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富人的物种起源

作者:蒋方舟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7-20,星期六 | 阅读:1,209

(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家庭是最低家庭的234倍;图片来源于网络)

“富人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明代文人张涛对自己的时代这样批评道,他敏锐地感到了所身处世界的缓慢变化:明代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逐渐形成:明朝从洪武皇帝所推行的道德秩序滑向了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

张涛的无奈和哀怨,代表了传统中国对于商业社会的态度:富人对穷人、利润对美德的掠夺,让社会推翻多数人的社会期望,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期望。

可是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穷人用一次次的揭竿而起,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富人,则在科技和艺术的层面推动着历史的进步。

无数彰显社会地位所开发的科技转变为实用技术,比如纺织品、航海船只等等。世界上第一个马桶由英国贵族设计,被安装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里。富人有足够的财力、人力以及闲置的时间,去做改善现有生活的尝试。

同时,富人也是历史上艺术进步的推动者。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则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资助和庇护了包括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在内的大批艺术家。

富人,这个词让人又爱又恨。他是艺术家和文人嘲讽和挖苦的对象,同时也是豢养他们的金主。他是每个人心里或隐蔽或张扬的欲望,也是人们愤怒与仇恨的对象;他是残酷社会最明显的体征,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力量。

富人,他与你我有何不同?假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那富人从哪儿来的?

多少钱算富人?《胡润财富报告》中把“富裕人士”的门槛定为:拥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品收藏。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在中国每1300人中就有1人是千万富翁。

而一个在北京四环有一间100多平米的房子,每天夹在早晚高峰中上下班,对日常生活仍时有力不从心忍辱负重感的白领,绝不会因为自己所有资产超过1000万而认为自己是个富翁。

富人与其说是财富标准,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一种不为金钱所劳役的心态。用菲茨杰拉德小说里的话来说:“他们与你我不同,他们早就拥有财富,自得其乐。我们感到坚硬之处,他们却觉得柔软无比,我们深信不疑的东西,他们却冷嘲热讽。他们优于我们,因为我们不得不自己寻找生活补偿、谋求生路。即使他们深入到我们的世界,落魄到不如我们的境地,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比我们优越。”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提出,让富人摆脱了当年“地、富、反、坏、右”时期被批斗得抬不起头的命运。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创业浪潮中有柳传志、王石等人,他们的创业可以说是无意识的: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搞了进出口指标,就成了“创业”;王石被分到国有科技厂,做垮之后,慢慢摸索。那时候的创业者,财富并不是第一追求——他们甚至喊出了“创业报国“的口号。

90年代初,新一波创业者诞生,以潘石屹、冯仑、俞敏洪为代表,他们就是著名的“92派”,他们的驱动力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成就感的渴望、对自我能力的证明。热映的《中国合伙人》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态,年轻人从无到有地打拼,片中反复出现“梦想”“尊严”“改变世界”“被世界改变”这样的词。公开表达对财富的渴望,不仅不再是什么耻辱,甚至是可以和“梦想”相互替换的词语。

现如今,“创业”已经不再是累积财富的主要来源。巴克莱(Barclays)集团旗下的咨询公司最近发表了一篇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房产、遗产、工作薪水、商业经营四类财富来源中,房产和遗产成为亚洲富人独特的“致富秘诀”。

被调查者中,有61%的亚洲富人都将房产获利作为自己的财富来源,而这一数字在全球平均为34%。

英文字的rich的印欧语系字根,与克尔特语的rix、拉丁文的rex、梵文的rajah同源,后三者的意思都是“君王”。这在中国亦可做如下解释:欲富或已富者,一定要与权力心结合。近20年来崛起的富豪,很大一部分是权贵资本的受益者。近中年的富翁们,仍用“关系”来敛取财富,而他们的孩子,则享受于消费主义的狂欢。财富,忽然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上。

富人热爱炫耀他们的财富。炫耀有很多种方式。最低端的,当然是以名包、名车、名表的方式来进行炫耀。而最高端的,则是以“慈善”的方式来“炫富”。

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选择以“转发多少我就捐多少”的方式来开展慈善工作。史玉柱号称有多少粉丝就花多少钱来就做慈善。粉丝100万时,他捐了100万元给慈善基金会;粉丝200万时,他捐了200万给少数民族孤残儿童……粉丝500万时,他分别向成都市老龄基金会(敬老)等5个项目捐款100万元。

如此的慈善方式,当然引发了社会争议。“高调”“作秀”的争议不绝于耳,在大多数人选择当“闷声发大财”的沉默富翁时,做慈善很容易被形容道德作秀。除了舆论中混杂的“仇富”心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富翁确实有着某种把慈善或视为施舍,或视为广告的心理。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观众看到的是富人的道德。富人们在死亡面前“让妇孺先活下来”,井然有序。而在泰坦尼克号的真实情形中,头等舱的成年男性有33%生还,统舱的成年男性生还者仅为16%。头等舱成年男性生还的百分比几乎与统舱儿童生还的百分比相等。总体而言,头等舱生还63%,统舱乘客生还仅25%。

理想的社会,存在着一个顺畅的通道。不平等的收入刺激着穷人向上打拼,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累积,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分到的越来越多。

不顺畅的社会则是赢家通吃,富人垄断着财富以及获得它们的手段。从这种层面上来说,“仇富”也是可以理解的心态:穷人不仅很难从富人的财富中获益,而且被抢夺了获得财富的机会。

现如今,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人们在仇富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尊重富人。

王石说:“真正有话语权的不是电影明星,不是体育明星,不是政府官员,是企业家和媒体和经济学家、学者的结合。”

人们愿意听富人讲话,因为觉得他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富人则通过各种企业家论坛、财富论坛、商业领袖论坛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威。

“富人明星化”的趋势让一部分富人体会到了拥有话语权的快感,同时,也有了在社会领域承担责任的意识。从组织“俱乐部“到组织“公益基金”,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正在试图把财富转化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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