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麦客》为例 NHK怎样记录中国?

来源:《时代周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10-31,星期四 | 阅读:2,555

宝鸡市贾村塬,倒伏的麦田。 本文图片 侯登科 摄

特约记者 薛立若 发自北京

“当我们反日时,我们在反什么?”2013年9月,一部出自凤凰网的专题片在网上引发讨论。同样在9月,1972年中日恢复了正常的邦交,日本学者 竹内实在随后说出了那句名言,“友好容易理解难”。当我们的神剧中充斥着“徒手劈鬼子”的画面时,我们很难说对于日本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 有多少了解。当然,更谈不上理解。

为了了解中国,自1974年开始,日本NHK拍摄了大量中国题材纪录片,从自然到社会,涉及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据不完全统计,其数量迄今为止已超过 5000部。而中国中央电视台仅仅在200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时派出摄制组赴日,走马观花拍摄了1部《岩松看日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NHK拍摄的纪录片,日本“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对于这一点,在日20多年的华人、NHK资深制作人刘庆云具有最深的感触。 他策划和制作了多部反映中国现实的纪录片,包括著名的“激流中国”系列、“四川地震”系列、“中国铁道大纪行”系列等,表达的都是NHK对中国悠久文化传 统和改革开放的密切关注。

他本人最得意的作品,是《麦客—中国:铁与镰刀的冲突》(以下简称《麦客》)。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如候鸟一般,每年到了麦收季节,背上最简单的行囊,拿上一把镰刀就出门了。他们离开家乡向南而行,到了目的地之后,以帮助当地农民收割麦子为业,赚取微薄的收入。这种人,被称为“麦客”。

如今甚至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麦客。在日本,《麦客》播出之后,许多日本人都了解到中国有一群“割麦子”的人,以及和他们形成对立的“新麦客”。中国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农村贫富差距的现状,如此真实地展现在日本观众面前。

这部堪称经典的纪录片,从策划到播出的时间跨度长达5年,仅为拍摄而翻译的中文资料就超过百万字。

甘肃通渭县,麦客的家。

从一把镰刀到联合收割机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河南,高速公路上,数百台联合收割机浩浩荡荡列队南下。这个壮观的场景,被日本NHK资深制作人刘庆云偶然看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他正为拍摄一部耍猴人题材的纪录片,在去往河南新野的路途上。

高速路上所见的画面久久停留在他的脑际,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麦收时节一到,农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收割,如果下一场雨,已经成熟的小麦麦 粒掉到地上就泡汤了,对农民来讲,一年的收获就是一年的生活。所以在那一个星期里,全家都要出动割麦子。忙不过来就得请收割机帮忙。联合收割机过来,有时 约好到什么地方去,当地就把高速公路放开。收割机的速度很慢,每小时二三十公里。高速公路上,一辆辆联合收割机走过来的场景很壮观。更可观的是,农民站在 高速公路上拦收割机,手里拿着一沓沓崭新的钞票。如果收割机已经有约在先,就会呼啸而去,农民只能很失落地看着它从眼前走过。”

这一不同寻常的景观,触发刘庆云的好奇,他查阅资料,了解到这些驾驶联合收割机南下、帮助当地农民割小麦的农民群体,被称为“铁麦客”。

刘庆云以前知道“麦客”。在他上学的上世纪80年代,作家邵振国的《麦客》获得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刘庆云看过小说后印象很深。不过,小说讲 述的是陕甘宁一带的“老麦客”—用镰刀收割、以传统方式作业的割麦人。年复一年,每到麦收季节,老麦客从宁夏和甘肃,从黄土高原最穷的地方出来,到南方去 替人割麦。因为气候的关系,他们到达南方时正好是小麦成熟的时节,当地农民雇用他们,至少一天要管一顿饭。他们靠出卖劳力挣点钱补贴家用,而回到家时,自 家种的麦子刚好成熟。

刘庆云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把镰刀到联合收割机,见证了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同时,仍然手握镰刀的人和先富之人的差距,也映照出中国贫富差距的某一方面。

当时互联网上关于老麦客、铁麦客的资讯都很少。刘庆云觉得应该把麦客记录下来:“初衷是一种震撼,农村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希望把中国最新的变化表现出来。”

刘庆云在侯登科的《麦客》里找到了老麦客。

在侯登科的镜头里找到老麦客

再到日本,刘庆云把关于麦客的题材对一位日本导演说起,导演觉得新鲜—麦客,这个连好多中国人都不懂的词儿,在日本就更是从未听说。当然,日本也没有麦客这种人。刘庆云所描述的麦客,激起了导演和制片方的兴趣,不过关键在于:要拍的具体人物是谁?

在第一稿策划案中,刘庆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无论是老麦客还是铁麦客,都只不过还是一个名词。铁麦客还好说,刘庆云大概知道去哪儿找,但老麦客呢?上哪里去寻找老麦客?那时候,刘庆云主要时间都在日本,回国次数少,要去一趟西北就更难。事情就此搁置下来。

两三年后,终于等到了时机。在回国拍摄一个片子时,刘庆云去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在这里,他发现了西安摄影家侯登科的摄影集:《麦客》。

摄影集中,老麦客纯朴坚毅的形象直击人心,这个题材得到了佐野导演的青睐。佐野曾经与刘庆云合作过一部反映日本遗留孤儿的纪录片,对中国也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麦客,特别是老麦客,首先激起他的同情—同情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老麦客的人生境遇,令导演觉得可以表达出他对人生的思考。

在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时,日本导演必定要问两个问题:首先,这个节目反映了中国的什么?无论一件事还是一个人,必须能真实反映出中国某个时代某个方面;第二,日本观众为什么要看?

NHK是日本的公共电视台,经费全部来自国民的收视费,所以它要对国民负责。佐野导演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老麦客为了家庭的幸福,吃苦耐劳,这种精神对日本国民是有影响、有教益的。因为当时的日本,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仅仅追求活得痛快活得舒服。

刘庆云早已成竹在胸。他说:“麦客这个群体,虽然小众,但是透过他们,可以看到中国广大的农村。把老麦客的生活表现出来,当然很重要,但是仅仅表现 贫困,不是新东西。因为贫困在中国是一个长久的话题,所以要想通过拍摄麦客表现中国的变化,就需要加入新麦客,也就是铁麦客。”

这是刘庆云在拍摄中国题材纪录片时常用的手法,有了对比,有了反差,故事给人印象更加深刻,所表达的主题也更加全面而客观。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的激流中国系列,其第一部《富人与农民工》就出自刘庆云之手。

立项后,这个片子的投入差不多是人民币150万元。拍摄时间一到两个月,片长50分钟。而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纪事》栏目,每集的经费是4.5万元。

关中礼泉县,待雇的麦客。

老麦客们也是“候鸟”

到哪里去寻找麦客?

铁麦客好找:石家庄藁城。藁城的农业主要以蔬菜种植为主,农业机械化发展比较好。这里的农民购买了联合收割机,然后结队到河南帮助收割麦子,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位拥有联合收割机的铁麦客,每天的收入可以达到两三千元。越来越多先富起来的农民,加入到铁麦客的行列中。

在刘庆云的构思里,要让老麦客和铁麦客这两组主人公,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只有这样,对比的效果才会强烈,老麦客的生存空间被联合收割机不断挤压的事实,才能直观地表现出来。因此,一定要找到和铁麦客目的地相同的老麦客。这个目的地就是河南。

一开始,各种资料都指向甘肃,刘庆云一村村、一户户寻访之后发现,这些来自甘肃的老麦客从家乡出来后,一般都去往陕西汉中平原,没有去河南的。摄影家侯登科也带他去找过,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刘庆云于是又一页页翻看摄影集《麦客》,忽然看到其中一张照片说明中提到,照片中人来自宁夏固原的黄花乡马槽村,照片的拍摄地则正是河南。这条重要 的线索启发了刘庆云,“既然这个村子以前有去过河南的,说不定现在还会有”。于是在藁城踩点之后,他立即动身去了宁夏,再从银川驱车600公里,到了马槽 村。

果然,老麦客找到了。

说到寻找老麦客,有一个发现令刘庆云心动:“以前拍片时,一个动物学家给我讲过候鸟效应。在拍摄鸟类时,发现候鸟迁徙的规律,总是近处的到比较近的 地方,远的只好往更远的地方去,因为近处的资源被占了,于是远处的候鸟只能迁徙到更远的地方。这也叫镜面效应。我琢磨,老麦客们也是‘候鸟’,可能也有自 然界这种规律。”

找到老麦客的时间是4月底,刘庆云挨家挨户地问:你们家有去河南的吗?回答都是有。看来村子里有这个传统,老麦客们准备扒火车去河南,正做出门前的 准备。村里从没来过外国人,这么一群人忽然来到,自然引起不小的轰动,何况导演“个子矮矮的,留着小胡子,说日语”。好在有宁夏外事办公室新闻处的人陪 同,刘庆云说,外办的人很开明。和中国官方的良好合作,是NHK多年在中国顺利拍摄的重要前提。当然,NHK有一种审慎的精神,“不允许对他国问题横加指 责”,使NHK纪录片对叙事尺度的把握,令观者有一种“接近绝对客观”的感受。

刘庆云在其中选择了几家“有故事”的人。“那边的农民非常好,一点也没有提钱什么的,他们也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是很好的纪念。”刘庆云说。

刘庆云之后带队去了河北,开始拍摄铁麦客的准备和出发。联合收割机的队伍刚进河南界,宁夏老麦客就打来电话,说村里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河南那边麦子黄得早,必须要出门了。

刘庆云只好请他们务必再等两天,同时,赶紧从北京临时调了一个三人摄影组,赶过去拍摄铁麦客到达后开始干活的场景,自己则带队星夜赶往宁夏。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不把机器抢走,就要一直拍完”

为了真实和客观,摄制组和老麦客们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虽一路同行,但不在一起吃饭。一天,拍摄老麦客们吃饭的场面,天很热,同行的广电总局的小贺 (音)跑到小卖部去买了两瓶啤酒,拿过来塞给摄像。摄像推开他的手,“他们吃的就是两块钱的面,我们在旁边喝酒他们会怎么想”。对拍摄对象,并不会走得太 近,但适度的关心是必要的。老麦客们睡在河南的平顶房上,晚上很冷,刘庆云就拿出旧西装给他们晚上盖一盖。

跟拍摄对象建立信赖关系,是NHK纪录片拍摄的前提。刘庆云把老麦客看做“嘉宾”,对待他们的态度是:适度的平等和尊重。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看,“很多老百姓对老麦客有歧视,说实话,老麦客的生活的确有些像要饭的,睡在露天,或者睡在房顶,不让他们进屋。割完后,到乡镇的临时劳务市场,就睡在 地上、路边。那场面很壮观,一大清早,路边一大片全睡满了老麦客,少说也有几百人。我们要拍,当地外办没有同意。那种餐风露宿的场面,令人震撼。有的老百 姓也看不起老麦客,反正是雇来的短工嘛。还有人说风凉话,我们这边拍着,那边就有人问:日本人给你们多少钱?”

不惟如此,一出家门,歧视就伴随着老麦客。“他们来时,扒火车被赶下来,只好买票。还洗了一把脸,但也全是煤灰。检票时,检票员就觉得他们脏。”

由于上述种种,一天早上要下地时,老麦客们忽然变卦,非常不友好地对刘庆云他们说:别拍了,别拍了,把人拍得这么糟烂,不能再拍了。这出乎预料的情况,打了刘庆云一个措手不及。但无论如何,不能拍到一半不拍了。当晚,刘庆云和他们聊了四个多小时。

刘庆云说:“如果我说服不了他们,也绝对不会用钱去摆平。”在NHK的制作中,对这一点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多数制片人都很自律。最重要的,是建立老 麦客的自尊和自信,因为他们心理压力很大,“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机器对着他们,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后来我们也注意到,尽量用小机器拍摄。”

刘庆云始终强调“平等”。在刘庆云看来,好的纪录片就如美国类型片中的“公路电影”,不仅要记录过程,更要拍出“变化”,经过这段旅程,主人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公路电影的精髓。

老麦客们终于回心转意。第二天,摄制组特意从远景开始,慢慢地、逐渐地靠近他们。这天,老麦客们真诚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们说:“过三五年你们再来我们家乡看看!”这一细节被记录下来,当看到这里的时候,许多观众深受感动。

那天,当老麦客们不停地说“别拍了别拍了”,并伸手试图遮挡摄像机镜头时,摄像师始终没有停机,他知道不能再继续跟着,但仍然一直拍摄到老麦客们走 出画面。事后,刘庆云问他为什么没停机,“摄像师说,作为摄像师,以后能拍到什么,不知道,因此只要被拍摄对象不上来阻挡镜头,不把机器抢走,那就要一直 拍完整。用不用以后再说,但作为专业人士,能拍到的,一定要尽可能把它记录下来。”

NHK资深制片人:到中国去

扒火车南下割麦,驶进关中平原。

特约记者 薛立若 发自北京

刘庆云出生于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1988年赴日本留学,日本庆应大学法学系政治学专业研究生。

在日20年,刘庆云从在日中文报刊转入电视电影界,主要为日本NHK等电视台制作中国题材的电视专题纪录片,参与从节目策划,审批选题,现场采访,到后期制作的全过程。10余年来,作品数十部,通过日本的主流媒体把真实的中国传递给日本观众。

时代周报:《麦客》获得了大奖?

刘庆云:实际上,后来我做了两个版本,一个是120分钟的高清版本,像电影一样;另一个50分钟的版本,在综合频道播出,每星期日晚上9点黄金时间 播出,这是一个持续了很多年的金牌栏目,叫“NHK Special”(NHK纪录片精选),这个特集是日本纪录片第一名牌,很多电视人将能做“NHK Special”当作人生梦想,它可谓是纪录片的最高峰。

《麦客》播出后,影响很大,获得了ATP电视奖,这是由全日本电视节目制作社联盟主办的每年一度的评奖。由三个部门—纪录片、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分 别评出当年度最高奖。《麦客》首先获得纪录片最高奖。最后在颁奖晚会上,再评出最大奖,在三者中再选出一个,即ATP奖。当时现场气氛很热烈,三个灯光向 上升,先是综艺的停下来,然后电视剧的停下来,纪录片的还在向上升。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是在2003年。一般来说,电视剧、综艺节目获奖的较多,但《麦 客》获奖却是众望所归,而且票数高出不少。它同时还获得了摄影奖。后来,《麦客》成为NHK纪录片的经典,很多日本导演都知道了:割麦子的。

在NHK的高清节目20周年之际,做了一个优秀节目展播,一共选了7部影片,1个星期,每天播放1部。其中有两部是我做的,另一部就是介绍日本遗留孤儿、后来成为日本最著名漫画家之一的千叶彻弥,回到沈阳寻找中国恩人的故事:《我心之旅—阁楼上的日子》。

时代周报: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庆云:这个节目拍完后,导演感叹,到中国来拍片题材简直太丰富了,如此情节,根本不需要去编去导什么,直接拍下来,就足以感动观众。

回日本做节目就没什么兴趣了。在日本大多数节目比较平淡,因为没有这么大起大落的历史、现实。在日本,民族单一,生活相对平稳,时代的变化是缓慢 的,人物故事没有太多离奇和曲折。这也是促使NHK拍摄这么多中国题材的原因。每次拍完,他们都感叹,怎么可能还会有这么精彩的故事。

中国题材之丰富,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国家能相比。恐怕唯一例外是俄罗斯,你看俄罗斯的小说、绘画,历史凝重感非常深厚。但NHK没有拍摄那么多俄罗 斯的,因为中日之间文化的关联太紧密,距离又很近,现代经济上日本更加离不开中国,蔬菜80%以上从中国进口。加上战争,中日之间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 乱,民众对中国的关心度远比对其他国家的关心度要高得多。尤其是经济上的关联,让更多日本人和日本企业需要更加了解中国。

时代周报:NHK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

刘庆云:改革开放之前,对外媒是封闭的。只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共产党和中国有过一段时间交往,那一时期日本的电视台也到中国来拍过反映“文 革”题材的纪录片。改革开放之后,日本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数量已经超过5000部,而中国中央电视台到日本去拍摄的纪录片只有一部:《岩松看日本》。

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讲座时,和日本学生交流,讲到了上面的数字对比。日本学生就提问,为什么中国对日本的关注这么低?我也不客气,说:很抱歉,应该 这么说,日本离开了中国,活不下去,或者是活不好;但是也很抱歉,中国人没有日本,也活得很好。这话很刺耳。当然,我是希望中国的媒体能制作反映当代日本 的纪录片,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日本,近些年中日关系出现紧张,很多是因为不了解甚至误解。缺乏沟通缺乏了解,令中国民众认为日本人都是反华的。我就想,多做 一些反映中国的纪录片给日本的观众看,让日本观众了解到,中国民众对日本是渴望了解的,希望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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