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一个意大利人的上海三日游

来源:《外滩画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11-22,星期五 | 阅读:1,657
文:韩见

1924年11月4日黎明时分,有一个很特别的意大利人乘船到达长江入海口,开始了为期3天的上海之行。他的旅行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落伍。

尽管意大利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影响力有限,但是埃泽利诺·玛依的游记代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无论在 1924 年还是如今,都十分难得。

20 世纪初的上海既是天堂,又是魔都。它光鲜亮丽的现代化外表和粗陋而不失奇情异趣的暗部,都令人着迷。租界已设立超过半个世纪,商人们定居下来,工业也迅速发展,除了身负公务的人,还有许多老外抱着纯粹的好奇心慕名而来,为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留下了大量传记。

上海富裕家庭的婚礼。

那时候,法租界、法新租界和公共租界两两相连,占据了黄浦江以西的一大片区域。由于公共租界是由原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而成,所以法国、英国和美国人的数量也是上海的外国人中最多的。如今比较容易找到的外国人关于老上海的著述,也多半来自这三个国家。

弃婴,一个新生儿被交给一个老妇。

但是 1924 年 11 月 4 日黎明时分,有一个很特别的意大利人乘船到达长江入海口,在宁波码头上岸,开始了为期 3 天的上海之行。他叫埃泽利诺·玛依(Ezzelino Magli),是一名医生,在从意大利开往世界各地的轮船上工作,这使他得以去到那个年代大多数人无法去到的地方。有部很受欢迎的电影叫《海上钢琴师》,如果要以玛依为原型拍部电影,也大可取名“海上医师”。工作之余,玛依还有记下途中见闻的习惯,因此他也是一个出版了 6 本书的旅行作家。其中之一,便是 20 世纪初唯一一本以上海为主题的意大利语游记,《中国之门:上海》(Una porta della Cina(Shanghai)),英文译名为 (A Gateway to China(Shanghai))。

东百老汇路,送殡行列中,走在前面的是亲属,最后是灵柩。

之所以说他特殊,是因为他的旅行方式,在今天看来也毫不落伍。到上海之前,玛依显然做了一些功课,在书的前两章,他简单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粹”麻将——尽管介绍里有不少错误,比如说《春秋》是一本关于春天和秋天的书,而麻将之所以叫麻将,是因为它们碰在一起会发出类似麻雀的叫声。他还是一个“背包客”,即便来到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也颇大的地方,他都没有向意大利领事馆或其他团体寻求帮助,而是坚持独立旅行,要么步行,要么搭黄包车,并非仅仅待在“租界”里。短短三天时间,玛依去了外滩、徐家汇、静安寺、城隍庙、龙华等地,逛了老城厢、古玩店,还买了不少纪念品(其中就有一盒样式精美的麻将),行程安排非常紧密。他还带着相机,拍下了不少珍贵的老照片,书里的大部分插图都是他的作品。研究玛依的意大利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史提法诺(Stefano Piastra)说,他的其他旅行日志也都是见闻加照片的形式,装帧也类似,都是“口袋本”。在史提法诺看来,玛依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几乎是以一种文化研究者的眼光在看上海,没有偏见、没有优越感、没有种族主义,试图理解这座城市,“这是非常现代的眼光”。

龙华,当时被占据为兵营。

玛依的确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在匆忙的行程中,记下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比如写到乘客如果坐黄包车从北向南,必须要三张通行证:“可怜的黄包车,除了要与其他交通工具竞争之外,还要持有一张‘许可证’以进入英租界、另一张以进入法租界、第三张以在华界拉车。”这正是上海当时“一市三治”的体现。他还不失幽默地写到自己在老城区那些“纠缠的、迷宫般的、曲折的巷子里”的经历:“这地方的特色是能看到古老风格的小店一家挨着一家,以及一间商铺里出售各种组合在一起很奇怪的商品,比如,你能在水果店找到活的和熟的章鱼、旧衣服、去皮水煮花生……”他也提到了巷子里的臭味,这使他不得不常常走回主干道寻找新鲜空气。来上海之前,有人提醒过玛依,千万别在没有导游陪伴时在老城区里冒险,他也确实走丢过,亲身经历之后,他给出的建议是:不要试图了解象形文字,“最好听凭直觉”!

黄浦江边上的工业建筑。

然而即便在意大利,玛依也是个被遗忘了的人。当年颇受欢迎,还加印过一次的意大利文版《中国之门:上海》,如今在当地不足 10 本,史提法诺拥有的那本还是从网上向外国人买的。原始图片都散失了,不久前由上海书店出的精装三语版(中、意、英)里使用的插图,是用史提法诺的那本扫描的。与玛依同时代的另一位意大利旅行作家阿纳尔多·希波拉(Arnaldo Cipolla)则要出名得多,他被称为“意大利吉卜林”,在 1919 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游记。在研究玛依的过程中,让史提法诺最感困难的就是资料的匮乏,人们甚至连他的死亡日期也没有留意,史提法诺不得不向其家乡博洛尼亚政府申请查看死亡登记,才知道他死于 1939 年。而玛依在游记中也极少提及和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事情。

白天和夜晚的南京路。

玛依的政治立场多少影响了他的发展,他在大学期间加入了意大利共和党,怀抱民主理想,而当时的意大利正笼罩在法西斯主义氛围之下。史提法诺甚至猜测,正是由于意大利法西斯政党在 1922 年上台,他才决定“逃离”给他带来痛苦的极权主义的家乡,在船上开始医生的工作。那一年正是他发表第一本旅行日志的年份。不过也正因此,现在意大利驻沪领事馆在推动“意大利人在上海(1608-1949)”这项研究时,首先把目光瞄准了这位名气不大的作家。尽管无论在 1924 年还是如今,上海的意大利人社区都不大,由于从未在上海有过独立租界,意大利对这座城市的影响力也很有限,但是玛依代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既不受法西斯主义影响,又“与主流的英语、法语回忆录将上海概括为‘罪恶之城’或‘鸦片战争之城’的视角截然不同”。这无疑让包括史提法诺在内的意大利人感到很骄傲。

B=《外滩画报》
S=史提法诺(Stefano Piastra)

《中国之门:上海》
[意]埃泽利诺·玛依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年 8 月出版

B:埃泽利诺·玛依现在在意大利有名吗?

S:他完全被遗忘了,即便在当年,他也算不上有名。他曾是博洛尼亚当地一个名为“亚该亚人协会”的会长,这是一个进步协会,类似美国大学里流行的俱乐部,会员都是博洛尼亚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因此,他的读者大都是博洛尼亚所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人,和希波拉的受欢迎程度不能比。不过这样的协会在今天的意大利也是很少见的,只有博洛尼亚大学有社团的传统,因为我们的大学没有校园,教授和学生的关系仅止于上课,但亚盖亚协会举办了不少文化活动,学生和教授一起参与。

B:那你是怎么接触到玛依的书的?

S:我是在图书馆翻到的。我开始研究他是因为我意识到他很重要,在他的书里你可以获得不少线索。比如他在书里写了龙相齐 (Padre Gherzi)牧师,当时龙相齐是徐家汇气象台的副主任,1930-1949 年任台长。这个人很重要,因为他是提出“台风”这个词的人,我们今天也是这么认为,但当时其他的意大利作家提到家乡的牧师,说的多半是:他很伟大,因为他说服了中国人信仰上帝。而且大多数来到中国和上海的外国人,是传教士或者商人或者政府公职人员,他们来之前就知道自己来了以后要看什么,来了之后也只是看到印象里的上海,玛依是更客观的。我看了书之后很惊讶,《中国之门:上海》和同时期的其他游记都不一样。为了研究玛依,我去了他去过的所有地方,他很厉害,甚至现在,要我一个人在上海游荡,或者到龙华去,我也觉得不太容易,需要我太太帮忙翻译,而他一点也不害怕一个人待在陌生的地方。

B: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你读玛依的书,觉得有什么地方是特别意大利的吗?

S:我也来自博洛尼亚,玛依在书中比较了上海和博洛尼亚,他还特别去找了卖麻将的地方买了一盒,实际上在博洛尼亚附近,人们也玩一种与麻将非常类似的游戏。在欧洲,只有博洛尼亚人和西西里人玩这种游戏。意大利人在上海的贸易远不如英美人,玛依作为意大利人,也不关心贸易,但那时候很多英国人、法国人的看法是,上海很不错,因为在这里可以买到所有东西,但在他们来到上海之前,上海什么都不是,是他们改变了上海。

20 世纪初的上海租界地图。

B:你也研究希波拉吗?

S:我现在的研究计划,是出版一部详尽的关于意大利旅行者眼里的上海的书。我读了很多人的游记,除了玛依以外的其他作者,写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游记,最多只有一章关于上海。所以我先选择了玛依。我在我的书里提到了希波拉,因为他可能是那个时候最著名的游记作者,很受欢迎。他写作的方法几乎和玛依截然相反,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他去非洲的时候,说这些人就该是奴隶;到中国来,则说中国人不错,是好人,他们有伟大的传统,但他们不是天主教徒。他也去了徐家汇,但描述得和玛依完全不同。玛依会说,意大利牧师的工作很重要,因为他是个科学家,或者他为小孩建立了孤儿院,为人们做好事;希波拉则说,我很高兴看到意大利人正在改造中国人,让他们相信上帝,天主教是唯一正确的宗教……值得一提的是,玛依在游记中使用了“Shanghai”作为上海的名字,由此可见他想让自己的作品与主流国际文学接轨,但希波拉用的是法西斯使用的意大利化的拼写“Sciangai”,这是上世纪 20-50 年代意大利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用法。

我肯定更喜欢玛依。然而在当时,社会环境和现在不一样,希波拉可能出版了几十本书,一辈子都在旅行,去了所有大洲,有人为他的旅行买单,因为他是畅销作家。如果你去书店,会发现在售的大部分游记是希波拉写的。但他的书里充满了刻板印象和欧洲人的优越感,如果我要做历史地理研究,我需要一本更客观的书。

B:你也参与了意大利领馆文化处“意大利人在上海”项目的工作,这个项目出版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地图,介绍了 1608-1949 年意大利人在上海活动的轨迹。

S:对,我特别想提一下老堂(敬一堂),那是西西里传教士潘国光在 1640 年(Francesco Brancati)建立的,那是意大利人在上海建立的最早的天主堂,完全是中国传统寺庙的外观,可是里面有圣母玛利亚像。老堂现在几乎被废弃了,用围墙围起来不让人进去,我搜集了不少资料,可能会发表一篇论文。我想它是很重要的建筑,希望上海人修复这座天主堂。

B:你研究了意大利旅行者眼中的上海,也会研究其他行业的人对上海的记录吗?

S:也会,我找到一本女人写的日记,和玛依的很不一样。这个人叫朱塞佩娜·克罗齐(Giuseppina Croci),来自伦波第,1890 来到上海,担任一个丝绸工厂的主管 5 年。当时上海有很多丝厂都是意大利人经营的。日记被她的家人发现后,于 2007 年在意大利出版了,我为这本日记加上当时的背景和环境介绍。除此以外,作为地理学家,我还发现了很多事情。比如她写道:“我从上海外面的一个小村庄登陆,换了一艘小船。”我考证到,这发生在吴淞。我还发现她所在的工厂就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开设的怡和丝厂。她的文化水平很低,只上过三年学,甚至文章标题里都能出现 5 个语法错误,但是通过她对工厂的描述,还是能有所收获。我想把这本日记做成与《中国之门:上海》类似的一本小书,不过这本书如果要在中国出版,只能对日记进行概括,再配上我以此出发所进行的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因为充满语法错误的伦波第方言太难翻译了。

B:你研究的主题似乎都比较偏门,是不是经常遇到像研究玛依一样,材料不足的问题?

S:材料不足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但主要不是因为主题的原因。二战结束之后,政治环境发生改变,意大利政府决定烧掉所有关于中国的档案,包括留在中国的那些,目的是销毁意大利在华政策的证据,因为这些政策大都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所以我们失去了几乎所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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