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的高帽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7-25,星期四 | 阅读:1,349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蒋介石的铜像被戴上“世界伟人”的纸糊高帽,铜像前拉起了“以党国兴亡为己任”与“置大学死生于度外”的白布条……

这是一场话剧的高潮一刻,演出地为台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天井。这是1989年5月4日,台北正处于民主转型的亢奋时刻。

解严开始,蒋经国去世,宋美龄复辟未遂,但国民党仍掌握国家机器,光头的蒋介石铜像仍矗立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大校园,它象征着昔日权力仍如幽灵般无处不在。

这幕剧名为《图腾与禁忌》,想要直接挑战长期笼罩台湾的蒋家个人崇拜,演出者则名为“反幽灵剧团”。这剧场的发起人是罗文嘉,政治系四年级的学生,也是此刻台大学生会的会长。在台大乃至整个台湾教育史上,他是个历史性的人物。他是第一任由全校学生普选产生的学生领袖,也是从他开始,“学生会长”取代了沿袭多年的“代联会主席”,对于长期被国民党控制的校园,这是个了不起的时刻。

在同学眼中,这个个子不高、戴着宽边眼镜的罗文嘉,总有一股不断前冲的欲望,而且是个宣传天才。他曾发起过反对校园福利社的运动,他坚持福利社赚取的利润应该用于学生,怎能被校方拿走?为了表现决心,他甚至发动同学开设了自己的福利社,他们自己进货、送牛奶、卖便当,想用低价击垮校方的福利社。然后就是参与第一届会长的竞选,他发动了所有主要的社团为他助选,把传单发进了每一个宿舍,组织能力让人大吃一惊。

《图腾与禁忌》算是他领导的学生会为“五四运动”的献礼。这是1989年,“五四运动”正好70周年。而台大从来自豪于与“五四”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紧密联系,它最受爱戴的校长傅斯年正是五四健将,已成神话的殷海光继承的也正是科学与民主的精神。

此刻的台大该怎样纪念五四?小剧场正在台北流行。倘若多年来国民党政权试图把一套中华民族与党国理论灌输给整个社会的作为,是一个大剧场,这蜂拥而起的自发性小剧场则是一种抗争,它用个人的、小群体的、自下而上的叙事来反抗这种国家的、自上而下的论说。

于是有了一幕小剧场,在5月4日这一天,为台大内的活动中心里的蒋公像戴上高帽子,这创意还是来自他们自小接受的反共教育–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给“牛鬼蛇神”戴高帽吗?

在他1985年进入台大时,没人指望他扮演这样的角色、创造出这样的闹剧。他是个桃园县的农家孩子,父亲除了耕田,还是风水先生,全村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不免烦劳他父亲。他是个敏感的少年,是读着《幼狮文艺》与《联合报•副刊》上作品成长的,王尚义《野鸽子的黄昏》的迷惘情绪、王秉钧的散文、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都曾影响他,他喜欢那股流亡的大陆文人们的乡愁。小学五年级时,他曾得到过全县“模范儿童”的荣誉,受到时任桃园县长许信良的表扬(当然这位国民党县长也成了反叛者)。

比起文学上的敏感,他的政治启蒙姗姗来迟。在台北的师大附中读书时,他还是“三民主义”学社的成员,相信美丽岛的成员都是暴徒,读到党外杂志时,还有要和他们争论一番的冲动。

这个想法在最初的大学时光也没改变,他的激进同学常讥讽他是“小国民党”。他的想法转变缘于与一批支持“党外运动”的学长的接触,在宿舍里,他听到他们用台语谈论台湾的命运,他第一次听到“台湾独立”、“亚西亚孤儿”这样的说法。“李文忠事件”更是给他直接刺激,这位因参与“党外运动”的学长被学校开除,并发起了绝食抗议。

《图腾与禁忌》也像是为他的大学生涯画上一个句号,他毕业在即,即将要服兵役。他的挑衅招来了干预,校方准备开除他与另一位发起者许世杰。台湾社会的确更为开放了,在校园内,挑战传统禁忌的行动层出不穷,另一家社团在一周后一场电影欣赏会上,将A片与国歌同时放映,以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嘲讽。社会力量声援这群捣乱学生,5月30日,一群作家与活动者在台大校门口绝食,打出了“声援两岸学运,抗议台大议处罗文嘉”的标语。

第二天,“反幽灵剧团”决定再搞上一场,以示反抗姿态。剧目干脆名为《图腾与禁忌续集–血祭罗文嘉》。戴帽子的不是一位演员,在场的演员与观众把各式各样的帽子轮流盖在铜像上,帽子上写了各式各样的称谓:青年导师、自由灯塔、人民救星……这都是宣传机器赋予这位独裁者的。他们还要一边戴,一边献唱,把歌颂蒋公伟大童年的歌曲编在一起。参与这场活动的同学都签了一份保证书,说是自愿参与,以示分担责任。

他没被开除。他把这种挑衅作风与好运气也带到了台东的军营里。他试图在军队中捍卫自己的人权,抗议自己的休假被取消,他甚至做好了被军事审判的准备,准备大不了做十年牢,“我才23岁,在牢里好好读书,出来也才33岁,和你继续干下去”。

运气再度帮助了罗文嘉。他没被扔进军事法庭,反而获得休假。这运气也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更大的自由、更多可能性,一切价值都将被重估。这两次未被兑现的惩罚,也变成了他的新财富–“它们都是心理建设的一部分,你为最坏的结果做了准备”。回忆起青年时代,罗文嘉带着特别的兴奋。时至今日,他也不过47岁,充满稚气的圆脸,把这个年纪也打了折扣。只是,这纵情的青春,与此刻的中年岁月,还有多少关联?

初见他是2011年初,是在专卖各种电脑与配件的八德路上一间废弃仓库改建的办公室里。这仓库曾是专门生产“扁帽”的工厂,在1998年的台北市长、还有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扁帽”大受欢迎,在台湾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位政治人物能像陈水扁这样激起公众的狂热,连以他命名的帽子都畅销无阻,只有流行明星才有这样的效果。罗文嘉是这一切的推动者,他曾是陈水扁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陈前总统仍身陷囹圄,关押在与1980年代入监时的同一个牢房,上一次他是英雄,这一次则被唾弃。

仓库里没有“扁帽”,改成了台北正时兴的艺文空间。它举办纪录片放映会、思想交流沙龙,也借给临近社区的老年乐团使用。当我走进时,他们正在练习一首台语民歌,日后我才想起,它叫《望春风》。

走入仓库内的一个会议室时,桌上已摆上了金门高粱与各式塷味。除去带我到此的一位可爱青年、媒体界的一位故友、就是罗文嘉与马永成,在陈水扁兴起的90年代,他们以“罗马”著称。罗文嘉是这个仓库的临时主人,他与“六四”的学生领袖王丹组建的两岸民主基金会也设立在此。

这场会面的原因我至今不清,或许是因为他们想促进两岸交流,也该认识一位大陆作家。不过,那真是醉熏熏的交流,话未说几句,金门高粱已让我一阵茫然。不过,即使在这飘飘然中,我心中仍有一丝警惕。我对这曾称作“罗马”人物的故事不甚了了,却也知道他们与陈水扁紧密相联。陈水扁给我的印象不是他的贪腐,而是他的小家子气的格局与“台独”倾向。陈的八年,似乎也令我们对台湾的美好期待蒙羞–你创造了华人世界第一个民主政体,民主却造就了这样的结果。“台独”再加上王丹,我几乎是下意识的担心,与他们的接触,是否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谁曾料到,我与他们的关系却日益紧密。接下来的两年中,只要去台北,必然会去找他们。有时下午喝咖啡,有时夜晚纵酒。我对他们既好奇也羡慕,这么年轻就卷入了历史。因为年龄相差不大,还有一种兄弟式的亲切。这里面或许还有一种莫名的虚荣心,倘若以北京为参照,我可不能想象与退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或是宣传部部长们坐在路边摊上,拍着彼此肩膀碰杯,从台啤、绍兴黄酒到苏格兰威士忌。我们谈论政治、文学、青春、八卦,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尤其是文嘉)有一种令人意外的单纯。

一开始,我下意识地回避陈水扁时代,我对于那个时代不了解,也不想引起他们的不安。紧接着,一种新的好奇心冒出来,他们到底怎样思考经历的一切,这该与媒体上的单调描述不同吧……(待续)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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