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复兴是与非

来源:时代周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8-18,星期日 | 阅读:1,039

近十几年来,“风水”这个古老的行业仿佛实现了“复兴”,不论是“民间风水学”还是“官场风水学”都日益兴隆,媒体多有报道,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06年,国家行政学院一项针对900名县处级官员的调查报告就显示,相信风水的官员接近三成。《求是》杂志曾对这种“不信马列信鬼神”的不良现象提出尖锐批评。随着 “王林大师”的倒掉,“官场风水学”的问题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新华社记者走访发现,各地政府机关场所“风水球”随处可见,石狮子成群结队,“转运石”比比皆是。各种有关官场风水的荒唐故事,如“岱湖桥”、“仕高山”、“马上湖”等成为坊间笑料。这种“花公家的钱,请自家的神”的行为,也成为腐败的滋生地。


[开篇]

民间复归可宽容,官场之风须解决

本报评论员 孙乐涛

近年来风水盛行当然不是官场独有的现象,这只是整个社会风水文化兴起的一个面相,只是因为它出现在官员身上,并与腐败问题相关联,所以显得特别刺目。

精英文化不彰,导致风水泛滥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大陆,东亚社会,如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脱贫致富”之后,风水文化都是大举复兴,甚至前所未有地发达。尤其是香港,风水文化之盛,以至于让外国公司都入乡随俗,如迪斯尼乐园建园时就根据风水师的意见,修改入口大门与码头人行道的方位,以确保聚集乐园内的财气,不至于流入大海。韩国的一些组织近年来则力推风水“申遗”,搞得轰轰烈烈。

风水文化在东亚社会源远流长。它本是一种属于阴阳家、道家系统的方术,起源于先秦时代,2000多年时间里对老百姓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很深,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尤其是宋明以来士大夫文化高度成熟的时代,风水作为一种方术、巫术,是一直被主流文化传统所排斥、抑制的。

儒家文化早在孔子那里就有不语“怪力乱神”的要求,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理性化”程度比较高,祛除巫魅的程度比较高。汉代儒家如董仲舒等人受阴阳家思想影响还比较深,大讲天人感应,使汉代的官方政治到民间生活都弥漫着浓厚的巫术色彩。到宋明理学兴起,儒家哲学的理性化程度得到很大提升,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大传统自觉地与风水等民间巫术文化保持距离,即使有个别士大夫相信,也是私下的事,不登大雅之堂。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东方世界迎来“启蒙运动”,儒家文化圈对民族文化的信心降到最低点,仙、医、命、卜、相之类自然在被摒除之列。而近几十年以来,亚洲四小龙崛起,中国经济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东亚国家又重拾民族文化信心。更关键的是,中产阶级壮大,市民文化真正开始形成,民间俗文化获得前所未有大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正是当代东亚社会风水文化复兴的重要原因。而风水文化的泛滥,也正是因为当代东亚社会传统精英文化衰落,社会不够成熟,俗文化缺乏制衡的结果。

目前来看,在我们社会,风水等巫术文化缺乏制衡,有泛滥之虞。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政府中高级官员、富人、各界明星本应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是制衡俗文化的力量,然而许多人竟成为风水、巫术的拥趸、倡导者。而且,大陆一些出身公立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教授,在大办风水学习班、大发风水财之余,公然鼓吹风水的“科学性”,附会现代科学的内容,把风水说成是一门“结合了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学科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甚至比现代科学还要高深;还有人迎合官方意识形态,鼓吹所谓“科学化、唯物化”的风水,说风水揭示了宇宙的大规律、社会的大法则、人生的大智慧等。这些有失学格的说法,混淆视听,欺世惑众,显然加剧了当前价值失落、思想混乱的状况。

事实上,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是一种不难解释的文化人类学现象。“风水”本身起源于古人素朴的生活经验,起源于人们趋利避害的一种自然选择与适应,比如选择背风向阳而居,注重居所安全与周边环境的便利、景观的协调等,这自然有一定的学问、讲究,但并不神秘。其实不用学习风水,连穴居的动物都知道选择背风向阳而居。

这种风水意识也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如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俞孔坚教授指出,任何一个古老民族都有这种“占地术”,只是由于生活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语言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达形式而已,“无论是埃及法老王的陵墓选址、还是玛雅文化中金字塔的方位、还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蛰居洞穴的选择,人类都有类似的环境解释和操作模式,都旨在茫茫的大地上给自己定位,以便建立起和谐的‘天地-人-神’的关系。”

中国人风水意识特别发达,并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发展出一门独特的风水学,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农业文明,与土地、自然环境的关系最紧密,“风”、“水”这些自然因素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更强大。基于传统的哲学与巫术世界观,中国古人把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知系统化,并演绎出一种祈福驱灾的实践技术、方术,就是所谓的风水学。

中国“风水”起源于趋利避害的朴素生活经验,没有进化成科学,却演变成一种方术,主要在于它不讲实验证据与逻辑推理—这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是以关联思维即联想与类比来建构其体系。像门口摆放石狮子以抵挡“煞气”,胡建学修建“岱湖桥”取其谐音“带胡”,就是典型的联想与类比思维。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建成后,风水师说大厦造型有许多尖角,犹如锋利刀口,会给周围居民带来厄运,于是附近建筑纷纷装上反光镜,把厄运折射回去,这也是基于联想与类比的思维方式。

世界上固然有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事,但风水学本身,却是现代文化人类学早就能解释的,毫不神秘。其实,风水大师力量再强大,他靠的也不是科学的力量,而是靠人们对神秘性的畏惧,对奇迹的非理性期待。风水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作用的是人的心理,而非客观世界。风水能改变世界,靠的是通过暗示等手段改变人的心理。

要追究风水的科学意义,我们只能说,风水体现了传统中国人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了解风水学,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理解传统,仅此而已。即使从与风水学最接近的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风水学也无多少科学价值。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甬坚先生所说:“风水学说讲究对住宅的选址,实施中会联系到水、土壤、地形等因素,有一些自己的表述和认识,但大都微不足道。—虽然风水要对山川作一些描述,涉及一些像是地理学的内容,却多不可取。比之同时代、甚至前代的地理学认识和成就,它都差之甚远。”

“花公家的钱,请自家的神”

对当代一些学者教授出于各种目的,肆意拔高风水、混淆视听的做法,我们应该保持警惕。至于民众对风水的信仰,如前面所说,它其实是植根于人性中的对奇迹、超能力、改变命运的一种非理性期待,信与不信,应该是个人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侵害他人,违反法律。

真正需要干预的是一些官员“花公家的钱,请自家的神”的行为。2007年,香港审计署发布公告称,公立机构应用科学研究院三年间花费18万公帑,三次聘请风水顾问,为应科院搬迁提供风水指导,枉花纳税人金钱。总裁杨日昌被迫辞职,以平息众怒。这与新华社等媒体揭露的浩大的政府风水工程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而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有官员竟拿着下属的八字找风水师批算,以此作为提拔的依据;还有官员请求风水师施法术以打压竞争对手。这种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告诉我们滋养“王林”们的土壤是多么深厚,确实如《人民日报》所说,官场风水学的问题,是“需要重点解决的”。

 

[声音]
北京大学博导、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于希贤:“风水”是中国特有的文化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

近日,有媒体披露记者在湖南、河南、山西、湖北等地采访,发现政府楼堂馆所石兽、球体等做装饰物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惯例,其中还颇有些“神秘寓意”。关于政府这一做法,不少评论人士纷纷发表意见认为“风水装饰物”背后还是封建迷信思想作怪,折射出地方执政官员的信仰出了问题。

对此,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于希贤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于希贤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开过风水课;而在国内因退休之前一直在北京大学讲授“风水学”而备受争议。

人们不满的是官员腐败,而非风水

时代周报:最近有报道说,多地党政机关大楼前流行摆放“转运石”、“风水球”和“瑞兽”等,对这种做法,你怎么看?

于希贤: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传统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摆吉祥物的这种做法都不新鲜。到英国去旅行,我们会发现不少城镇街道的门头有“羊”,其实那也是他们的吉祥物。在维也纳,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建筑上有铜铸的小神仙和仙草的图案。在中国,从故宫到颐和园,我们同样会发现门口都有石狮子。

事实上,对照一下很多明清的古建筑,大家会注意到大多是八字门两边开,放抱鼓石、石狮子、大象和貔貅的都有。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放吉祥物的爱好。在我看来,这些和封建迷信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关联。就如同我们过端午节一样,就是一种民俗。而这些,又恰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那一部分。

时代周报:你如何理解人们对政府门口摆石狮子的不满?

于希贤:或许人们真正不满的并不是放石狮子、大象,甚至是转运石、风水球等装饰,而是今天官员们的所作所为和腐败现象。不少媒体提到,摆放的这些东西花费颇大,但是就我的了解,其实这些东西花费并不多,比起那些官员的贪腐来说,更是不能比。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不满只是一个表象,其所反映着的,是人们对身居其中的官员们的不满。

时代周报:摆放“转运石”、“风水球”和“瑞兽”等,显然这是 “风水学”的体现。很多场合下,风水被看作是一种封建迷信,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体系中,建筑风水却又一直存在着,在你看来,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风水的问题。

于希贤: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盘西化非常盛行,很多人认为中国原创文化都是落后的象征。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医、风水、针灸这些传统文化都受到了打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医和针灸终于抬起了头,但风水依旧还被扣着“迷信”的大帽子。

其实,风水有些类似于中医,医学有两套系统,一套是西医,我们传统的是中医,中医建立在阴阳、五行的整体有机理论之上,以辨别和调节人体的阴阳、虚实、表里、寒热为要务,以协调人体内部和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是中医的独特之处。建筑风水学与西方的建筑规划学同样是两套系统。西方的建筑学是以力学、规划学为基础的,而传统风水学和中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上的。

建筑风水学特别注重关注建筑空间,如山形水貌,藏风纳气。在我看来,真正的风水当然是科学,而且是很严肃又严谨的科学。具体而言,这与地理学很相近。地理环境在地表的分布千差万别,具有不平衡性,客观上存在着相对较好的、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给人们带来幸运和隐藏着吉祥与幸福的环境,同时,也就有相对而言比较险恶、危险,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困苦和不吉利的环境。人们本能地会选择、建设、创造符合自己愿望、审美要求和居住安全、舒适的环境。

实际上,风水这套理论在城市规划、大型工程建设及民宅选址、布局等方面的应用很多,中外都有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对风水是有过明确承认的,我还参加过了联合国世界文化宽容年大会,并做了有关于风水的大会发言。事实上,“风水学”就是传统中国的建筑学和规划学。

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文化,这是自己的根基。所谓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这个生活态度分三个层次:一是抽象的,哲学的宗教的层次;二,狭义的文化层次,比如唐诗宋词等;第三个层次就是物质文化。风水是第三个层次。比如城市的建筑风格,为何在这里选址,这样规划设计,路怎么开,树怎么种,大门怎么开,包括居家家具的式样摆设等,建筑文化的这套东西就是风水,指导思想都是阴阳五行说,这是中国独有的文化。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仰韶文化遗址可以看到,距今6000多年前,古人就形成了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并对天地人的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解,这实际上就是风水的雏形。中国历代都城、村落和民居,几乎都是按照风水规律布局的。或者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在上个世纪20年代西方的景观设计、规划设计等一套理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哪一座城市、哪一个乡村、哪一个有名的建筑不是风水师的思想指导所做的呢?

建筑风水为什么几千年能够保留下来,是有它的道理的。建筑风水中的“气”和“势”,都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后总结出来的,是在大量的经验基础上,以统计概率的形式表达的。有些学者片面地理解中国文化,认为建筑风水不能和西方的思想体系接轨就是迷信的。对建筑风水不加研究就加以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当然,古代风水学中也有很多不合天理、人情的问题,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学术研究不足,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时代周报:但是现在社会上,打着“风水师”旗号骗人的也不少。

于希贤:现在国内研究风水的主要有三批人,一是以天津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重庆建工学院为代表的建筑学出身的人;第二批是一些研究哲学的人,这方面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为典型;第三批是北京大学地理系的。其实,学术界搞风水的,真正我觉得做得扎实的都是从建筑出身,做建筑规划设计,他们的路子很正。但是,总体来说,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太差。

正是如此,江湖骗子才会活跃。我曾经碰到一个中学教师给人看风水,狂得不得了,开口就要几十万,实际上说的根本不在点子上。不仅如此,整个社会还存在跟风的现象,如果有哪个“风水师”骗了很多钱,结果就有好多人去骗人。我主张对这些人应该绳之以法。这个行业市场需求很大,希望国家能尽早出来一个规范。所以我建议还是要从学术上解决根基的认识,前提是官方要正确引导。

其实,正式的风水师必须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要看的书很多,比如《鲁班经》、《论语》、《孟子》、《黄帝内经》、《防微论》等。不然,他们只会是江湖骗子。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过一句话,“风水学”是国内批判,西方热捧?

于希贤:这是事实。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虽然国内有很多人对风水仍持保留态度,但这个学说正逐渐被世界认同。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就有了风水学博士—世界上第一个风水博士是康奈尔大学1973年培养的一个韩国人尹宏基。到了现在,欧洲、俄罗斯、日本、韩国都有风水学专业,在日本2000多所高校中,有110多所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

1990年到1991年,我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教书,一开始学校给我布置的教学任务是讲北京历史地理。当时,我带了本台湾的《大地》地理杂志,上面有我的一篇关于城市风水的文章,叫《中国古代城市风水的选址与布局》,被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的俄国学生看到后,马上就被20人拿去复印。学校后来知道这件事,就干脆让我开了风水课,给学生系统讲授风水学知识。我还记得当时来听课的不少还是俄国的院士。

 

[另一面]
台湾地区的风水命理政治学

罗世宏

媒体报道有不少大陆官员笃信风水,台湾官场也有类似现象。通常,这类现象的元素包括风水、气功、能量、法术或关于命理运势的预知能力,里头也必然有被奉若神明的这个或那个大师。台湾政治人物从谢长廷到陈水扁都曾与这些神秘力量牵扯不清,李登辉、马英九、宋楚瑜、王金平、蔡英文等人虽未因此闹出什么笑话或丑闻,但对风水命理之类的神秘力量也不是敬而远之。

除了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因子之外,真正开风气之先的恐怕是两蒋父子。据说蒋介石有御用风水师效劳,而他在宝岛各地的行馆也尽是挑选风水宝地,蒋经国则据说有曾任清朝“钦天监”的纳兰奉天为他算命解惑。李登辉也曾向一些命理大师求教。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长达半世纪的三位台湾最高领导人都如此偏爱神秘力量和大师提点,也难怪台湾官场人物总是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

与“大师”宋七力的关系,差点断送了谢长廷的政治生命。一般人对宋七力所谓“本尊/分身”的怪力乱神不怀好感,但谢本人对此倒是坦然面对,不讳言他对此有一定的尊重和信仰。当然,曾经身陷宗教诈财司法案件的宋七力也以铁口回报,断言谢有“总统命”。

陈水扁的遭遇则比较不堪。几年前在面对“洗钱案”的司法诉讼时,竟遭一个年仅16岁的黄姓骗徒唬弄。黄姓少年佯称受陈水扁的富商好友之托,要为身陷司法风暴的陈水扁举办祈福法会。陈水扁夫妇不疑有他,将黄姓少年请入豪宅,由后者为其以塔罗牌算命,期能开运解厄,逢凶化吉。虽然最后没有真的被诈骗钱财,但精明如陈水扁者却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骗子唬弄,一时被各界引为笑谈。

另外一些政治人物,迷信程度较轻微,但因为从俗,或是冀望在高度不确定的选战中出奇制胜,往往像是买保险一样,尽一切人事和天命,不只是该做的做了,连不该做的也做了。有的政治人物虽然逢庙必拜,但迷信成分不一定很高,只是为了和有着各种宗教信仰的选民拉近距离。有的则举凡祖坟风水、家宅方位、竞选总部开张的良辰吉时,莫不步步为营,极为讲究。有的政治人物更找来风水命理大师开运改运,盼能得到大师指点迷津,从而在选举竞争或政治斗争中过关斩将。

这股看似反智的迷信风气,大多是私密、低调进行。不过,一旦被媒体公开之后也无伤大雅。台湾公民社会已渐趋理性成熟,政治权力也受到较多制度化的监督,所以政治人物的迷信风水命理,比较是在满足政治人物的个人心理需求,并未影响公共事务的实际决策过程,也未派生出需要由公款买单的“风水工程”。

进一步说,政治人物与普通人无异,同样会有宗教信仰的精神需求,真正因为迷信过头而引发笑谈或丑闻的只是极少数个案。在台湾,以基督徒或佛教徒自居的政治人物不少,这在宗教自由的地方本属正常现象,只要不以政治权力图利或传播特定宗教信仰,自属于宪法保障的基本宗教自由,旁人无权置喙。反过来说,政治人物有宗教信仰也并非坏事,至少懂得敬畏鬼神,知道“人在做,天在看”, 或许在位行使权力时不至于过度粗暴,无所畏惧到全然不管身后洪水滔天。

因此,不管是已经广泛被接受的普通宗教信仰,或是被视为迷信边缘的风水命理,只要不过线、不影响公共政策、不浪费公帑,不乖违伦常人心,或许社会各界可以用比较包容的态度面对。

是人都有脆弱无助的时刻,台湾的政治人物也不例外,出于道德善念的宗教信仰,或是看似迷信的风水命理,有时对他们是合理的救赎。特别是在公权力受到严格监督和限制的台湾,走上官不聊生的从政之路其实有其孤独的一面,不仅个人隐私几乎全无,必须承受的公众压力也无所不在。与其期待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变身为肆无忌惮包养情妇的贪官污吏,或许还是容许他们有所畏惧的“拿香跟着(老百姓)拜”,可能更近于人情一些。

作者系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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