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流放的不同政见者

译者: 米忧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7-26,星期五 | 阅读:1,385
原文:Author, author:rebel envy
原作者:Pankaj Mishra

在文化冷战中不同政见作家的命运

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讣告让我想起了菲利普·罗斯,这个曾对共产主义制度下作家所遭受的迫害供认不讳的人。他在和伊凡·克里马的谈话中说他感到震惊,为”人们在写作中承受的恼人的压力和在此种压力下所培养出来的清晰的使命感——你是你所在社会里真理的唯一实质上的监视者“罗斯为像他自己一样在西方被边缘化了的一群自由小说家总结了一个简洁的小公式:“那儿什么也没发生但一切都可能成为问题;这儿发生了一切但什么都不是问题。”

不过他自己最近被神话为美国的夜莺诗人——就连贝拉克·奥巴马都在读他的诗,罗斯似乎无法证实他的观点了。但他只是在表达,在20世纪70-80年代,不管是苏联作家、东欧的反对者或者共产主义政权的迫害者,都享有同样高度的社会认同。再回头看看那个时期的报章,我们不禁要惊叹那时候对这些作家的广泛关注与尊重。他们中的许多人的作品仍在发表,像米兰·昆德拉、克里马、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只是各自的知名度不同。索尔仁尼琴自己,这个总是留着一嘴刚刚好长度的长胡子作家,似乎在佛蒙特的乡间隐居生活中戴上了托尔斯泰式的低调斗篷,直到他反抗西方衰退与不道德的激烈行为吓坏了他在美国的房东,那是我们现在常与穆斯林狂热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反抗行为。

与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曾在西方崭露头角又退回国内的俄国作家不同,二十年来,在这段无尽到近乎不可读的俄国革命小说史里,他几乎从没离开过他在佛蒙特的农场。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到叶利钦当政时期的俄国,他变成了模仿的先知,用他自己的电视节目做独白。他还袒露自己作为狂热的民族分子,拥有俄罗斯民族复兴的;良方,正如塔季扬娜·托尔斯塔亚所形容的:“那是可以,在本质上简化成的一种简单原始的作业——利用羊群效应的猪来消灭恶魔——允许非俄国人,外国人,遗民们保持不同的信仰。”很容易想象索尔仁尼琴会为俄国攻打格鲁吉亚欢呼。

尽管如此,他作为对抗苏联压迫的勇敢拆穿者所获的第一个声誉在西方似乎已经定型了。“面对强权敢说真话”是经济学人杂志封面上对索尔仁尼琴整体定位的描述。这是一家通常以面对权威鼓励发言和建议著称的杂志。

这种在西方大都市出版并被主流接受的现实政治的影响不应该被夸大。但它们的崇拜者——来自印尼的 Pramoedya Ananta Toer,伊拉克的Abdul Rahman Munif和巴基斯塔的 Faiz Ahmed Faiz在讨论中认为:这些遭受监禁或流放的“不同政见者“作家并未引起西方广泛的同情,因为他们在各自国家所反对的专政独裁与所谓的”自由世界“是联盟体。

冷战或许已经终结,但其文化反射仍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作为新敌手的中国和隐现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中。鲜有诺贝尔奖会授予高行健这样一个作品稀少的作家。马健最近的小说《北京迷雾》是有关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起义事件,小说公开而非发掘了一段高度公开的政治暴力事件,就像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巨大的秘密暴行。马健可以自由的在中国来去或者想必就居住在中国。在一个个人消费主义比社会主义增长更快的社会里是不难发现他的盗版作品的。不管怎样,已经有不止一家媒体把马健视作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了。

这种刻板印象会是无害的,如果它没有导致对其他类型作家作品的忽视:例如,中国的许多有意思的作家,如莫言,朱文,韩少功等,他们断然放弃了流亡的戏码(实际上是去国外),留下来为了观察记录中国现代社会所经历的最大最快的改变。

在我们看来,他们选择留在专制主义的中国似乎有些妥协。纳吉布福兹,这个被定期招募为神殿中”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家,实际上一生都在从事一份政府工作;对这个埃及作家而言,一个明显的事实不是那件结束了他文学生涯的刺杀事件,而是他所描写的在开罗之心所经受的连续暴政下的精明机智的生活。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笔下的巴勒斯坦民族诗歌艺术并未因他长期居住在以色列或亲近巴解组织的铁腕人物亚西尔阿拉法而遭受迫害。

西方作家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本能崇敬至少有一部分是被利己主义者所驱动的。正如罗斯暗示的,居住在欧洲和美国消费社会的这些作家们知道,他们永远无法在这里拥有他们在自己持不同政见的国家所自然拥有的道德上的权威和政治上重视。但毕竟,斯大林曾亲自签署命令将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驱逐到西伯利亚;苏联政治局也曾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该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

但这也是事实,作为被专制社会驱逐的反叛者,这些作家体现了一种古老而又强有力的意识。我们的文学教育中有许多都是被这些作家引导的,他们的时空与主流势不两立,总是在怨恨的冲突中。艺术家的根本异化会被资料剥夺,政治觉醒或性别反转所加剧。福楼拜反资产阶级的愤怒,陀思妥耶夫斯基长期的不稳定性,普鲁斯特的孤独和乔伊斯的流亡,他们似乎证实了托马斯·曼在《托尼奥·克罗格》中的谶言:艺术的桂树上没有一片叶子会被采摘,若没有艺术家献出生命的灌溉。

与这些艺术修道者相比,出现在我们时代的大多作家是多么的悠闲。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是在寻求而不是唾弃嘉奖,崇拜,盛宴这些,在越来越多的具有异国情调、骑士风格的地点和学术蠢事里。他们找寻没玩没了的机会加入或至少和所谓的伟大良好打成一片。只有简陋的地下出版文学还在偷偷摸摸的对抗着也许已经不可避免的高档化:作家们在维护着他们独特的痛苦,好像那不是工作,而是浪漫贵族艺术家的天职和信念,而这也会是我们直到文化的冷战结束前都会长期视为珍宝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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