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贫穷的本质

作者:苏小和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6-7,星期五 | 阅读:1,069

面对1978年,第一个必须承认的经济事实是,过去30年那种勒紧裤带发展经济的思路肯定无法维持,所以经济改革的首要工作,是要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在这一方面,政府的欠帐实在是太多了。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唤醒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1979年北京颐和园,舞禁初开时,对跳摇摆舞的时尚青年还有一种异样的心理,观看的人离得远远的,时而还能听到几句带刺的议论;图片来源于网络)

所谓生活的贫穷,最穷的一定是农民。

当时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民按照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还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按照农民人口平均的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产业的水平极低,而且多年以来毫无进步。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村社会的制度设计阻碍了粮食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农业产业的结构严重受到了意识形态和革命思维的干扰,中国农民普遍处在饥荒的生活水平。

1976年毛去世后,中国开始有意识进口粮食,3年共进口265亿斤,还从过去的粮食库存中抽调了10亿斤,用以缓解粮食的普遍短缺。同时,关于棉花、食用油和食糖的进口也在进行,这成为进口商品的大头,总共占到了进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这些日用生活用品的严重短缺,反映到市场上,就是凭票供应的生活方式,从农村蔓延到所有的城市。整个国家因为农业的落后,处在短缺和饥饿的状态。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处在一种剪刀差的制度背景下,国家实行的是一种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扭曲政策,农村经济以低廉的价格向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提供资源支持,导致农村经济难以形成有效的再生产。同时,人民公社成为所有农村社会的组织架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普遍的抑制,导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历史的数据是怵目惊心的,1965年,中国农民从集体单位所分得的收入为52.3元,可谓极度贫困,1976年有所增长,为62.8元,漫长的11年时间,农民的收入每年增加不到1元。官方的文件是至少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一下,事实上是农村所有的农民都在贫困线之下,整个国家用了30年的时间来大搞生产,却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经济现实和市场现实。

再来看看城市人口的生活。

第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城里人的工资非常低,而且多年以来不增反降。

1965年,全民企业职工的年工资是652元,到1976年,竟然下降到了605元。具体的生活方面,则是住房非常紧张,许多夫妻因为房子问题分居。1977年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减少0.9平方米。1978年这种局面开始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一年全国城镇工矿区住宅建设的投资是37.5亿元,比1977年增加了50%,是1949年以来住宅建筑最多的一年,但依然完全不能缓解住房极度紧张的状况。

中央排除的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1978年,全国182个城市共有无房户689万户,占到城市总户数的35.8%。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口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厕所里,这一部分人口达到131万户。居住面积不足两平方米的家庭为86万户,居住在破烂、危险的简陋房子里的高达百万户。

至于经济的最重要的就业率指标,可谓冲突四起,是整个国家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全国大约有2000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其中大专院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城市人口中的复员军人,也有105万人,留在城市里的知识青年320万人,还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高达700万人,大约还有230万人的城市闲散未就业人员,这些人都必须得到就业的机会。

这些生活层面的经济现象,在30年的中国经济生活中,一直存在,但长期以来,政府采用的是一种计划经济主导的国家主义赶超型工业化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完全无视市场层面的供求关系,无视产业结构的平衡,致力于国家意志的重工业产业,追求一种高积累、高投入和低消费的经济结构,试图靠牺牲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来谋求工业的发展,国家的强大。而对于人们生活层面的需求,则给予一种空洞的、遥远的允诺,以一种空洞的乌托邦谎言来寻求社会的稳定与人们无休无止的奉献。

随着毛的去世,随着人们对事实的了解不断展开,这种谎言式的经济管理方式难以为继,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随着经济问题的出现而出现,让此后国家管理者大伤脑筋。各种经济层面的细节问题扑面而来,比如,大量冤假错案要求平反的各种诉求,大量人员要求回城、要求就业、晋级、提薪、住房、还有夫妻要求团聚的实际问题,逼着政府要想办法解决。李先念曾在会上描述了就业的形势,“大批人口要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关于农村经济,陈云的报告更是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警告,“建国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就会带队进城要饭”。

无论是农村问题,还是城市问题,无论是粮食问题,还是住房问题,事实上核心的问题,就是民生。当一个政府长时间不能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这个政府就必须反思。现在看来,1978年前后,红色时代之后的政府做了一件具有改进意义的事情,这就是对民生层面的问题进行有效的直面与反思。承认问题,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关于这一点,1978年的中国人基本做到了。到了1979年的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李先念代表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12条经济新措施,绝大部分,都是对错误经济政策的纠正。

比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这是对过去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纠正,而且是建立在市场价格意义上的政策纠正,虽然当时的经济学界和决策阶层都没有形成关于市场和价格的基本思考,但在事实的层面,中国的经济思考,已经开始走在价格的轨道之上。

比如,要调整工业和农业的产业关系,这是致力于改进农业和农民生活局面的政策方向,是对过去将农民纳入到工业体系错误政策的一种纠正,至少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农村经济不再只是工业经济的基础产业,中国农民也不再继续在村头大炼钢铁。比如要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比例,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重工业要大力生产更多的日常生活产品,这显然是对城市商品稀缺事实的一种认识与纠正,中国政府要改变过去能够生产人造卫星却不能生产红糖和棉布的糟糕局面,经济要想办法走出凭票供应的贫困局面,唯一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

还比如,政府要广开就业门路,千方百计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当时的经济态势下,依靠政府的统一安排,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有意识放开了城市商业的单一国营局面,人们可以自主经营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市场的日常交换因此慢慢丰富起来。

(原标题:一个没饭吃没房子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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