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讯息不足的烦恼

作者:张五常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2-10,星期一 | 阅读:999

香港人从共产政制中所得的经验,是他们对九七 产生了不良预期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执政者对香港经济制度的运作知得太少了,这是讯息不足的问题。要将香港企业换班底、改字号,接 班人的言论显示出他们对这企业的成功因素一无所知,怎能不叫这企业的成员担心?

去年中秋节的前 夕,我和几位朋友与从中国来港的八位经济专家(包括许涤新及钱俊瑞)一起吃晚饭,在席上发生了辩论。这件事在国内的《瞭望》杂志曾有报道;美国的学术界也 有些不大正确的传说。在席上我很少发言,而事后我跟当晚在座的香港朋友意见有所分歧的地方,是我认为那场辩论没有基本的冲突。

作 为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我对辩论视作家常便饭——就算是再激烈十倍,也从不介于怀,但令我感到烦恼的,就是我坐听双方的言论良久,竟然找不出大家观点的 不同之处。骤然听来双方的不同点甚多,但细想之下,又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对方到底在说什么。既不知对方的假设及推理的程序,怎可以说是有所不同呢?

中国的专家以他们惯用的角度看世界,以「党」、以马克思、以革命精神来看「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我们是不容易明白的。正如以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世界, 跟善用市场而不管其理论的香港人的观点也有所不同。要辨别不同的所在是要花时日的。在一般人与人的接触中,传达讯息是要基于一个共通的语言。因为专业的分 别而使大家有讯息传递的困难,双方都了解,不求明白对方,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问题是,若是我有权管你,而你却不知我说什么,你就会产生惧怕之心。

在讯息不足的问题上,香港人对九七的「怕」,不是理论上的分歧,而是中国执政者以他们自己认为是「再合理不过」的立场发言,香港人听不惯,或不知所指,就产 生了恐惧。我可举一些最近的例子。邓颖超说香港人可以放心,因为中国绝对不会作一些对香港有害的事。这可算是最平稳的说法了,而说话的人又是周恩来总理的 遗孀,怎会是有恶意的呢?但香港人可能会想:「她认为是『有益』或『无害』的究竟是什么?中国政府多年对人民的『善意』,效果又如何呢?」

又例如姬鹏飞说,将来的港督及「司级」人物都要爱国。爱国没有什么不好,但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姬氏所说的「爱国」却没有明确的定义。他们就会想:「爱国的人 是否要听『中央』的话?爱国跟生产赚钱有什么相干?不『爱国』会受惩罚吗?」邓小平说,将来香港若有动乱,中国会派解放军到香港去,这显然是善意的,但香 港人既怕「军」,更怕「解放」。

在不同政制下的人所持的观点的不同,差别之巨,我是在九七问题发生以后的经验中才体会到的。中国的执政者认为是乱,是要改的事,惯于自由市场的人可能认为司空惯见,认为很平常。而中国执政者认为是大可安慰人心的行动,香港人可能持相反的看法。

举一个例,中国的经济专家若去参观香港的玉器市场、花市、鱼市或股市,他们会认为是「乱」,是要改的;惯于身在其中的人,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处之泰然;作为一个从事市场研究的人,我觉得这些市场妙不可言。

几年前有一批中国学者到西雅图去,华盛顿大学校长慎重其事,要我亲自向他们介绍美国。我于是跟一家大股票经纪公司联络安排,带这些学者去参观。他们见到庞大 的办公室内电讯横飞,经纪奔走相告,几十个电话一齐响,而柜上用灯打出来的价格不断跳动,认为是「乱」。其中一人问我:「为什么不将价格固定了?」我回答 说:「他们正在这样做,但要定价,市场就要搜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讯息,井井有条地安排,免除了这些持有不同讯息的人的纷争。若不这样做,社会的经济就会 乱!」我解释了半个小时,他们都不明白。

举另一个例。「统战」是在共产政制中的一个治乱办法,跟 市场的治乱办法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九七的问题,中国就在香港从事统战;以他们的观点,可能是顺理成章。但统战跟市场格格不入。「统战」没有买卖、没有产权 的界定、跟生产赚钱扯不上关系。但在自由市场中,买卖、市价及产权界定,正是治乱的基本机能。中国以统战来安定港人,但港人却认为是风声鹤唳,因恐惧而 乱。

要明白一个经济体制的运作,着实不容易。就算是在国际上有名望的经济学者,穷多年的研究,对私产制度的运作往往是一知半解。因为若对这制度有全面性的理解,所知的一定要博且深入。能体会到这个困难的学者,对阿当.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著的《原富》,是无不五体投地的。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在一个私产政制中的执政者懂得经济学,更谈不上要清楚地理解整个体制的运作。但若这些执政者惯于这制度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他们的言论就不大可怕。另一方面,有了私产的界定及保障,执政者要大事干预并不容易。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元老戴烈德(A. Director)就曾对我说过,任何人当美国总统都没有多大分别;史德拉(G. Stigler)也有同样的观点。

中 国要收回香港的主权,因为两个制度截然不同,他们的执政者就要对香港的制度在某程度上有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件急不容缓的事。在目前,他们连生意合约的本质 也不了解,其它如香港的金融制度、利率及投资风险的各种含义,就更谈不上了。经济理论姑且不谈,亲历其境的细心体会是起码的要求。走马看花或甚至连香港也 没有到过而下判断,怎能教港人安心?

在九七问题上,困难的所在不仅是讯息的不足,还因为讯息可能 在传达中失实。某些香港的压力团体或为自己利害关系的人,为形势所迫,或为自利的缘故,尽量说一些中国执政者喜欢听的话。这些行为是私产制度的产品,是自 由的代价,难以厚非。而某些久于香港做生意的中国干部,恐怕也因为中国的政制所限而难以直言。这又是另一种代价。

孔 夫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自九七问题兴起之后,中国执政者的言论往往给香港人一种「不知为知之」的感觉。「英国人能办到的,中国 人一定会办得更好」——这是信心十足的。要成功地做一件事,信心应与讯息并重。在九七问题上,香港人有讯息而缺乏信心;中国的执政者有信心而缺乏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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