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下寒门子弟和中产阶级

来源:大国小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2-16,星期日 | 阅读:2,756

在这里,是自下而上的中国梦,是少年跨越阶层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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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国门》

|王杨 (纪录片《中国门》导演)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一个边缘的小城市——甘肃会宁。关于会宁有很多故事,比如红军会师。但最著名的是她的贫穷和为了改变贫穷的决绝的努力。这里是西部著名的高考状元县。升学率年年在甘肃省名列前茅。这里的孩子学起来最狠,家长对教育痴心最重。

会宁一中并无特别,但充满了紧张感。到了上午的广播体操时间,空荡荡的校园,几千学生从各个通道默默涌出来,却没有多大的声响。我甚至能听清脚步声,仔细分辨,还能听到窃窃私语、零星的咳嗽打喷嚏。声响是丰富的,但就是没有笑声,没有让人放松下来的声音。

打开水是要小跑的,去食堂也是要小跑,上厕所也是小跑的。这里的节奏之快令人吃惊。现在,上课铃已经打过,透过开着的教室门,我能看到整屋子的人,整屋子的书。我努力想看清读书人的长相表情,可怎么也看不清。高高的书本遮挡了视线,嗡嗡的读书声让你张不开嘴。

在干净整洁的会宁一中,我看不到动手动脚的低级行为,我在朗朗的读书声里甚至还能感觉到肩上的责任。我知道这样的努力关系到孩子们的未来。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可以让孩子们走出穷山沟,走向城市。这是一个饱满的理由,也是第一要务。这是贫困县的第一中学,所有的孩子把教育看成是改变命运的希望,知识是这里唯一可以依靠的事物。

班会上,班主任首先总结了最近模拟考试的成绩,谈到高考的目标,最后提到了汗水。他指着教室后面的标语——“如果你没有智慧,请你拿出汗水。”我想,谁会承认自己没有智慧呢?

接着老师请我发言,站起身我只是问——大家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男孩给我举了个例子:“从前有个记者问一个小孩子,你放羊是为了什么?说我放羊是为了挣钱。问挣钱是为了什么?说挣钱是为了娶媳妇。问娶媳妇为了什么?说娶媳妇为了生孩子。问生孩子为了什么?说生孩子为了放羊。他接着说,你可以从这个故事看出没有知识的命运是多么悲惨的,他就只有这么愚昧的思想。”

另一位女生发言:“一个家庭有一个大学生就能改变他的家庭背景,所以我念书主要是为了改变我的命运,从而提高我的家庭背景。”

一位小个子男生像是憋了很久,举手发言,“我真的是为了我自己的未来,虽然我出生的时候地位没办法和城市里的孩子比,但我有能力有信心和他们比我的未来。”

一位女孩站起来,像是总结。“在我们会宁,我们只是在生存,而不是在生活。”

夕阳下的操场上,几千学生在大声读着书,声音低沉。学生们盯着手里的书本,嘴里呢喃,来回踱步。不远处的女生把头对着宣传栏,闭着眼睛默念。我试图走近一些,她根本没有在意到我。她用全部的身心在默念着口诀和知识概要。另一侧,一个男孩蹲在地上用小木棒写着什么,一遍一遍地写着。这就像重复一个行为可能带来的心理暗示似的,他们坚信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

在生存第一的现实世界里,如此的努力叫人既紧张又赞叹。我更担心如此的学习方式会带来的结果,会宁的老师也有这样的担心,他们大都早上五点半就来到学校和学生们一起开始了早读。晚上九点半以后才能回家。他们何尝不知道这中间的问题。“这些孩子未来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他们这样说,他们跟我谈起以前学生自杀的悲剧,谈因教返贫现象,谈家庭的破产。他们很痛心,但也无可奈何,“毕竟是有人成功了,先不要说失败的例子吧。”他们告诉我,这里的孩子走进大学后往往显得木讷,缺乏自信,在社交上出问题。他们在大学里往往不是很突出,综合能力相比城市学生有很大差距。

跟拍一位女生回家。离开县城,坐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两小时后,再步行半小时,才到目的地。女孩名叫姚立娜,今年上高一。一开始认识时,她说起话来不看你的眼睛,回答你的提问都是磕磕绊绊。她不够自信,不知道如何表达。但谈到学习和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却变得很坚定。她说要好好学习将来考进城市的好大学,让父亲和奶奶过上好日子。她的家在山坡上,有很高的土胚墙。去田里需下很陡的山坡。家里有弟弟和妹妹,父亲拉着翻斗车回来了,大约四十岁上下,个头不算高。人很瘦。也像他女儿一样腼腆,不多话。房间里有面墙很醒目,挂满了姚立娜的奖状,整整一面墙的奖状。看得出来这位父亲对女儿的成绩很骄傲。他谈到对孩子的希望,“砸锅卖铁也要把立娜供出来。她还有几个兄弟,家里未来都得靠她。”不一会儿,他要下地干活。从圈里牵出老牛来,这牛也瘦。下坡时姚爸爸拉着车,牛只跟在后面。上坡时他才舍得用牛拉。这里的土地是贫瘠的,由于常年缺水,地表已裂开深深的口子,脚踩下去,干涩而无力。

相熟许多后,我渐渐能看到她的笑容。我能理解这孩子对家庭的意义。教育在这里并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最沉的现实。你必须先离开这片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一个出生时就决定的宿命,公平在命运的面前显得更加苍白。临走时,姚爸给孩子装满锅盔馍,这就是半个月的口粮。下午四点钟,山风更大了,黄沙漫天,我们得加紧赶路,翻过眼前的山坡还有一座山坡等着我们,不能错过那最后一班回县城的车。回来的路上,姚旭娜倚在车窗上睡着了,窗外仍旧是黄沙漫天。车还在没完没了的绕。

被人诟病的高考,对于出生在会宁的学生而言,却是神圣的。这是一次机会,仅仅由分数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用担心家庭背景的优劣。

早上五点,我们来到陪读家庭聚集的东山脚下。听说学生们五点多就会下山。这时还有点凉,黎明是静悄悄的,接着不远处的山上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转身细看是一片微弱的灯火。灯火沿着山梁,蜿蜒着流淌到山脚下。很快队伍的最前端已到眼前,学生们各个手持电筒,快步走来。待走到学校近处,那前端的光点渐渐熄灭。这时远处的晨光才挣扎着起来。

这就是当地著名的陪读山。许多农村家庭为了照顾在县城上学的孩子,举家搬来这里。一般父亲出去打零工,母亲在家做饭。到了中午放学后,一部分孩子就回到这里休息,下午继续上课。我们跟拍了一位学生,他的名字叫杨辉兵,他和爸妈一起住在这陪读山上。一家人两年前荒了家里的地,搬到这里。爸爸白天在县城里干点零活儿,到傍晚才回来。妈妈在家照顾杨辉兵的日常生活。“为了孩子,地不种了,即便种了也没有几个钱。还不如把所有的努力压在孩子身上”,辉兵妈妈说。这是会宁县城陪读的家长的普遍认识。种地挣不来钱,在本就贫瘠的土地上下功夫,不如期待孩子能通过高考这条路走出山村。“这两年许多人出去打工,亲戚家也有人出去打工,但打工也赚不来钱,没前途。”杨辉兵说。妈妈盛了饭递给杨辉兵,辉兵一边吃一边仍不放下手里的书。我问他平时有没有爱好,他说自己喜欢听歌。几盘流行音乐的磁带,是他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他说班主任的一句话深深影响了自己:“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能过的幸福一点。”他觉得这就是他要追求的目标。

午后的阳光充足,在难得的空闲中,这个小屋里响起了音乐。杨辉兵把笔当做麦克风握在手里唱道:“汇聚众人的力量,就能打开时代的大门。”妈妈很开心,长久地望着自己的儿子。

“如果让我选大学的话,我想我会去北京。”我问为什么是北京。他想了想,“因为最优秀的东西都在首都,我想是这样的吧?”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个国家的灿烂的中心是否承担得了这孩子的梦想?我不知道。这是自下而上的中国梦,这是少年跨越阶层的奋斗。我不忍心提醒他,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我也没有理由如此简单地挫败他的想象,一方面我知道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却更清楚这现实:像他这样的乡村少年,中国梦所要付出的代价早已超出了他的想象。这并不只是一次考试可以跨越的障碍,然而我又抱着希望鼓励他:“那好呀,要是你到北京上学,我带你玩。”

北京地铁站里,骚动的人群挤向狭窄的车门。王晓利把围巾裹紧,靠在座椅上昏昏入睡。这里是安全的,不用担心没完没了的招聘会。

我是在唐家岭找到他的,几十万年轻人聚居这里。这里是北京的边缘,但对他们来说北京的边缘仍旧是这国家的中心。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唐家岭虽然残酷,但也很有人情味。这里可以让他们住下来,延续自己的梦想。他们可以先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也许幸运的人还会拥有患难中的爱情。每天早上,密集的人群早早就占满了公交车站。想顺利上车可不是件容易事,很多女孩因为挤不上车,急得落泪。挤不上车意味着迟到,意味着错过难得的面试。

王晓利毕业后就租住在这里,他还有个室友哥们叫刘龙。王晓利来自山东农村,刘龙来自山西。当年都是高分才进入北京的一本院校。山东的分数本来就比其它省份高,王晓利经常说自己的分数要是放在北京就能上北大清华。然而他也只是这么抱怨一下,他们还在为找工作而发愁。刘龙很焦虑,他不厌其烦的给我扳手指算账,一个月这费那费、房子钱、吃饭找工作的交通费算到一起就已经压力很大。自从毕业就不愿拿家里的钱,每次接到家里的电话都编一堆谎话,说一切都好,很快就上班步入正常。事实上他们也只能打点发传单促销之类的钟点工,维持最低生活标准。但如果遇到什么小病小灾,还得借同学朋友的钱救急。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挨,他们希望早点找到正经的工作。一有招聘会他们就坐汽车转地铁几小时赶过去,可每次都是扫兴而归。也不是没有任何工作,但往往上不了几天班就发现公司不靠谱,甚至是传销公司。王晓利还有位女朋友,同学校同专业,也来自农村。他们的确有很多的苦没法说,他们也知道抱怨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除非你问,他们大都不说,但常叹气。

眼看一天天拖下去不是办法,生活费让债台高筑。王晓利又和女友吵架,问他原因,他也不说。刘龙在同学的电脑上玩射击游戏,瞄准扫射,上弹,继续。屏幕的光不停闪动,他的双眼无神。一次吃饭时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还这样坚持,难道回家乡就不行?“我觉得我又不比别人笨,也很勤劳,我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他说。我又问王晓利,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在北京也上了几年学,就是希望能真正留在北京,扎根在北京。”刘龙在一旁补充:“这儿虽然不是我的故乡,但是会是我儿子的故乡。”说完他端起大杯子喝了一大口白开水。

过了些日子我跟他们去打零工。这天他们负责发牙膏,然后登记路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王晓利抱着两箱牙膏,来到公车站前,他试着去和路人接触,用牙膏作为赠品换来姓名和电话号码。没多少人理睬他们,人们都躲闪回避,像是碰到了麻烦一样快步走开,或者快速挥手表示毫无兴趣。北京的早春气温还很低,王晓利开始原地跺脚取暖。他蹲守一个小时后,抱起箱子离开了。

刘龙显得更活脱些,他站在十字路口,扯开了嗓子。“谁要免费的牙膏,谁要免费的牙膏。”人们果然被这吆喝声聚拢过来,然而人散以后,刘龙发现牙膏没了,可自己记下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往往不像是真的,有人留下的号码甚至少一位。“厂家会打电话抽查,要是假的还要扣钱。”他叹着气,提着空箱子走了。傍晚,结算工资。登记一份信息是5分钱,按照登记人数,刘龙今天的收入是53元,王晓利是31元4角。

如果没有会宁与北京的对比,我们会怎么看待王晓利和刘龙落寞的毕业时光?我们只认识眼前的这个人,看起来颓废,甚至有点无能,我们或许还会对他的能力提出质疑。然而摄影机从会宁就已经开始转动,我们借由这一旅程将不同人生相似的前后命运相连接。来自会宁的期望终于被未来的某种结果所定格。当刘龙和王晓利的大学同学中,城市孩子们坦然而健康地面对毕业的压力和人生必经的过程时,那一份健康从容自信和尊严是不是也属于刘龙和王晓利?人生大多是失败多于成功,可如果来自乡村的学生不仅仅在出生上,在教育资源上承受着与生俱来的不平等,而且在生而为人的权利上,在北京户口上,在权利机构编制出的美好童话里都将蒙受心酸和屈辱,那么这个国家的梦想和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过了几天,再次来到唐家岭时,刘龙突然告诉我王晓利可能要离开了。北京的生活实在难以维持,也许先回家再做打算会更妥帖。我问刘龙怎么看,他说:“每天都有人来,每天都有人走,怎么说呢,我是觉得留在北京的话生活比较刺激吧。”我又问起王晓利什么时候走。“就这几天吧,说要去天安门看升旗。”我不解怎么会想去看升旗?刘龙眼睛都没抬起来,“他说他在北京上了四年学也没有机会看过,我也没看过。”我突然泛起一阵酸楚。王晓利曾笑着说过:我很爱国,但是这国家不爱我。

东方鱼肚白,天慢慢亮起来。礼兵威严的踏着步子护送国旗缓缓走来,观看升旗的人群一阵骚动,照相机频频闪光。王晓利在拥挤的人群里一起一伏,他一次次把垂下来的眼镜扶正。国歌响起,晓利看起来很困惑,脑子在思索着什么。

这是命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会宁的孩子们还在努力吗?如果王晓利和刘龙再优秀一些,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吗?生活本就艰难,毕业的关口工作的压力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令我难过的倒也不是命运或者人生的这一过程,而是横在命运之上的东西。它如刺在喉,难以下咽。这共通的一种焦虑灼烧着所有的人,无论你在会宁,还是在北京。无论你是谁,有一种焦虑渗透在每个角落,在黄沙里,在山坡上,在地铁通道里,也在广场上。

船只在黄浦江上慢慢前行,两岸的风光昭示着今日的成就。这城市几十年来的发展给新兴中产阶层的生活梦想以寄托。走在浦东金融区的高楼大厦之间,抬头看时方觉得个体的渺小。这里与会宁相比就像是未来,那些造型独特的闪闪发光的大楼里都住着些什么人?陪我们的上海朋友也回答不了这问题。他说上海本地人也不清楚。

1996年的老录像正在被播放。一架钢琴安放于此,午后的灰尘回旋在远景处的窗台。穿连衣裙的小姑娘从镜头外走进来。犹豫,端坐,拨弄琴键,肖邦的练习曲旋即奏出。

这是张婕的父亲在她九岁时在自己的客厅拍摄的。张婕盯着老影像,目光坚定,眼角却温润。这一定是她美好的记忆。录像中小张婕突然中断弹奏,她疲惫地用手捂住脸,背身摄影机的方向。

“我那时候就是特别不耐烦,就是找各种借口不愿意弹。”张婕看着录像说。“那时候是我自己说想弹琴,我爸妈二话没说就给我买了架钢琴。那时候这还是挺奢侈的事,但我爸妈一点都没犹豫。”

“后来我爸我妈分开了,家里又一下子欠了很多钱,我外婆就把她的退休工资拿出来给我交学费,那时一堂钢琴课一百块钱,是很贵了。我还记得外婆为了节省,电都不舍得用,水都是一滴滴小心的接。”刘婕说到这里有些哽咽。

张婕现在打着两份工,一份是到高级公寓教孩子弹钢琴,另一份是在家小公司。“房租很贵,打两份工才能活人。“她笑着说。刘婕说自己现在已经放弃了钢琴,只是拿来授课挣钱。“第一是钢琴要想真正练好太难,另外还是应该务实点,我觉得不弹钢琴我做别的也很好。”我问“这样放弃不是很可惜吗?”她反问我,“生活更重要吧?”她接着谈起了前一阵找工作的烦恼,她觉得自己太委屈。“经历了这么多,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时候我就窝在家里哭了三天,我就在想为什么这样?”

她还要去带家教,我们一路送她。走到一幢豪华社区门前。她有些不好意思的。“因为这个是高级社区,一般人是不让进的,会查得很严。所以我就先走了。”她招手微笑消失在大门处。

刘婕的故事就像许许多多城市孩子的故事,出生在普通家庭,享受着便捷的城市生活。在不同的人生层面,人们都将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从望子成龙的教育梦,到对热爱的音乐的放弃。在每个疲于奔命的人生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每个人都在艰难的寻找自己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这和会宁的孩子或者北京的农村学生没有本质的区别。

办公室的灯光亮起,工作人员一阵繁忙。这里是一家早教机构。主要针对0到4岁的婴幼儿以及他们的家长设置一系列课程。课表上的安排密密麻麻。有音乐课,有行为课程,以及各种社交课程。这里的教学标准非常高,全程美式英语教学。收费也昂贵,一项课程大概收取几万元的学费。与家长交流之后,我们发现来这里的都是些有经济基础的中产阶层家庭。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也掏得起几万元的学费。他们开着好车,当然也希望孩子能有出息。他们的心情是急切的,你可以从教室里每一张家长的脸上察觉。他们的焦急也与生活的压力相关,时间长了,有家长也会跟我们深聊。虽然挣得不算少,但房贷也压得紧。虽然生活质量高,感情质量却差强人意。家长也谈到经济形势,谈股票被套,谈空气污染,谈食品安全。奇怪的是在这里他们却很少谈孩子谈教育。

在课堂上,他们也往往显得心不在焉,查手机,发邮件,甚至有人盯着地板发呆,有人愁苦地托着脸思考。到了亲子游戏环节,老师只得提醒家长,把他们从自己的梦里叫出来。孩子的确玩的挺高兴,但有时也似乎困惑。孩子太小了,让眼前的教育课不得不显得滑稽可笑。

早教机构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对新来的父母都不厌其烦的解释早教的价值。财务室门口也总有人在等待交费,验钞机的验钞声此起彼伏。但你却能看得出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的焦虑。恨不得时间飞逝,课程终结,孩子马上成才。在这里你不是感慨他们的望子成龙的迫切,而是对家长们更关心。穿黑西服的这位压力有多大,那边提LV包的太太内心有没有不安全感,在害怕些什么?那个微微秃顶的大哥又有哪些秘密?孩子们就像白纸,家长和老师就像沾满墨汁的笔。急切而颤抖的笔尖写出的是不是也是心烦意乱?

这里有好的设施,这里不缺钱。在中国的大都市,先富起来的人们仍旧渴望着什么,惧怕着什么。强烈的不安全感无处不在,挥之不去。这担心的不仅仅来源于自然而然的人生。我们所面对的时代,究竟制造什么?危机与转机之间的微妙,能不能把握?

回到会宁时,还有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校园广播一遍遍播放考前注意事项,教室里似乎更安静了。没有了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沉默。高考前的紧张不可避免。操场上学校召开了动员大会,着重强调了心理调节的重要性。台上的老师大声劝导,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发出一片浅浅的笑声。经过数年艰苦的学习生活,高考前的孩子们有一点点兴奋。

等到校长登台提醒考试注意事项时,满操场的学生开始陷入凝重。我们可以看到每张脸上的忧愁,那是一种麻木的神态。孩子们的眼神令人担心,就像一架架机器立在那儿,连回声都没有了。也许教育的问题,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教些什么,而是把年轻的人置于一种森严的系统中,从而在青春时去除所有令人欢欣的活力。突然发现在会宁人们最怕的是什么?这个地方最令人畏惧的正是这种无声的沉默,一种干涩与厚重。让你不可能相信这里可以有所改变。

第二天我们去了会宁著名的西山文庙。据当地人说每到高考前香火很旺。到了这儿才发现学生们大都三五成群而来,或者以班级为单位烧香祈祷。这的确是有需要的,在如此重要的命运关口,个人显得多么渺小。祭拜完,我看到了难得的放松。孩子们继续往山上爬,在大自然里毫无顾忌地大喊奔跑。

6月7日,高考日。整个会宁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醒来。我的拍摄对象刘爱华和父母租住在东山上。等我们赶到,一家人已经起床。一进门刘爱华还在读书,他一边读脑袋不断的前后摇摆在背诵一篇作文,内容是关于勇气。旁边坐着的父亲什么话也不说。母亲端来刚烧的开水,递来干巴巴的锅盔饼。刘爱华放下书本,草草吃了几口,继续读起来。他的父亲一口也没有吃。等到我们看表的时候,刘爱华才突然叹了口气,合上笔帽,缓缓把手里的书本装进塑料袋。父亲仍旧无声地跟着他出了门,他们住在东山的山顶。父子俩一前一后向山下的会宁一中走去。到了校门口,已有大战的气氛。几条醒目的红色横幅早早就挂好。校门口密密麻麻站满了学生和家长。开始入场了,刘爱华告别父亲准备进场,这时父亲突然开口叮嘱“不要慌!”话音未落,儿子已被人群卷进校门,消失在拐角处。

现在校门口只剩下家长们。他们紧紧贴在学校大门前。时间差不多了,开考的铃声就要打响。雨下得稍稍大起来,人们撑起伞,没伞的家长也并不离去。他们就站在校门口隔着铁栅栏,向空荡荡的校园里张望。他们都显比实际年龄苍老,风沙与长年累月的劳作让脸上的皱纹像刀刻,握着铁栏杆的手像一具粗糙的石头。眼神充满了期盼,焦急却不畏惧。这是整个拍摄过程中从未见过的表情。这当然是望子成龙的期盼,也是跟艰难困苦斗争的面容,它见证不公、贫穷,也同样期盼奇迹与回报。这报偿不只是生存,里面装满了尊严,盛满了图生存求发展的热望。

我的拍摄对象能不能通过这高考,已不重要。可能的命运已经为他们展示所有,脆弱的人生不可避免会遇到坚硬的生活现实,种种不可言说的隔离感还会继续充斥在不同的人周围。你或许还会默默忍受,独自神伤,就像北京的乡村青年无奈踏上归乡。即便你进入城市获得身份,你还逃不出生活的不安全感,就像上海的中产人士。

我意识到所有的可能性都还在手里。鲁迅曾经在《野草》一文的结尾写到——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写在2011年5月25日 纪录片《中国门》定稿

来源:大国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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