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有方:翻身农民是怎样参军的

作者:游有方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7-17,星期三 | 阅读:1,205

—— 再读《暴风骤雨》

小说《暴风骤雨》“男一号”郭全海的原型郭长兴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砍挖’斗争的胜利,广大农民分到胜利果实,为安家立业打下了基础。群众觉悟有了提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生产,取得了农业生产的好收成,农村中出现了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大好形势,为彻底实行土改奠定了基础。”(郭长兴:《我和<暴风骤雨>——回忆半个世纪来郭全海伴我走过的路》,哈尔滨文史资料第26辑)

(图注:电影《暴风骤雨》剧照;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说法,不但官修党史采用,就连个人著作也因袭。比如罗平汉的《土地改革运动史》(2005)便写道:“党与人民政府又告诉他们,要保卫自己刚刚获得的土地,保卫胜利果实,仅仅推翻了本村的地主还不够,还要打倒地主阶级的总后台蒋介石……而要打倒蒋介石,就必须武装起来保卫解放区,大家去参军参战,打败来犯的国民党军队,保卫家乡,保卫土地。因此,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各解放区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土地改革运动史》64页)

显然,这里展现出一个简单的逻辑:要想不失去到手的土地和果实,就必须自己拿起武器投入战斗,而没有可能只享受不牺牲,翻身农民们对此都能心领神会并付诸行动。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回到小说里来。

《暴风骤雨》最后三章(二十八至三十)讲的就是动员参军的情形。虽然“大会、小会和家庭会议,黑天白日地进行”,但“过了三天,报名参军的,还只有三个”,而预订目标是四十个。“萧队长原想叫元茂屯成为一个参军模范的屯子,来推动全区全县的这个工作”,可是“看样子是要失败了”。

为什么少人参军?农会主任郭全海认为是“分了房子地,还有牲口,家扔不开了”。这一分析是对路的。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长期压抑着的发家致富过小日子欲望就被激发起来了,谁还去想那番参军参战保卫土地的大道理?“生活都乐乐和和,和和平平,忘了战争了。”尽管郭全海在大会上晓之以理,说“这天下是咱们贫雇中农的天下,还得叫咱们贫雇中农保。蒋介石还没有打垮,咱们就脱袍退位,光顾个人眼前的生活,要是反动派再杀过来,咱们怎么办”,但大伙就是不吱声,即便积极分子表态后,也只有五个人报名。

其实,不光被视为保守的农民如此没有斗志,就是干部和军队中也有厌战情绪。

据时为西满军区司令员的黄克诚在1946年5月24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东北部队及地方,“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厌战情绪,负伤到后方抢扰打人嫖赌(表现)很坏,伤愈后不愿归队。比较好的则要求到地方工作,坏的很多逃跑……有些干部则装病到后方。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而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一般的战士艰苦精神比之内战与抗战时代都差了很多”(见《黄克诚自述》238-239页,2004)。

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打仗呢?“忘了战争”,实在是人之常情,何况是对土地和家庭眷恋无比的农民?

可是农民不去参军参战怎么行?据时为松江省(尚志县元宝区所属省份)委书记的张秀山回忆,“1946年5月21日,东北局迁到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撤到北满,6月6日开始,国共双方停战近四个月。在这期间,大部分部队都在松江省内休整,松江成为主要的兵力补充基地。在以后进行的战争中,松江省的支前任务一直是很繁重的”,“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至1948年,松江省共扩军12.7万人”,“对于只有210万人口的松江省,能提供这么多的兵源(还不包括各县的县大队、区中队与地方民兵和自卫队)”(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214页、217页,2007),压力之大不难想见。

另据了解,“从当时的情况看,兵源补充问题已成为严重的问题。原黑龙江、松江、合江、嫩江省参军人数已占这四省人口总数的4.52%,其中,松江省五常县(《暴风骤雨》取材地之一——引者注)参军人数已占总人口的7.3%。”(王金文:《黑龙江人民在解放战争支前中的贡献及其作用》,《北满革命根据地专题论文集》253页,1990)在《暴风骤雨》里,元茂屯也不是首次被征兵,军属已有三十九家,本已不算少,“不过现在是大兵团作战,要的兵员多”。

东北局之所以给松江省下重任务,是认为松江土改搞得好,有群众基础,就是数字大一点也能完成。其实,前文已经讲过,土改搞得好未必就自然而然激发参军热情。为了完成任务,张秀山多次要求地方干部做好“兵贩子”,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萧队长作为动员组织农民参军的负责人,应该是压力最大的一个。这种压力来自于与其他地方的比较,“这会要是还能扩到这么多(即至少39名——引者注),就能赶上人家了。人家呼兰长岭区……一个星期里,有一千多个年轻人报名参军,挑了又挑,挑出一个营,就叫长岭后备营,多么光彩。”为了不落人后,萧队长大概也不免要做“兵贩子”了,但几次开会研究对策都收效不大。

一般认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农会骨干的带头,对普通农民参军有很大激励作用。《暴风骤雨》中少人参军僵局的打破,正是得益于身为农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的郭全海的带头,尽管他并不是元茂屯第一个报名的。郭全海报名,一方面是想到有老婆孩子的赵玉林“为大伙,把命豁上了”,榜样在前,娶亲不能忘本;一方面则是想到“自己恋着家,光叫人家去,人家嘴头上不说,心里准不服”,因此要起模范作用。

结果,“郭全海参军的消息宣布以后,(全屯的参军大会)会场上引起了参军的狂潮。当场有三十多个年轻小伙子争上来报名”。“三天三宿,父母劝儿子,女人劝丈夫,兄弟劝哥哥,都用郭主任来做例子,郭全海成了参军的旗子。”报名者达到一百二十八名,包括五十一岁的老孙头,最后选出四十一个“成分占得好,岁数是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结实小伙子”,任务超额完成。

郭全海带头能有如此效果,与其说是农民们觉悟骤然提高,不如说是爱面子心理使然。参军大会乃至整个屯子都是一个剧场,在权威的亲力亲为之下,在特定的舆论压力下(比如李大个子对萧队长说:“人有的是。我非去不行。人家上前方,当上英雄了。我呆在屯子里,窝窝憋憋的,算个啥呀?”)每个人都不能示弱落后,更重要的是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比如老王太太才结婚的大儿子说:“跟着咱们郭主任爬高山,过大河,上哪去都行。到关里也行。”)连郭全海都这样安慰新婚妻子刘桂兰:“一两年后,打垮蒋匪,就能回家。我准挣个功臣匾回来。”好像参军参战不会流血牺牲,当然小说没有写元茂屯人上战场后的故事,但“死人的事总是要发生的”,否则何以要一再下达补充兵员任务?

不过,中心人物带头就是解决问题的全部答案吗?未必。有研究指出,“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就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而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种组织的细密的组织动员而实现的”(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118页)。元茂屯“父母劝儿子,女人劝丈夫,兄弟劝哥哥”,就是利用家庭这种组织来进行动员(也是呼兰的经验)。

有意思的是,对于郭全海和刘桂兰这个家庭来说,却是丈夫劝女人同意自己去参军,其过程描述还算细腻真实。此外,《暴风骤雨》对“各种组织的细密的组织动员”集中在农会上,但动员方式仅限于开会,小组会、积极分子会以及大会,而前文已经说过光开会显然不济事。那么,反复开会、模范带头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动员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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