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黑帮大佬谈江南案:断蒋家接班路

作者:封思倩 | 来源: 环球人物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7-18,星期四 | 阅读:1,720

绰号“白狼”的前台湾黑帮大佬张安乐,与人们印象中好勇斗狠的黑道人士截然不同:他戴一副金边眼镜,举止有礼,面带笑容,头脑清晰,讲话不疾不徐,见识不凡。

7月6日,张安乐返回台湾第七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如约来到台北王朝酒店与他会面。这几天来,张安乐的日程十分紧凑,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宣传两岸统一,与绿营人士当面舌战。这位绰号“白狼”的前台湾黑帮大佬,与人们印象中好勇斗狠的黑道人士截然不同:他戴一副金边眼镜,举止有礼,面带笑容,头脑清晰,讲话不疾不徐,见识不凡,而且记忆力奇佳,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随口可以背诵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句子。“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他相信,自己就是一名“匹夫”,而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就是他心目中“保天下”的责任。

张安乐曾是台湾竹联帮的大佬 “白狼”,现在是岛内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提供(资料图片)

江湖内外的“白狼”

1948年生于台北的张安乐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也是一名教师。张安乐天资聪颖,从小学习成绩就名列前茅,但也很早就与黑社会接触。16岁时,他加入“竹联帮”,得名“白狼”。因为与黑帮有染,张安乐在高中时期多次转学,不过,18岁时,他还是顺利考入淡江大学(当时名为淡江文理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又进入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继续攻读,但未能毕业。

1975年间,竹联帮内部新旧派系恶斗让张安乐大为失望。他离开台湾远赴美国,一面做生意,一面求学,先后就读于内华达大学、圣马利学院,似乎已经金盆洗手,远离黑道,直到1984年震惊台湾、美国两地的“江南案”,他才不得不重出江湖。

当时,美籍台湾作家、记者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撰写了《蒋经国传》,披露了蒋氏父子统治台湾的黑幕,被台湾当局列为禁书。后来,台湾当局调查发现刘宜良疑为间谍,于是,时任台湾当局“情报局长”汪希苓找到了当时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打算借竹联帮的手暗杀刘宜良。陈启礼担心政府事后“翻脸不认账”,在行刺之前来到张安乐家,留下了一份录音带,以防万一。

结果正如陈启礼所料,台湾当局果然卸磨杀驴,在案发后将他抓捕。为了解救这位曾经的道上老大哥,张安乐公布了这份录音,并指称谋杀刘宜良的元凶就是蒋经国的儿子、当时主管台湾情报机构的蒋孝武。一时间,美国舆论哗然,美台双方政府都十分难堪,台湾形象受到前所未有的重挫。据称,“江南案”给国民党高层带来极大冲击,蒋经国在那段时间常常一夜数次惊起。最后,台湾当局不得不“丢卒保车”,“情报局长”汪希苓成为替罪羊,以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蒋孝武也被“外放”,从此远离权力中心。

张安乐也为此事付出了沉重代价。“江南案”后不久,他被美国警方逮捕,以贩毒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尽管张安乐再三强调,他这辈子在道上绝不碰毒品生意,但还是在美国坐了整整10年牢。坐牢期间,他与妻子离婚,至今没有再婚。在这期间,他不仅取得了两个学士头衔,还不定期地给台湾报刊写文章,介绍美国监狱里不为人知的故事。出狱后,他短暂地回到台湾,1996年,他前往大陆经商。离台期间,张安乐遭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以“违反《组织犯罪防制条例》”通缉,从此再未能踏足台湾,一别就是17年。

来到大陆后,张安乐创办韬略集团,先后在深圳、江门、东莞、南昌设立资讯、运动器材、消防器材等多家企业、工厂,至今已拥有数千名员工。其中,最早创立的江门市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头盔制造厂,专业生产马盔、溜冰头盔、自行车赛头盔,每年销售量占到全球市场份额45%以上。

30年后回首“江南案”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都知道您是竹联帮的大佬,还有一个响亮的绰号“白狼”,能说说这其中的由来吗?当时是怎样的机缘加入了帮派?

张安乐:50年前,我在学生时代参加竹联帮,辈分是“狼”字辈。当时皮肤比较白,就被叫“白狼”。那时候的(社会)风气,8个字可以概括:“少女好美,少男好勇”,大约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逞义气之勇,大家结拜兄弟,所谓“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环球人物杂志:那时干过什么坏事吗?

张安乐:就是打架。

环球人物杂志:你出身书香门第却加入帮派,父母有没有失望过?

张安乐:当然不能接受。母亲眼泪,父亲棍子。北方人的父亲就是这样子,严父嘛,母亲就是哭。加入竹联帮以后,就一直在母亲的眼泪和兄弟义气中摇摆。

环球人物杂志:有没有想过加入帮派之后,未来会是什么出路?

张安乐:我们那个时代,像竹联帮,一律不偷不抢。如果有窃盗前科,大家就鄙视你,不能进来。我们小时候的想法是,就算入了帮派,读了大学就好了(不再混帮派了)。我们那时做兄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要讲伦理、讲义气、不偷、不吸毒,而且玩个一二年,过了就算了。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接受采访时,常会流露出对竹联帮董事长陈启礼(竹联帮中一律称陈启礼为董事长)的敬佩,当年的“江南案”也与他有关,你能谈谈他对你的影响吗?

张安乐:陈启礼在江湖上有他的魅力,无与伦比,一个翩翩公子。你看香港电影,黑社会老大都是叫下面的人去贩毒、拿高利贷回来。他不是,他会想办法照顾下面的兄弟。

环球人物杂志:这也是在“江南案”发生之后,你去营救他的原因吗?

张安乐:“江南案”发生以后,我有一卷录音带,联邦调查局来跟我要录音带,两个月我都没有给他们。最开始,我是希望救我们大哥(陈启礼),我去跟台湾谈判,但台湾不肯答应。之后联邦调查局又来找我,我还是没有告诉他们我有录音带,最后他们的人就讲,要救你大哥的性命,只有靠我们,我们知道实情,但没有证据。最后为了救人,我不得已把录音带给了他们。当天下午交出录音带,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情报局长”汪希苓被逮捕的新闻。他们一定是通知了台湾,录音带拿到了,牵涉到了谁,然后台湾去抓人。这是台湾跟美国两边的默契。当然,美国对台湾不满,但它希望把伤害降到最小。

环球人物杂志:时隔近30年,你怎么看待当年的“江南案”?

张安乐:我只知道我这部分。30年后再看我要不要去救陈启礼?我当然要去救,就这么简单。我们围魏救赵,指控蒋经国儿子蒋孝武,从此蒋经国讲了一句话:“我们蒋家不会有人接班。”这是“江南案”最大的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怎么看待自己后来被美国法庭判刑?

张安乐:美国并不喜欢我,因为我会找媒体。我认识一个叫阿书的福州人,他自己本身没有吸毒,他身边有个叫小明的人在贩毒,但跟我无关。他们(美国当局)通过阿书找小明买了1公斤海洛因,还故意用广东话问阿书:“白老大(白狼,指张安乐)怎么说?”后来这个案子在庭上放录音带时断章取义,我说:“粉(毒品)最好不要碰。”翻成英文变成了“Powder is good。”(粉是好东西。)

非常佩服林毅夫

环球人物杂志:在美国的那段生活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

张安乐:和大陆留学生的交往。我选择去美国,一是因为听说大陆改革开放,开始派留学生去美国,所以就想去美国跟他们接触,我认为将来推动大陆改革的就是这些留学生。二是我也希望可以拿个学位,然后回大陆。以前列宁说过一句话,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巴黎,这是乡村包围都市的意思。我觉得从台北到北京最近的距离是台北到美国,再到北京。我必须到美国的知名高等学府拿到一个学位,然后以留美学人的身份回到大陆。我蛮佩服林毅夫的,但我不是他,我没有那个条件。

在美国,我接触到的大陆留学生都穿着蓝色的人民装、黑色的布鞋。美国都是公路,他们去购物都要骑脚踏车(自行车),很不方便。一开始我提出开车载他们去购物,被他们婉拒,后来逐渐混熟了,他们也被我的诚意打动,会来问我要去哪里可不可以搭便车,一辆车不够,我就找其他同学帮忙,这样慢慢跟他们建立了交情。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很早就决定去大陆发展?

张安乐:我关在美国的时候,跟我妈通电话。她问医生,能不能活到我儿子回来?我听了很难过。几年后,我健健康康回去,就把我妈接到大陆。这个决定是对的,她最安定、安详、幸福的是后来这十几年。没有烦恼,儿孙满堂。

环球人物杂志:在大陆期间,有哪些收获?

张安乐:第一,让我妈妈有个安详的晚年。第二,我把老家侄子、孙子辈带到深圳,有开书店、开洗衣店的,有在百货公司当经理的,都立足了。留在老家的,就供他们读大学,把老家亲戚的生活都改善了。今年是我妈三周年忌日,来了十几辆车,我问一个外孙女“车子够不够?”她说,我们别的不多,就是车多。我觉得蛮安慰的。

环球人物杂志:家人的境况怎样?

张安乐:两个儿子,一个在台北,一个在深圳,都很好。这边定下来后,我会两边来来去去,常去看看,但主要会住台北,因为我的事情要在台湾做。

环球人物杂志:你还有一个儿子据说是被其它帮派杀害了,而他去世时你都没能回到台湾,这件事对你来说应该是很大的遗憾。

张安乐:当然。他是遇到了冲突,不是被人故意挑衅。他的朋友先去惹事打了人家,被打的一伙人拿了刀下来,看我儿子走过来,冲过去正好一刀。

环球人物杂志:当年你的兄弟要为你儿子报仇,据说是你把他们拦了下来,为什么?

张安乐:不需要,人已经走了,而且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在那种场合发生冲突,我反而要怪他的朋友先惹事。以做兄弟来讲,人家做得没错,我为什么要寻仇?怪就怪我儿子那个朋友。

“一国两制是台湾前途的最大保证”

经商取得成功,并没有让张安乐就此满足。200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60周年时,他创建的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正式成立,张安乐自任该党总裁。他说,“中华统一促进党”是目前在台湾既能深入基层各角落,又敢公开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党。

今年6月29日,张安乐又高调主动返台。由于仍遭通缉,在台北松山机场一落地,他便遭警方上铐带回讯问。穿着黑色唐装的张安乐非常配合警方行动,脸上带着笑容,经过大批记者面前,手里挥动着一本蓝色的小册子,上面印着醒目的标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由他一手成立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动员千人到松山机场接机,警方出动上百名警察到场戒备。台北地检署召开侦查庭后,认定张安乐自行投案并告知居所,所涉案件不是重罪,且案发至今超过17年,因此让他以100万元新台币(约合20万人民币)保释,限制出境。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在大陆已经成功的人士,你又为什么想要回台湾?

张安乐:3年前的5月14日我母亲过世,办完后事后,我就想要回来。我本来以为回来很单纯,但中间出现各种复杂局面,一直拖到今年才拿到入台证。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返回台湾面临的局面,你有什么样的估计?做了哪些准备呢?

张安乐:当时估计有3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是,第一天侦讯完交保。第二种情况,闹这么大,检察官不关你两个月,也不好交代。第三种情况,如果碰到法官周占春(台湾亲绿阵营法官),没罪也有罪。但说实话没想到会是第一种情况。

环球人物杂志:离开台湾17年,回到台湾后会不会有一种“家乡成异乡”的感觉?

张安乐:不会,很多老朋友都在,两边都是我的家,深圳、上海是我的家,台湾也是我的家,家乡不会变异乡。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台湾有什么变化?

张安乐:应该变化不大,反而很有亲切感。我朋友说台北这么破旧,我说旧而不破,台北发展得早,不像深圳是个新的城市。深圳市容比台北漂亮,马路很宽。我在飞机上的时候,知道马上要戴手铐了,往下能看到基隆河、淡水河,我小时候住大龙峒,觉得很亲切。从松山机场押出来的时候,上了手铐,在囚车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出去,但看着两边的台湾街道,就很亲切。

环球人物杂志:你说回到台湾之后,他们无非给你扣上两顶帽子,黑帽子和红帽子,这两顶帽子具体指什么,你怎么看?

张安乐:黑帽子就是竹联帮。但我去美国以后基本上就已经脱离了,后来为什么又会牵扯进去?因为“江南案”。“江南案”我觉得我没有错,我也付出10年代价了。“一日香火缘,终生兄弟情”,竹联帮背景,我不否认,兄弟情还在,但所谓帮派的活动也好、赌场也好,都没有!所以黑帽子我不怕。

红帽子是民进党一定要这样给我戴,说我是什么中国派来的特使。如果民进党不戴我帽子,就不叫民进党,壹传媒不戴我帽子,就不叫壹周刊。

环球人物杂志:你从什么时候萌生了推动两岸统一的想法?

张安乐:从小就希望统一。小时候就从父母那里知道大陆的事情,可是又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很亲切,又很陌生。而且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活活泼泼的好学生”,这样的话随处可见。我们是这样长大的,难道会不想统一吗?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赞成“一国两制”?

张安乐: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我去了。当时香港人把回归称为九七大限,很害怕。可是经过这十几年,不管怎么讲,大陆基本上信守了“一国两制”的承诺。香港人抗议说到现在都没有普选,可英国人在的时候,香港人从来不敢要求普选,立法局议员都是指定的。伦敦派英国人当总督,绝对不会让香港人当总督。

环球人物杂志:你应该知道“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你能怎么推动它?

张安乐:我知道没有市场,但“一国两制”是台湾前途最大的保证。台湾有两个主流民意,一个是独立“建国”,但“台独”一定引发战争,这大家都知道。有人说有美国人保护,其实没有美国人还好,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就像当年施琅跟郑克塽在澎湖一战,台湾老百姓没有受损失。但只要有美国人介入,就像100年前的日俄战争,打仗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但死的中国人最多,因为战场在中国。战场如果在台湾,两边打起来,台湾就要被夷为平地。所以“台独”是一颗不定时炸弹,最可怕的后果是引起中美的战争。

另一个主流民意是“不统不独”。但我要问,能拖多久?两岸势必要统一,100年、1000年,统一是终极目标,是一定要做的。大陆军力一旦能和美国互相抗衡,就是两岸要摊牌的时候。这很快,30年前我们去大陆,老百姓过的是什么生活?现在它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到时候台湾的筹码在哪里?没有筹码嘛!趁现在有筹码,大陆对我们释放出善意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握住?谈判是很冗长的过程,可以坐下来谈,在“一国两制”框架底下,为台湾争取最大利益。

我一直认为两岸的命运掌握在大陆,解决两岸问题的钥匙是北京。台湾很好,但毕竟是个马车,一辆马车要带动一列火车,很难,但一个很好的机车头带十几个车厢都没问题。

今天的政党拿到执政权最重要,老百姓利益不能说不管,但是放第二位的

环球人物杂志:读大学的时候你读的是历史专业,这跟你的家庭熏陶有关系吗?

张安乐:当时台湾大学联考是先填志愿,我第一个报的是台大历史系。家庭的关系是有的。从小母亲就给我讲历史故事。她当年在北京念大学,中文系的,那时文史不分家,我小时候的儿童读物都是讲历史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读历史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张安乐:历史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比方说现在大陆的问题很多,我们把大陆比喻成一个美女,像郎咸平这样的微观经济学者把她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就发现这个美女脸上坑坑洼洼的,身上一个洞又一个洞。但我从历史宏观角度看,大陆在进步,虽然问题很多,但在逐步解决。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对中国大陆的未来乐观。

环球人物杂志:哪些历史人物对你产生过影响?

张安乐:不敢讲哪些,太多了,比方北宋理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现在是为万世开太平。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格局很大?

张安乐:儒墨道法4种思想对我都有影响。道家让我亲生死,人生一百年,就像我们住宾馆一样,时间到了就要走人了,看得开,就是这样子。墨家教我们行侠仗义,但你不亲生死,就无法行侠仗义。儒家教我们待人接物,因为行侠仗义太粗野了。法家教我们认识政治现实,比如它讲的,国君跟臣子的想法不一样,国君想的是国家整体的利益,因为国家是他的;臣子想的是个人利益,他觉得国家是你的,不是我的。最好的例子是当年蒋家在大陆,蒋家不会贪污,因为天下是他的,但他两个亲戚孔家和宋家的想法就不一样,你在位,我不把荷包捞饱怎么办?在大陆,在美国,在台湾,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官员才不管你国家利益,他要的是业绩、业绩、业绩。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碰到挫折就无所谓了。

顾炎武那句话也很有道理:“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又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换今天的话来讲,宋朝的臣子只想怎么保住大宋朝,明朝的臣子只想保大明朝,可是对苍生来讲,这都不是最主要的。那么苍生的利益谁来想呢?这就是匹夫的责任。今天的政党拿到执政权最重要,老百姓的利益不能说不管,但是放第二位的。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有选举的包袱,即使有人认为两岸和平统一比较好,他也不敢讲,怕影响选票。连战主席在大陆讲,我们要求同存异,同就是“一国”,异就是“两制”,但他不能讲“一国两制”,因为一讲,炮火就来了。但我是匹夫,没有包袱,我可以讲这个话。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说你不安分,也有人说你身上有一种侠义之气,你喜欢被当做“大侠”吗?

张安乐:怎么定义我?就三个字:中国人。我做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情。

(本文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封思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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