因为自恋,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意识在里面,就是塑造的是自己的形象。而且我觉得,自恋这个问题真的和年龄没关系。

B :你是怎么意识到并且改变这一点的?

Z :我觉得是后来会受自己喜欢作家的影响,比如说简·奥斯丁,她也爱女主人公,但永远是带着一种嘲讽的语气。你会觉得她们在小说中的能力其实是更好的,慢慢会被这些观念改变。同时你自身也有一个变化,就是在写作的时候慢慢意识不到女性的身份了,只是一个写作者。虽然还是会更了解女性,但是她和你的关系没有那么近了,也不会把对自己的期望投射上去。其实什么方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女作家还是太爱自己了。

B :你的小说普遍悲剧结尾,为什么?

Z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整个的价值观,我不太相信那种上扬的结尾。

B :跟天蝎座的思维方式有关?

Z :可能是有关系。如果纯粹从星相学的角度讲,我之前的作品可能更像一个纯粹天蝎座的作品,现在因为上升星座(水瓶)和其他星座起到一些作用以前,就没有那么天蝎了。天蝎有很多都活不下去的,像西尔维娅·普拉斯“自杀的诗人”之类。

B :你写的爱情故事居多,有各种奇情怪恋,你本人的情感经历丰富吗?

Z :她们其他人有跟你说这个吗?也就还好吧……正常人嘛。(笑)

郭敬明:成名让我成为现在的我

在电影《小时代》宣传的当口,郭敬明很忙。经纪人说他飞在台北、上海、北京和法国之间,每个地方都只有落脚的时间。约访期间,因为他和团队在法国工作,一段时间里失去了联系,回国后经纪人第一时间保证了采访,并在截稿当夜如约发回了郭敬明回复的邮件采访。虽然忙,却懂得与媒体打交道的诚信和规范。

关于写作,在郭敬明这儿显得比其他作家轻松。在同龄作家苦心孤诣地寻求突破时,郭敬明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主题——玄幻加青春,并以此构建出了一个商业文学帝国。他认为小说的意义在于“阅读的乐趣”,而自己的成功正是基于“擅长讲故事”。

李其纲也在这一层面上肯定了他的贡献:“我们要站在一个高度上认可他。青春文学有的时候就是亲切、好读、流畅的,郭敬明的文笔其实很好。他没有实验性质,把语言在通讯能力上推向了一个极致,就是不制造障碍。这个也很重要。”

自 2004 年起,作为第一畅销作家郭敬明先后创办了刊物《岛》与《最小说》,并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数度跃居“中国作家富豪榜”首位,目前开始涉足影视创作。忙碌的同时,他保持着凌晨写作的习惯。在商人、导演、作家的几重身份中,他说“作家是我的本心”。

6 月即将上映的《小时代》电影海报。

B=《外滩画报》G=郭敬明

B :你的作品中,往往是以女性的视角出发展开故事,而男主角往往非富即帅或两者兼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比较固定的结构?

G :我不会刻意去想一个模式,而是觉得什么样的视角来写比较舒服,就跟着感觉走。

B :写上海的作品很多,而你关注的是现代化、高阶层、物欲的上海,跟你自身所处的环境有关吗?

G :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片面了,我之前的作品《悲伤逆流成河》写的也是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但背景是上海最平凡常见的弄堂、学校,讲的也是普通、甚至贫穷的家庭里发生的故事。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关注和想要展现的东西都不一样,以偏概全,并不能完整地展现这个作家的观点。

B :写《幻城》那年你二十岁。少年成名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G :让我成为了现在的我。

B :现在的你怎么评价二十岁左右的作品?

G :就像所有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对未来有梦想,有冲劲,也有迷茫。现在再看那时候的自己,感觉就像人们回头去读十几岁时记的日记,会感觉得到那时候的青涩,但也觉得那种青涩是坦诚的,是动人的。

B :你的大学教育并不完整,是否觉得自己在写作积淀上可能存在问题?

G :我认为作家创作的积淀来自于他的经历,他的生活,和从中提炼的思想。相较于同龄人,我可能更早地进入了社会,这也让我接触到了更广阔更多层面的人与物,相较于课堂,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B :与他人相比,你认为自己青春小说的写作,特点在哪里?为什么受到更多的欢迎?

G :我擅长塑造各具特色的人物,擅长讲故事。我想对于读者来说,如果他们觉得喜欢这本书里的人物,觉得这个故事好看,能够吸引他不停看下去,能让他有共鸣,他自然会支持这个作家的作品。

B :创作是否遇到过瓶颈期?

G :没有,反而有脑子里有太多故事想写,但太忙,只能慢慢来。

B :你希望别人怎么形容你和你的作品?

G :好玩的人,好看的书。

B :你的小说不断有限量版发行,制作精美且昂贵,这样的一个操作是基于商业考虑吗?是否考虑过对于喜欢你的很多学生群体而言,这样的定价太不体贴了?

G :限量版针对的是少部分对装帧设计有要求、有收藏愿望,同时有购买余力的读者。我从来没有鼓动过学生读者去购买限量版,与此相反,我的书的平装版,包括我们公司作者的书定价都持平或低于市场上同类型的图书,这正是出于对学生读者们的考虑,而且我们每本书在设计、装帧、制作上所下的工夫都是得到读者认可的。

B :从历年的作家富豪榜上可以看出,你将文学和商业非常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对于作家和财富这件事,你怎么看?

G :不管从事什么行业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得到相应的回馈,作家也不例外。

张怡微:把创作力和鉴赏力的差距缩小

摄影/小武。

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张怡微选择了去台湾政治大学攻读文学博士。采访她的时候恰值清明假期,她从台北返沪。见面当天,她早上刚参加了《萌芽》杂志前任主编赵长天先生的葬礼,下午又去听了复旦中文系举办的台湾学者讲座,一切事毕,匆匆赶来。开始聊的时候她一边看着 iPad,一边回答我的问题,语速很快,有一句没一句的,却很实在。

作为 2003 年第六届“新概念”的一等奖,她所受到的关注远不如从前。即便没赶上成名的潮热,她也踩上了青春文学出书热的尾巴。张怡微坦言,当时是前几届的出书,再搭着自己的一本书,就这样,终于也是捧出作品为以后打下了基础。

2006 年,她出了散文集《怅然年华》、短篇小说集《青春禁忌游戏》,而后作品接连问世,如《梦·醒》、《下一站,西单》、《时光,请等一等》等中长篇小说,并于 2012 年创作了长篇小说《你所不知道的夜晚》,获得当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新人奖提名。有评论说,出生于 1987 年的张怡微,作品中却有少年老成的范儿。相较其他同龄作家,张怡微接触社会的程度更深,说到作家与人相处的问题,她说,“人家已经很怕你乱写些什么了,如果你这人再不好相处,那就很惨了。”

张怡微出生在上海的工人新村。她没有受过这座繁华都市的精英式教育,在新村的菜场小学上学。她记得直到五年级,学校才调来一个师范学校的老师,讲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李商隐,觉得非常奇怪。在小说中,她写过一个亲身经历的片段:有一次写错“荷花”两字,被一位老师罚站在门口,训斥道,“你以后怎么建设国家?!”后来知道,原来这个老师名叫荷花。因为成长背景的缘故,张怡微没有人们印象中上海女孩的娇弱敏感,她是贴着地面长大的。因为父母离异的关系,张怡微很早就开始独自承担自己的生活所需。她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写作方向。在学校的这七年间,她前后去过二十余家单位实习,对杂志报刊、传媒影视、房地产业均有涉猎。为了应付经济压力,她也曾经同时兼职数份工作。虽然在上海长大,张怡微对都市生活却并不认同,很少泡咖啡馆,也不去酒吧。“我很穷,一直保持着一个苦劳的状态。但是我本质上不是一个迷惘的人,我不赞同这种价值,也不去写它。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很拼。”用写作养活自己?从来没这么想过。本科毕业,她和大家一样努力地找工作,不巧的是恰好遇到 2009 年金融危机,就业十分困难。张怡微回忆说当时找工作,人家都会追出来把简历还给她,说“我们不要哲学系的人”。经过了这些年的奋斗打拼,如今在台湾山间专心读书的张怡微明确了自己生活的方向,“ 如果可以,我就一直写作了吧。”近期,她固定为《上海壹周》、《鲤》等书籍刊物撰稿,用她的话说,是在用散文和专栏来养活小说。

张怡微喜欢类似“三言二拍”这样的世情小说。“我喜欢那种复杂的、不知滋味的东西。日本电影里经常有这样的东西,比如《东京物语》。”她喜欢观察日常生活中微妙的不和谐瞬间,“你知道,婚礼并不都是喜庆的,葬礼也会有笑点。”谈到这个话题,她随手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场景,“比如说一个女孩出嫁,她父母离异,之前父亲从来没有养过她,但是婚礼那天父亲得牵着手把她交给新郎,这时候不明就里的司仪却在台上喜庆、动情地讲这个父亲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养大……生活中这种瞬间是很多的,这里面有老百姓很多小小的哀愁。我本身就格局很小的,我喜欢这个东西。”对家长里短中小人物情绪、情感的敏感与张怡微本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早年父母离异,各自组成了新的家庭。她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的除夕夜,她都要一个人从爸爸家走到妈妈家,“这一段路是没有人陪我走的,很漫长。现在年纪大了,无所谓了。有时候想想如果大家闹起来一拍两散,反而只有轻松。”

“所有你看起来的和谐和团圆,底下都有非常非常辛苦、艰辛的东西。”在短篇小说集《时光,请你等一等》中,每个故事都或多或少地有着这样灰色的生活基调,但却不悲伤,在每一篇的结尾主人公都会露出无所谓的样子让生活继续下去。这种情绪的过渡和对抗,正是她所关注的家长里短中体现的顽强生命力。

在新作《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中,张怡微关注的是父、祖辈自 1949 年以后随着工人新村的建成在上海扎根的故事。为此,她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咨询。针对这本书,书评人李伟长写道,“当你发现一个如此年轻的作家,痴迷于书写她父辈们的故事,而不再是多数‘80 后’作家拿手的私人小生活时,相信你会像我一样,不由得表示赞叹,毕竟‘80 后’作家多写自己被人诟病已久。”

在二十几岁的年纪里,张怡微很少写爱情,她说自己的爱情资源很少,写不过别人。从“新概念”中脱颖而出,她不执迷于自我的私人化写作,也不喜欢玄幻和虚构,而是选择站在地上,让一支笔像鸡毛掸子一样擦拭生活的尘土。这种少年老成,也是生活赋予她的能量。

张怡微作品《下一站,西单》(2010)、《时光,请等一等》(2011)、《你所不知道的夜晚》(2012)。

B=《外滩画报》Z= 张怡微

B:“新概念”的影响力在你这一届(2004 年)比首届(1998 年)削弱很多?

Z :任何一个比赛做下去都会这样。当年影响力大是因为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当时大家还看纸质杂志,现在媒体环境不同了,人们已经很少看纸质杂志了。而且针对青年人的比赛很少。还有就是最早的时候“新概念”跟大学挂钩,可以保送,但是从第三届起就没有了。到我这个时候只跟自主招生挂钩。在考试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特长,有的学校很看重它,有很大的照顾政策,但是有的学校不在意,那就另当别论了。

B :出书以后你拿到了多少稿费?

Z :几千块钱吧,一半还是去年才拿到的。那时候我们都被骗过很多钱,都是学生,也不懂,也没精力讨。我是去年跟了一次讨稿费的风潮,才拿到三千块钱,其实也已经不值钱了。

B :那个时候你也是以写青春小说为主?

Z :当时大家炒作概念,炒作青年作家,只要你们年轻,怎么写都是好的。出了太多的青春文学,什么疼痛青春、残酷青春……多到都被淹没了,其实是没有用的。我之前写了很多不好的东西,那时候注重的是情感的共鸣。当时经历少,看书也少,你被一种速成的东西激发负面情绪。其实这种情绪都是被启发出来的,你现在知道从迷惘的程度上来讲,大学毕业时候跟青春期绝对两样的,至少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目标。

B :情绪抒发是青春期写作的特点。

Z :对。其实大部分人是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一些感觉,有想要分享的欲望,但这个其实不足以支撑持续性写作。情绪的抒发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喜欢写自己的童年跟少年,可是不知道写到哪里结束。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就是没有结构。在写作一开始就知道哪里开始、哪里结束,这个叫结构。你看《百年孤独》绝对不可能是写到哪里算哪里的,它有使命在里面。

B :好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比如说你在研究的中国古典小说。

Z :对,《西游记》也是有使命的,它不是为了打怪兽而打怪兽。孙悟空在花果山日子过得很好,为什么会想要出来?因为他考虑到了死亡的问题。他怕死,就开始想怎么能够不死。这里面其实非常的深刻,你知道吧?这里面是一个克服虚无的过程。

B :现在你写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Z :创作力跟不上鉴赏力。比如说你看书已经形成一种品味了,可是自己下笔后,却是你最不欣赏的那种人,很痛苦对不对?要把这两者的差距缩小,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

郝景芳:青春在火星上

摄影/孙涛。

郝景芳的家在北京的五环外,小黑车穿行在高架的桥洞下,正在施工的高层搅乱了周围的生活空间,嘈杂且尘土飞扬。电梯门打开,她正在门口迎接,开衫、长裙,直直的长发,笑眯眯的,有种小家碧玉的气质。

她的家一室一厅,被布置出了盎然春意,墙上挂着一大张浅绿色的画,她说这是路过一家壁纸店,请老板裁下来了这一块做成了画。家具都是红木,欧式风格,让人想起她的散文集《时光里的欧洲》,那是她和丈夫的行迹,按照欧洲历史游历十国,一人写、一人拍。床头是一张郝景芳手绘的薰衣草花海中的结婚照。书房在宽敞的阳台上,虽然是理科出身,她的书架上却多是历史人文类的书籍。

2001 年,郝景芳在获得第四届“新概念”一等奖后没有选择文科加分,而是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一直到读博士期间转入经管学院,以经济学博士的身份毕业。她也没有像同龄作家那样趁热打铁,赶上青春文学的热潮,而是在本科毕业后才写了自己最初的两本科幻小说,《流浪玛厄斯》和《回到卡戎》,在这两本书里,她构建了两百年后的火星与地球两个世界,它们拥有全然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

火星世界以集权统治为特征,实行完全的资源共享,整个社会像一幅肃穆宏伟的蓝图;地球世界则实行民主政治,奉行完全的市场化运行,交易主宰一切,社会呈现出享乐放荡的狂欢景象。

郝景芳作品《流浪玛厄斯》(2011)。

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穿梭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做洛盈的女孩和一个叫做伊格的男孩,小说的主题就是这两个年轻人在火星与地球间所体会到的冲击与思考。

“其实这是我和我同龄人的成长过程”,郝景芳说,“我从小似乎就经历了在这样的两个世界中穿行的过程。我会觉得小时候生长和居住的社会体系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无论是分配方式还是人的思维方式,都是传统的、保守的、固定的。而我们长大后,进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就是商业社会。”依照这一思路,郝景芳在这篇小说中正是将时间维度上的两个时代,并行地放置在了不同空间的两个星球上。正如《流浪玛厄斯》的一篇书评中所说:“景芳干脆把两套体系分别扔在了两个星球上”。虽然套着科幻的外衣,却仍然是成长小说,只是它没有选择记录青春期的叛逆与情感萌动,而是描述了青年人针对社会环境变迁而产生的困惑。

刘慈欣形容她的作品是“温馨的阳光中沐浴着金属的质感”。诚然,除了一些框架和理论上的技术支持以外,郝景芳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女性作者的细腻和柔美。她自己也这样说,“我不喜欢那种硬的、技术化的描写,我只能保证自己写的东西是查过的、准确的,但是我自身还是更喜欢一些故事化、情感化的东西。”

在《流浪玛厄斯》中,处处可见她自己对商品社会的理解和评价:“商品的精髓在于欲望,当欲望满足就制造欲望。谁能造出新欲望,谁就能立于市场中央”;“他不让其他任何公司生产,再故意把价钱定得极高,只让一小部分人能接触,这样就人为造出等级差异,然后它就变得荣耀无比,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之后就有人抢着买了。这就是泰恩经典的方式。”诸如此类的描述频繁地出现在小说中,郝景芳喜欢以作品为依托,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现在我不想再讨论那么大的主题了”,在写完这两本科幻小说后,郝景芳自己也摆脱了青春期的迷惘。“我现在对具体的生活很感兴趣,比如说身边的琐事,父母、家庭等等。”不同于读书的时候在大学的象牙塔中虚构另一个世界,现在她供职于一家科研单位,从事儿童教育和城市发展方面的调研工作。

这份工作需要频繁出差,而她也乐在其中。在她家门口,放着一个尚未打开的旅行箱,“也不用打开了”,她上周刚从齐齐哈尔出差回来,而两天后又要出发去陕西农村调查希望小学中孩子们的早餐问题。“其实我工作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更多的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为以后的写作做积累。”

颜歌:普通话是一种虚假的语言

在 2008 年的一期《艺术人生》节目中,朱军这样介绍颜歌:“毕业于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专业。2000 年开始在‘榕树下’发表小说,作品广受欢迎。2001 年加入四川散文学会,2001 年被鲁迅文学院评为‘中国少年作家小说十佳’。2002 年 2 月荣获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听完之后,颜歌瞪着大眼睛说,“这么长啊?!我理想的人生简介应该是,颜歌,然后我所有的作品。”

自 2003 年至今,颜歌不断有作品问世,出版长短篇小说集 10 本。她将自己的写作大致归类为三个时期:早期的《马尔马拉的樱朵》、《关河》等;中期的《良辰》、《异兽志》、《桃乐镇的春天》等;近期的《五月女王》、《声音乐团》和最新的长篇《段逸兴的一家》(单行本名为《我们家》)。

在她的作品“简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变”。十七岁时,颜歌是这样写《关河》的: “在北方寒冷的雁门郡,北雁早已南飞。我的父亲如同传说中江南梅雨时候那些疯狂生长的植物那样渴望着南方,他的渴望让所有人惊诧和茫然。”虚拟的晋朝背景,繁复华丽的形容词和长句式;相隔十余年,她在最新的小说中这样写: “那豆瓣发泡的声音真差点狗日的要了他少年郎的小命”、“老子又把婆娘的肚皮搞大了!”写实主义,语言粗粝,带点泥土味的匪气。两相比较,很难想象这是出自同一个作家的作品。她自己看来,这样的变化一脉相承,就是不断在寻找“用虚构贴近真实的能力”。

颜歌作品《五月女王》(2008)和新作《我们家》(2013)。

B=《外滩画报》Y=颜歌

B:现在你怎么看当时青年作家的出书热潮?

Y :那个时候年纪还算小,各种出版社和出版商源源不断地来找你,说些好话,让你觉得把自己的作品不断出版出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做了。现在看起来,不算周全。

B :那几年间,你始终保持着很快的写作速度。

Y :那个时候,我应该只是保持着比较快的出书频率,就是因为还不知道怎么恰当地和出版机构打交道造成的。但是从写作上来说,我似乎一直都是以两年 15 万字的频率在写作。这应该不算很快,我实际上是比较懒惰的。

B :迅速成名和大量出书,对于作者本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Y :不太能感受到成名这件事,不过出版的好处是:会迫使我阅读这些铅字,持续不断地反思自己,无法回避地来直面自己写作上的弱点和问题。

B :有种说法,早期的小说其实都是不应该出版的,对此你是否认同?

Y :在理想的世界中,每个作家都应该只出版自己最理想的作品。不过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世界,这也正是这个世界有趣的地方。

B :现在的你怎么评价最早的创作?比如《关河》这样的作品。

Y :挺喜欢十六七岁时候的那个自己,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日子吧,再也回不去了。不过,那些作品当然是很幼稚的。

B :语言粗粝化是你所追求的吗?

Y :从《五月女王》时开始我就发现,普通话是一种虚假的语言。在描摹现实生活和人物活动的细节时,口语化是非常重要的事。从那以后,我都尽量让故事里的人说口语,在《段逸兴的一家》的例子上,就是说四川话,甚至是粗俗的四川话。不同的人要说不同的话,这个道理在 17 岁写《关河》时我还没有意识到。

B :在写作的这十几年间,你遇到过怎样的瓶颈期?怎么解决的?

Y :每次写一部作品的时候都会遇到瓶颈。遇到瓶颈是好事,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一旦写作开始让自己觉得顺畅或者舒服了,那就是作品要糟糕了。所以,我期待的就是磕磕绊绊进展艰难的写作,把牢底坐穿。

B :你说自己最喜欢《我们家》这部最新的小说,为什么?

Y :它的成立,实现了我所认为的作为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能力:以虚构来贴近真实的能力。

B :这部小说从一个女儿的角度写爸爸的婚外恋和性生活,出于怎样的考虑?是否会有一种伦理上和心理上的阻碍?

Y :从女儿的角度上写父亲的婚外恋,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伦理道德上的张力,一种文本之外的“情绪脚注”,我很喜欢这个念头,就这样写了。

B :你希望自己成型的作品风格是怎样的?

Y :总体来说我还是希望写川西小镇,写城乡接合部,写八十年代人所感受的当代中国。

B :你觉得作家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Y :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一直在写作,却是把它当业余爱好。我总希望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写作之外的,只是保留着作为小说家的眼睛。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自己永远都以一个门外汉的心情写作,永远觉得它新鲜而引人探索,神秘又使人敬畏。

甫跃辉:“80后作家”的写作都还处在未知当中

摄影/李威娜。

四月的一个清晨,走进位于上海市巨鹿路的作协大门,看门人探出头来问找谁,我说,“甫跃辉”,对方笑着挥挥手,“他昨天很晚才回去的!”等了十几分钟,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从大门冲了进来,滑向车棚,几分钟后翘着头发跑出来,“对不起,我迟到了!总是这样太不好了……”

甫跃辉带记者去旁边的咖啡馆,老板娘走过来催他吃点早饭。他是《上海文学》编辑,同时写小说,生活得自由随意,对于很多人说到的男作家收入低的问题,他倒是不怎么在意,独自在上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在同龄作家中,甫跃辉走的是一条比较传统的路:给文学刊物投稿,进杂志社工作,在近三十岁的时候开始频繁有作品问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上海“80 后”作家中比较“另类”的一个。

甫跃辉 1984 年出生于云南省西南部的保山市,在那里有人们比较熟悉的腾冲县。他家在一片群山环绕的平地上,这里,也构成了他早期写作的灵感:爬树的少年、玩炮竹的兄弟、孤身入山的爷爷,还有干涸了的水库中一条巨大的鱼。初高中时远在西南的甫跃辉没有参加“新概念”。他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了一个从小镇进入大都市的文学青年。在写小说之前,甫跃辉写诗,攒了厚厚的一大本,直到他发现自己的诗句无力表达粗粝的现实时,转而开始写小说。大学期间的第一本小说《少年游》受到复旦中文系张新颖教授赏识,推荐给《山花》杂志,从此开始了甫跃辉在传统文学期刊起步的文学道路。研究生期间,甫跃辉在《收获》杂志实习,毕业后进入《上海文学》从事编辑工作。

他并不认为传统文学期刊真如外界所言受到了冷落,“现在有几个期刊发行量仍然是很大的,听说《小说月报》有三十万,《收获》有十万,《人民文学》也有五万。”

除了文学期刊,今年预计推出四五本小说集的甫跃辉对出版业也颇为熟悉。“现在的书主要是书商和出版社在出。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出版社有书号,书商没有,要向出版社买。所以说出版社压力小,比如出三千册就保本了,但是书商成本比较高,得出五千甚至上万册。所以它们的宣传和运作方式也不同。比如在出版社,你想改书名或是写后记都随便,但是在书商那里,就要讨论是不是贴切、好卖,他们还会希望你请名人写些推荐语之类的。”

两种出版方式各有优劣,书商的进入会加速图书出版的商业化,同时也会规范整个市场,为其注入新的活力。甫跃辉举例子说,“比如出版社给你的合同,很模糊,会说版税‘三个月之后’付,但是十年也是三个月以后啊。但书商就会写明‘三个月之内’,很明确。”作为出版市场的新人,他对其中的运作和特点有着敏感的观察。

甫跃辉作品《少年游》(2011)和《刻舟记》(2013)。

甫跃辉本科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推出了写作硕士的专业,机缘巧合,他成为了首届写作专业的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王安忆。对于老师的印象,甫跃辉最常说的词是“勤奋”。“王老师读书很多,每次去她家,推荐的书基本都是我之前不知道的。王老师从来不上网,比较有趣的是,她会读很多期刊,比如很早的时候她在《天涯》上关注到了东莞的作家塞壬的散文,推荐给我们,那时候知道她的人还不多,现在已经挺有名气了。”关于自己的写作,他印象最深的是王安忆老师对他长篇小说《刻舟记》的评语: “写得像小说了。”回顾专业学习写作的三年,一些课程让他印象很深。比如严歌苓的美国导师舒尔茨教授所开的一堂课。在课上,老师让在座的十几个人轮流说名词,如桌子、杯子、瓷鸭子……大家将室内的名词穷尽后,再选择印象最深的一个轮流搭配动词,如针对瓷鸭子的拿、推、擦拭……最后选择印象最深的动词,例如从“擦拭”、“瓷的小鸭子”出发,渐渐扩展出一篇小说。甫跃辉如今回忆起这堂课仍然历历在目,“它可以训练你关注生活细微处的能力。当时对我的冲击很大: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就能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说!”在首届作家班毕业后,甫跃辉接受了大量关于这个专业的采访,说到这个问题时,他有点激动,“当时他们反复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作家可不可教?其实他们是带着情绪来的,希望推翻这个东西。”他认为外界普遍将“写作可不可教”与“作家可不可教”这两个问题混淆起来了。“首先是什么叫做‘教’?是不是必须要教出莫言这样的大作家就叫做‘教’,小作家就不叫‘教’?其次,每个领域的‘家’都不仅仅是教出来的,不只是文学,数学、绘画,甚至演讲都是这样。所以问‘作家可不可教’是在把这个问题玄虚化。”

写作多年,甫跃辉说现在的自己“离成名还差得远呢,也就是圈子里的几个人知道而已。”他认为自己和整个“80 后作家”的写作都还处在未知当中,“不像‘50 后’的作家已经成型了, ‘80 后’离成型还早。可能有的已经成名的,几年不写也就过去了,也有的可能现在还没开始写呢,过些年后来者居上,都是非常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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