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上海夏天

来源:外滩画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8-3,星期六 | 阅读:1,756
文/华琪 实习生/马天骄 黄志鹏

7月31日,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及红色预警信号,气温再次突破39℃,徐家汇最高气温达39.8 ℃,成为今年7月的第25个高温日,打破了上海140年气象史上7月份高温天数的纪录。在此之前,上海的高温纪录一直由1934年保持:当年徐家汇站高于35℃的天数达到了55天,为1873年建站以来的最高值;突破37℃的有34天,远远超出了其他年份酷暑的天数,为有气象史以来的最高值。近80 年前的那个上海夏天究竟有多热?没有现代化降温设备的上海居民又是如何度过那个炎热夏天的?

撑杆跳健将符保卢与其新夫人及兄嫂友人等在青岛海水浴场留影。

“时候到了六月天就热了呢!太阳边的像洪炉里烧红了的烈火似的,热浪征服了整个的世界,东方,中国,大上海。”在 1934 年 8 月 15 日出版的《良友》画报里,一篇《大上海的热景》开头这样写道。

1934 年的上海夏天极热,从 6 月到 8 月,气温很高而降雨极少,7 月 12 日,更是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最高气温 40.2 摄氏度。持续干旱,致全国赤地千里,打开当年的报章,“大旱”、“米价飞涨”连篇累牍。因为极旱,上海还开了一个全国祈雨消灾大会。

《禽声》月刊在当年的卷首语中这样写道:“残酷的热浪,把这个已经不景气的世界,闹得益发不景气……人是在继续病倒了,医院里适时宣告着客满,禾是在全盘枯死了,米价是一天比一天飞涨,这在顷刻真严重到南极或北极!”

这一年不仅上海热,另一个半球的美国有 20 州都在酷热中煎熬,华盛顿政府办公室曾达 43.3 摄氏度。

1934 年的上海,分三地而治: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那一年,美国魔术大王“邓脱灵魔团”正在造访卡尔登影戏院;新添冷气设备,装潢一新的金城大戏院正上映联华公司出品,进步文人蔡楚生编导的 《渔光曲》;石路三马路口“无福绸缎局”打出了低价贱卖广告,推销它的各色粉影绸、安琪皱、蝴蝶皱;辣斐花园跳舞厅,高尔夫球场开幕,新雅粤菜馆冷品上市;《申报》上整版中法大药房发行的“龙虎人丹”,中西大药房出品的“明星花露水”广告十分醒目。除了热,南京路上的梧桐树抵挡不住散珠落玉般的日光,人力车夫脚下绵软的柏油路,1934 年的夏天和三十年代上海的任何一个夏天同样丰富和热闹。

“寒暑表百度以上的时候,爱好运动的电影明星们都忙于游泳,而摄影记者们也不得不跟着忙了起来,且看黎灼灼的一举一动都被收进了镜头,你便可以想象出他们怎样的忙了。”1934 年《良友》画报。

热死人的夏天

“寒暑表管子里的水银开始往上涨,慢慢,慢慢地从九十五度那儿一直爬到一百零四度那里。”“人在室内,桌椅皆热,虽静坐着,亦觉汗珠点滴不收。”“袖子长在肩膀上,领口开在前胸边,一九三四年最摩登的夏装。”翻开 1934 年七八月间的报章,文字几乎就是热的形容词展览。

1934 年的梅雨很奇异,只持续了一天。6 月 23 日午夜飘了点细雨,24 日就风雨骤停,烈日当空,气温一跃而升至华氏101.5度(38.6 摄氏度)。据钱钢的《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记载,影响长江下游天气的重要角色——副热带高压并没有如往常一样在本地区以南加强活动,使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气流与西北方向的冷空气交织相遇,形成温温湿湿的阴雨季节。

6 月25 日,徐家汇天文台宣布当月 25 日为上海 60 年来 6 月中最热的一日。

紧接着第二天,6 月 26 日,最高温度为华氏 102.7 度 (39.3 摄氏度)。27 日、28 日、29 日、30 日酷热依然未减,而且变本加厉,徐家汇天文台最高气温纪录不断被打破,成为上海气象史上百年之最:从 6 月 25 日到 8 月 31 日,全年共有 55 天最高气温达 35 摄氏度以上。1934 年 7 月 12 日,出现全年极端最高气温 40.2 摄氏度。

6 月 25 日,《申报》记载:据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统计,自晨至晚,因时疫投院者 162 名,内有 4 名不及救治而死,中暑 6 名,痢疾 8 名。

6 月 27 日,柏油马路热度近华氏 140 度(60 摄氏度)……有霍乱者(被)发现,人力车夫在马路上晕倒不少。有苦力工人,不急救治者而死。救护车终日不止。(天津《大公报》)

6 月 29 日,因患时疫及中暑者甚多,各时疫医院比往年提早成立。“市卫生局及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法租界工董局卫生处等派人出访,向学校、工厂、机关市民注射防疫针,每天计在万人以上。”(《申报》)

7 月 1 日,气温升至 39.3 摄氏度,人力车夫之痛苦首当其冲,以致当时上海辛未救济会许世英等人致信“人力车同业会”称,各马路被日光暴晒后,柏油熔熔,车夫赤足奔走街上,有如沸汤,其苦不堪设想……特函责令于每日车夫所交车税费内酌提若干……购置草鞋,攒给车夫,以免其受暑毒。(《申报》)

7 月 3 日,“酷热不减,公共租界内竟发生 7 人倒毙。”(《申报》)

7 月 4 日,“上海某会计师办事处重要职员麦克留尔热死”、“美海军部工程师约翰森,前夜中暑扑倒路上,旋卒。又一乔奇亚人波拉尼克,亦中暑卒。”同日,该报又报道:“上海6 月30 日晚,法界有一妇发病 2 小时即死。”(天津《大公报》)

7 月 11 日,“热浪笼罩下,人在室内桌椅皆热,虽静坐着,亦觉汗珠点滴不收。路上奔波者,身恐更为汗透。”“寒暑表升到一百多度,美国升到一百二十度以上,还有人竟被热死……入晚,马路边都坐满了人。日间,办公室内无法做事,晚上,更无法入睡。这热真苦煞一切人了。”(《申报》)

7 月 12 日,为夏季极端气温的突破日,达华氏 104. 4 度 (40. 2 摄氏度)。《申报》报道,“各医院病人特多……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计诊 269 人,死共 4 人”,“虹口区唐山路集义会时疫医院,计诊430余人,打针预防百余人。”

“困人的夏天呵,在这里睡一会吧,此地有轻的湖风,有香的荷叶。

一则中西大药房的广告格外醒目:救命如救火!神效功德水,每瓶附有班禅活佛题词及圣像。

甚至有人热得想死。7 月 13 日,租住在密勒路 22 号(今峨眉路)的日侨岛五一郎,“因苦于酷热,忽起厌世之念”,下午 5 时 15 分,“至飞伦路柳恒路桥旁,意投河自尽,被一华人看见,上前猛力抱住”,才未发生惨剧。(《申报》)

就连官员也难幸免。8 月 6 日,当时在沪逗留多日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务部长孔祥熙忽然“染患暑症……在寓所静养,未能至中央银行办公。”银行行医旋即“应召到寓,为之诊治。据其家人云,部长原拟昨晨离沪返京……顷忽染病,大约一二日内恐尚不能成行。”(8 月 8 日《申报》)而江苏南京暴热不退,财政部科员宗之鸿全家三口, 先后毙命, 为其宗料理善后的友人大都被染病。

据 1934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当年仅公共租界,报告死于中暑者有外侨 4 人,华人 48 人。其中 42 人系七月间毙命。1934 年救护车所救人数:因为受热中暑的达到 123 人,七月共计 542 人全年最多。6 月 28 日是全年需水量最大的一天,提供了 6 千 1 百万加仑水,用水量最大的那个小时,市民用掉了 370 万加仑。为应对暑灾,政府出台了许多措施。

不少机构和公司都调整了上班时间。“石油部所属驻沪机构夏季每日办公至下午 1 时为止,(沪)市政府各机关即提早散至 1 小时,下午 4 时为止。”“虹口、闸北、南市租界各区缫丝厂约 30 家,均因天气太热,女工单薄已发生中暑情形,已照往年工作半日……其他各工厂因天热而减少工作时间颇多。”因市民用水量激增,政府“特向美国添购新式打水机二架。马力一千六百匹打水力较原有机为强,全部机件业已装竣,不日即可应用。”

(7 月 13 日《申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近来天气异常炎热,自 7 月 1 日至 8 月 1 日,上午第一市照常开铺,下午第二市停止交易 4 星期。”(7 月 6 日,天津《大公报》)救火队的救火练习因天气炎热而停止。“七八两月因天气炎热不便习练,其余各月份,各分处每日均举行救火习练。”(工部局年报)

在租界内用沥青铺浇的马路,“均已受热过甚而致熔流”。当时经常可以看到工部局工务处派出的大批工人在沥青马路上撒沙子,但仍有许多水管因地面受热太甚而致炸裂。如“公济院后天潼路……有埋于地下 2 尺之水管,突然炸裂,喷水高至 80 尺……裂处水深 2 尺,成一小湖,是时四方车辆均绕道行驶。有好奇儿童,遂利用此机,浴浴于此水中。”(6 月 28 日《申报》)

因干旱炎热,庄稼枯萎,市政会议讨论救急办法,决定先购置大批戽水机分发各区,并派工程师指导引水及设闸办法。(7 月 14 日《申报》)七八月间,米价飞涨,米业公会出面平抑米价,工部局董事会开会讨论,为了社会上较为贫穷地区的利益,从西贡或其他地方托运购买一批质量较差的大米,金额为 20 至 30 万元,以便稳定今年 9 月份以后的米价。(《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二十六册,7 月 11 日会议)

欣欣向荣的唯有殡葬业,从6月开始,徐家汇路上海殡仪馆因中暑毙命者增多,“忙碌异常,已有应接不暇之势……”(6 月 30 日《申报》)

《良友》画报在 8 月 1 日刊《一百零四度四的上海》里白描了上海最热的那一天,“闸北工厂区的僻静马路上,两旁家家户户都在门口睡觉。近景:打横倒直地睡着一些穷人,大葵扇这边摇着,那边摇着。远景:那些穷人们的睡相就好像挺尸似的。”

汉口市政府,为预防夏令时疫流行,特组防疫注射队十队,分赴全市各地,对市民实行注射,以保公众健康。

前空调时代的避暑良方

早在 6 月第一个热浪到来之时,“连日夜间居户,露宿城内各街,如出壳蜗牛”,普通百姓,只好靠电风扇救命,然而,“全市各电料店风扇已销售一空”。(6 月 28 日申报)

空调,在 1934 年的上海还远没有普及,不过少数公共建筑和富贵人家已经率先用上了冷气机。1928 年造的汇丰银行地下室和 1930 年造的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的空调均由美国约克洋行承包。宋子文位于上海祁齐路(现岳阳路)的宋公馆,在餐室里就放着一台北极牌冷气机。那是一台古老的水冷空调。冷水进去,热水出来,水吸收了室内的热量。

但制冷效果只限于餐室。即使安装了空调,在 7 月 11 日,他仍然搭乘新盛京轮赴青岛避暑。

有钱人外出避暑在沪上十分风行。招商局“浦安”等客轮生意繁忙。据 7 月 15 日《申报》公布的“最近统计,连日避暑离沪之中外人士每天往各地者,平均至少在 600 人以上。”主要目的地为莫干山、青岛等避暑胜地。《良友》画报甚至专门做了一个《何处消夏?》的专题,列举全国各地的消暑胜地,配图清凉:广东罗浮山、山西晋祠、浙江普陀山、浙江莫干山、山东青岛、陕西华山、广东鼎湖、北戴河……在 30 年代初建成的上海高桥浴场也是流行的就近纳凉胜地。各大名媛贵族、高等华人从铜人码头乘船,接着登上高桥的海高路,再由公共汽车开进浴场。当时的女明星蝴蝶、白光等都有一两张时髦的泳衣照。

《良友》还刊登了世界另一边不少新奇别致的避暑方法。“美国某女士发明一种小匣,形如手表,内置冰块,戴在手上,可使体温血流热度减低,浑身感觉凉快。”

“美国冒险家琼斯,只穿浴衣,坐于特制冰箱内,然后驾机凌空兜风。”

“他们上之可以上莫干山等地避暑,其次在上海也有相当的风凉设备。如夏屋渠渠,电扇呼呼,喝喝冰淇淋荷兰水,叉叉麻将,晚上则乘汽车兜风,这是不会感到十分的苦热的。”(7 月 11 日 《申报》)

吃冰饮,是中产阶级时髦的消夏方式。当时上海冰饮室数量众多,主要集中在福州路和北四川路一带。在《申报》上,冷饮半价的广告到处都是。有专售“ 美女牌冰结漣”,类似于现在的小杯冰淇淋,打着“补脑、强身”的广告语。“美女牌”是个广受欢迎冰淇淋品牌,口味除了水果味外,还有赤豆、绿豆、奶油、可可、双色等品种,甚至还有外涂巧克力糖衣的“紫雪糕”。

“屈臣氏”牌汽水也很流行,那一年是“国货年”,在许多报章杂志上(例如《申报》),甚至有国货专刊,屈臣氏因为是被中国人接管的民族企业,常年处于优质国货的推荐名单上。《良友》画刊在最热的月份里探访了屈臣氏汽水厂,详细图解了汽水的制造过程。先通进自来水,三次沙滤,消毒,转到紫光箱,受紫光消毒,进入调味室,制造小苏打,将沸水消毒过的瓶子灌装,封口。“汽水是夏天的恩物。”它总结道。

7 月的《新家庭常识》里,甚至刊载了一位汽水爱好者臆想:“在西湖避暑,欲觅一瓶国产汽水,竟不可得,市上行销之品,完全为洋商独占,心焉伤之,因发奋忘食,发明一种固体炭酸,可以随地采用天然泉水,化为汽水,装瓶出售。”

美国冒险飞行家只穿浴衣,坐于特制冰箱内,然后驾机凌空兜风。

在那个夏天,谁都能找到自己的纳凉饮料。“坐在冰淇淋店里的人斯文地在吃刨冰,汽水,冰淇淋;站在马路边的人争抢地在吃酸梅汤,黄包车夫牛饮似地停在施茶桶边吃冷茶。”(《良友》画报,一百零四度四的上海)

新式的中产家庭开始用电冰箱。北极牌电冰箱在《申报》上打广告:“全球销量超过二百五十万只。”“保持食品原状,且能迅速制造冰淇淋及冻品,为家庭不可缺之设备。”(申报 7 月 10 日)

或许是受“国货运动”感召,当年,上海华通电业机器厂生产出国内第一台冰箱。

在 30 年代的上海,电影市场繁荣,电影票也不贵。据上海市社会局 1934 年对随机抽样的 305 户工人家庭进行的调查统计。每张电影票的费用仅为工人月工资的 1/166。电影院也是个高级去处,新装潢的金城大戏院就拥有冷气机。酷暑下人们更是趁之若鹜。结果,《渔光曲》连续在“金城”上映84 天,打破国片票房纪录。“金城”老板很有生意头脑,为“合理避税”挖空心思,当年电影票每超过 5 毛就要交印花税一分,于是他将票价定在四角九分七厘,不想全城火热。受《渔光曲》热映的影响,上海的丝绸店竟然同时出现了一种新丝绸叫“渔光绸”,甚至当时新建的一个村庄也起名叫“渔光村”。

对居住在大都市的穷人而言,高温是真正的灾难。“他住的是蒸笼式的屋子,而食的是珍珠般的贵米。健康是受了酷暑的侵害,还要加上经济的桎梏,他是怎样的挣扎,和怎样的焦躁。”(7 月 11 日《申报》)最苦的便是码头小工,黄包车夫,以及工厂工人。

不花钱的消暑方式真是少得可怜。唯有找阴凉处乘凉扇风,这样的好地方早就人满为患。《禽声》描绘了一个小市民失败的纳凉之旅:“他便想趁着骄阳西下的时候,踱到他理想中的清凉世界——外滩公园里去……目的地终于给他走到了,可是,杂烘烘的游人,早已先挤满了这狭窄的园地,眼见得他是插身不下了……挂着满身臭汗,悄然退出他所理想的清凉世界。”《良友》画报在一篇《穷人的消暑方式》里,通篇讲穷人消暑难,最后灵机一动,“最好于僻静处谈鬼,因为谈鬼可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既不费钱,也不费事。”

对于种地的农民,唯有跑在龙王爷的像前,求雨。当时,“天灾流行全国”(7 月 16 日《申报》),翻开当日报纸,“黄河工事危险”,“扬州热死多人”,“徐州热毙者众棺木供不应求”,“济南一日中热毙者三十人”,“甘省旱雹两灾”的标题触目惊心。各地都开始流行禁止屠宰,请法师做仪式,希望老天爷发点善心。浦东绅商设道场,诵经文祈雨,甚至基督教堂中,也用求雨说事,称“经堂恳切祈祷,上帝沛然下雨。”张恩溥与佛教高僧太虚等,在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赞助下,甚至于上海举行“全国祈雨消灾大会”。

这种迷信活动招致一些信奉科学者的不满,《申报》发表评论《科学破产了吗?》驳斥求雨的荒谬。“雨如可求的话,天公何必多此一举,弄成这样的旱灾?”(7 月 10 日《申报》)

和有钱人纷纷出走上海相对应,8月中下旬,尽管上海米价飞涨,大批难民仍然蜂拥涌入上海。仅 8 月 13 日一天就有“大批难民 300 多人……乘江轮载来上海。”(8 月14 日《申报》)上海虽热,穷人艰难,尚不至于民不聊生。

热浪袭人,各种啤酒、饮料、电冰箱厂商在报纸上大打广告。

 

主要参考文献:

《申报》1934 年 6-8 月。

《良友》1934 年 7-9 月。

《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4)》。

《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作者:钱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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