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列宁的阴影

作者:许知远 |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3-11,星期二 | 阅读:1,320

我在一个炎热的傍晚来到莫斯科。“一百三十年来最热的夏天”,当地的一份报纸宣称。俄罗斯的气温预测是在一八八零年建立的,那还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时期, 一年后,他遇刺身亡,这也是一段更激进、更暴力历史的开端,它的高潮一幕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中到来。在其后的记录中,莫斯科的最高气温是三十六点八摄 氏度,它发生在一九二零年的八月七日,成立不久的革命政权正陷入一场胜负未定的内战中,列宁是倍受爱戴的领袖,他誓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不知天气是否 加剧了他性格中原本的狂躁。而现在,已经整整一周,气温徘徊在四十度上下。

除去热气,空气里还一片迷濛,像是一层纱笼罩在城市上空。淡淡的 烟味钻进鼻腔,城市的某些地方烧着了。的确有些东西烧着了,每年夏天,俄罗斯一些泥炭沼地就会自燃起来,点燃草地和树林。今年持续的高温增加了它的严重程 度,这似乎也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向世人提醒俄罗斯的规模,仅仅莫斯科近郊的自燃地面积就与葡萄牙的国土面积差不多。我想起在前来莫斯科的飞机上读到一份中文 报纸的标题,南方的水灾已造成三百二十三人的死亡。中国与俄国,分别依靠人口数量与空间规模,来定义自己的国家,它们得益于此,也为此付出悲惨代价。

“真 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年轻的导游不无遗憾的说。我们已在莫斯科在市中心步行了一个下午,衬衫的后背已经湿透,钻进一家咖啡馆,发现汽水不够冰,空调制 造噪音,而不是冷气。草地枯黄一片,白桦树已像秋天一样掉下了黄叶。多年以来,莫斯科以寒冷著名,人们不知道如何与高温共处从未装过空调。为了躲避炎热, 很多人跳入河中。过去两个月,超过两千人因此淹死。不是因为不会游泳,而是因为他们喝了太多的酒。再没有比这更符合人们对于俄国人的期待了。冬天,他们为 了抵御寒冷酗酒,冻死街头。现在,因为炎热,他们仍酗酒,溺死在河水中。

我们身在红场,炎热、烟雾足以驱散任何游兴。到处是无精打采的游客,松松垮垮的T恤衫、短裤、吊带裙,凉鞋、矿泉水的塑料瓶,它们让红场凌乱不堪。或许游客也和我一样,被红场的真实规模所震惊——它比想象的小得多,尤其是当你看过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之后。

红场南北长不到七百米,东西宽一百三十米,不平整的石砖地适宜散步,而不是坦克履带。真想象不出这里检阅的军队可以击败纳粹德国,与美国分庭抗礼四十年。

红场四周的建筑,没有增添它欠缺的威严,反而令它更为滑稽。克里姆林宫是个小小的城堡,红色围墙,黄色的房子,绿色了望塔尖上有一颗巨大的五角星。它足以应 付十五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的统治需求,对于二十世纪的苏联帝国,却显得过分局促。瓦西里大教堂是俄罗斯的象征,那些簇拥在一起的穹顶,既像是洋葱头,又像 是堆积在一起的卷筒冰淇淋,绿色、蓝色、黄色代表着不同的口味。北面的国家历史博物馆、老杜马大厦,通体刷成了红色,它不足够高大、却又相当的尖利。它们 像是即兴搭建的积木房,色彩、线条、规模上显著不和谐,带着一个建造自己小王国的儿童稚气。方盒子一样的列宁墓和沙皇时代的圆型宣谕台,像是两个多余的积 木块,随意地散落在广场上。

倘若你记得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这种稚气感会更加强烈。一九八七年,一位十九岁的联邦德国青年,驾驶一架小型飞 机从芬兰出发,最终着陆在红场的一块斜坡上,它因为紧邻瓦西里大教堂而被称作瓦西里斜坡。这是冷战的最后时期,尽管戈尔巴乔夫的被迫改革暗示了苏联的衰 落,但谁也没想到帝国竟会衰落得这么快,不仅填不满商店的货架,甚至让来自资本主义的飞机轻松地停到了克里姆林宫门口。一连串高级官员为此丢掉了职位,令 人生畏的帝国没穿衣服。

“孩子气的帝国主义”,我记得伟大的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曾写过这样一篇散文,他描述的是十九世纪末的圣彼得堡。在沙 皇帝国的威严外表下,是说不出的脆弱与幼稚,它禁不起任何严肃的挑战。只用五天,二月革命就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只用一夜,布尔什维克就夺取了政权,只是三 天,苏联就意外的轰然解体。

当然,这稚气背后总蕴涵着人类最残酷的一面,那小小红色城堡中充斥着阴谋、杀戮、谎言与恐惧。它们以希望与理想的名义,散发到世界的很多角落,让几代人痴迷不已。

“那么,你对这里的印象是什么?”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的一间露天咖啡厅里,几位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问我。两位来自英国,一位来自芬兰,还有一位是美国记者,他们 多少期待一个外来者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新鲜的角度,时间消磨了他们的感受力。倘若这种角度来自一名中国记者,就更有趣不过了。

我不知怎么回 答。在过去一周里,我茫然无措地在莫斯科的街头闲逛。我路过了普希金的广场,看到了妥斯托耶夫斯基的铜像,经过了那么多列宁曾经演讲过的场所,看到了列宾 所绘的伊凡雷帝杀死儿子的画面,方头方脑的克格勃大楼,找到了中山大学黄色的二层小楼——王明、李立三、邓小平、蒋经国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叶利钦站在坦克 上的发表演说的白宫空地……我也说不清自己在寻找什么,只感觉内心充满焦虑。

莫斯科、俄罗斯、苏联,在我脑中是一片信息的杂烩。与我之前的 几代中国人不同,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或是这种文明,不再是我生活的支配力量。十月革命鼓舞起五四一代人的斗争热忱,他们以为找到了拯救中国的捷径。新成立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试图推广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个人崇拜,把中国建设成另一个苏维埃。我的父辈一代读着《钢铁是怎样的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 事》,聚集在一起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八十年代的青年排队购买《安娜•卡列林娜》,争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很长一段 时间,人们相信周恩来的判断——“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但对我这一代来说,在我们刚刚睁开眼睛打量这个世界时,“明天”轰然倒塌 了。我仍记得高中一年级的政治课上,我们对一个冗长的题目展开辩论“为什么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了,而中国成功了”。那是一九九二年的春天,苏联在几个 月前解体了,变成了俄罗斯和其它十五个国家——它们大多数面积太小,特色不清,我们甚至连名字都记不住。不过,我仍记得一位刘姓同学的发言,他的批评集中 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自己是一位共产党员,却通过改革把自己的党搞垮了,实在愚蠢。

这桩历史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远不如台湾的小虎队和 香港的四大天王。在接下来,我们对于这广阔地区的唯一印象就是飞涨的物价、冗长的排队、空荡荡的货架、贬值的卢布,冻死街头的流浪者……这是个失败的、被 历史遗弃的国家。两个世纪以来,俄国先是以伟大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然后以布尔什维克革命产生的经济计划和社会理想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如 今,却似乎变得无关痛痒了。对于我们来说,美国才是这个新时代最重要的国家,它代表了我们期待的未来。我们没有耐心理解安娜•卡列林娜式的爱情,而更愿意 接受“美国派”中的性放纵,当代英雄不是莱蒙托夫笔下的哥萨克,而是硅谷年轻的亿万富翁,至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它们或多或少都如马克思创造的 名言——该被仍进“历史的垃圾桶“。我们不是已生活在一个历史终结的年代吗?世界变得更轻、更薄、更透明,而苏联、或是俄罗斯的一切都太重、太厚、太灰 暗。在好莱坞电影里,俄国不再是令人畏惧的对手,而仅仅是鱼子酱、长腿美女、休克疗法、被倒卖的武器,醉酒的不再是浪漫诗人与思想家,而是滑稽、无能为力 的总统。没人还把它当成巨人,如果是,至多是跛脚的巨人。我还记得在一些在前往欧洲的长途飞行中,我看着显示屏上广阔的区域,伊尔库斯科、梁赞、贝尔加 湖、里海这些名字,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和它们发生关系,它们似乎仅仅是地理与历史课本上的注释。

一年前在中欧的旅行,激发起我对俄国的 兴趣。我清晰地记得华沙的人民文化宫给我带来的震撼。在这座似乎仍未从二战阴影中摆脱出来的城市,这幢无比巨大、狰狞的建筑,像是一块铁钉把波兰钉在历史 之上——它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俄国的影响。我想起北京展览馆那座规模小得多、形状一模一样的建筑。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再到华沙,距离柏林倒塌已经二十年 了,我发现新时代的到来比人们期待得缓慢得多。而所遇的当地人经常会缅怀起社会主义的美好岁月,二十年的市场竞争的残酷性、民主选举的混乱,都让他们觉得 希望破灭。二十年的光景,也让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计划体制”与“市场经济”的二分法的幼稚。人们多容易掉入某种抽象概念、集体拯救 的诱惑中。人们总是期待,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制度,能解决所有困惑。人们并不真正热爱自由,反而经常逃离它,它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忍受太多的挣扎。 如果个人自由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再没有比二十世纪的俄国更能表现它的困境与希望了…….

在库尔斯卡亚地铁站的穹顶上,我见到了重新出现的对斯大林的颂词:“斯大林培养我们对人忠诚,他鼓舞劳动精神与英雄主义。”颂词以浮雕的形式,突显在入口大厅的拱顶上。

倘 若红场与克里姆林宫令你大失所望——它们与俄罗斯的规模不相匹配——莫斯科的地铁则会弥补你所有的遗憾。沿电动扶梯而下,你会觉得自己不是去坐一班列车, 而是通往地下迷宫。扶梯经常超过一百米,像是一座四十层的大楼斜倒下来。你可以从容地把手上的书读上两页,倘若你身后的姑娘性感撩人,还可以试着谈上一场 微型恋爱,在抵达前,你足以说完所有的甜言蜜语。不过更多时候,你只能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任由这钢铁传输带把你送到地下,心中毫无浪漫可言。

与 斯大林时代的很多庞大工程不同,始建于一九三五年的地铁仍在莫斯科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用马赛克拼出的巨幅列宁头像,麦穗形的花纹,火炬形灯具,满 脸朝气的工人、农民与士兵的雕像,大理石筑造的宽阔拱门与走廊——它代表一个时代的审美与雄心。在其中穿梭的人群像潮水一样从车厢中涌出,向不同的方向流 淌。潮水一样的人群、庞大的空间结构,都让个体脆弱、渺小、毫无特殊可言。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现代专制不都是建立在这“无个性”的人之上的 吗?它们都许诺集体的温暖、稳定的价值观,人们不再需要为个人困境苦苦挣扎,转而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期待某个无所不能的超人来承担责任、指明方向。斯 大林曾是这样的超人。

重修的库尔斯卡亚车站引发了争论,它也是不断升温的斯大林热的最新证明。两年前,在俄罗斯一家电视台举办的“历史上最 伟大的俄罗斯人”的评选中,斯大林得到了第三名,超过了普希金。在新版学生教科书里,斯大林时代被描述成“最好和最公平的社会”。新一代少年从这样一句话 中展开对祖国的理解﹕“亲爱的朋友们﹗你手中的这本教科书是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的……从伟大的爱国战争到今天。我们将回溯苏联从最伟大的胜利到悲剧性解体 的全过程。”

原本的斯大林形象日趋模糊了。他发动了残酷的党内斗争,用清洗、流放的方式至少使一千五百万人丧生,他发展了强大的秘密警察制 度,使两代人生活于深深的恐惧之中,他的审查制度则使伟大的俄罗斯创造力陷入停顿……另一个斯大林形象则不断清晰。在他统治的时期,苏联迅速进行了物质积 累和领土扩张,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希特勒的军队。莫斯科跃升为世界新秩序的奠基者之一,斯大林堪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比肩,甚至更 伟大,正是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被击败,世界大战的形势才发生了逆转。

他甚至获得了超乎所有人设想的形象——性感。在二零零八年十月的英国杂志《前景》的封面上,斯大林与玛丽莲•梦露共舞。那是一位俄罗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像切•格瓦拉一样,斯大林成为了后现代英雄,他不仅没有被仍进历史的垃圾桶,反而再度占据了时代的潮头。

我 站在库尔斯卡亚站中,想象人们怎样看待头顶上那些颂词?是因为岁月流逝,那些亲身经历过残暴年代的见证者们离去后,记忆逐渐被淡化与抽象化,昔日的残酷也 被过滤掉了吗?是因为民主道路与市场改革没有人们期待的那样顺畅?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望强大的苏联帝国,长久以来,俄罗斯人享受着自己的与众不同,但 现在,比起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在“历史终结”时刻的趾高气扬,俄罗斯人倍感沮丧。他们没有获得最初期待的帮助,反而感到本国的影响力迅速萎缩。

仅仅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动荡不安的一九九零年代之后,国家主义获得了新的胜利。普京的强硬方式勾起他们对于一个强大、统一的俄国的期望。普京利用高涨的俄罗斯民族情绪填补共产主义破产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修正历史、改变记忆,总是有效的手段。

很 有可能,我高估了这股怀旧之情。一个国家与社会太过复杂,外来者习惯性地依赖一些符号来理解它。有多少次,我对于西方媒体总利用毛泽东的肖像与语录心感厌 烦:中国早已改变,你却总是带着昔日的眼镜。但在厌烦之余,我或许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局内人可能被淹没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以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却忘记了旧思维、旧习惯仍渗透入他们的每个毛孔。

观察者也总是受限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与时代。瞿秋白前往苏联时,一心要为衰败的中国找到良方。苏联的秩序、强大、集体化都让他流连忘返。比我年长的一代人,则对戈尔巴乔夫念念不忘,他的决定与邓小平如此不同。

中国与俄国的历史像是两条平行线。它们都有过强大的专制传统,都对西方充满了焦虑,都在一个落后的地区发动了共产主义革命,都经历过重重调整,也都像掉入了历史的深渊——刚刚获取的自由空气总是不断被专制力量吞噬。

倘若将毛泽东视作列宁与斯大林的混合体,邓小平时代是个延长的赫鲁晓夫年代,此刻的中国是否像是另一个“停滞年代”,那个勃列日涅夫的年代?

表 面看来,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类比了。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震惊了世界,它在扩张,而非停滞。但是,在这个社会内部,停滞甚至衰退之感却蔓延到政 治、教育、商业、媒体、道德及所有领域。没有什么比年轻人的个人选择更能标志这种停滞了。十年前,大多数大学毕业的青年渴望进入外资公司、私营企业、自行 创业,或成为新闻记者,而现在,他们蜂拥式地要考取政府公务员、进入国有企业。官僚系统把权力与财富集中一身,它试图摧毁一切挑战者,不管是大学自治精神 还是一家私营企业。倘若马克斯•韦伯与弗兰兹•卡夫卡的判断没错,官僚机制是一种最蔑视人性、否定创造性的系统,那么,中国目前迅速膨胀的官僚系统,正在 毒害整个社会精神,令创新、自主、自由的力量无处容身。

而在我的旅行包里,有一本出版于七十年代中期的新闻作品《俄国人》,我在其中读到了与此刻中国相似的味道。而在此刻的莫斯科,我则听到人们议论,俄罗斯是否再度掉入了“停滞年代”。

“你 们怎么看这本书?”我曾在普希金广场问过那几位记者。《俄国人》的作者海德里克•史密斯,是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那是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冷战”令公 众对外交关系、“铁幕”另一边的生活,充满好奇。那正是勃列日涅夫掌权的年代。共产主义实验似乎正进入这样一个尴尬时刻:它既渡过了理想高涨的列宁、斯大 林年代,赫鲁晓夫式的内部调整也已走到尽头,领袖魅力正在被平庸的官僚系统取代,除了保持现有秩序,他们不再尝试任何新事物。社会失去了希望与朝气,嘲讽 与幻灭感四处蔓延,除了要让个人生活更舒适些,大多数人别无所求。我还记得那本书中最饶有趣味的轶事:海德里克•史密斯发现,俄国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 “水门事件”。对于苏联的政治人物来说,这是小事一桩,窃听政治对手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苏联公众则把它视作单纯的权力斗争,认为弹劾尼克松的议员是想成 为新总统。即使那些有自由倾向的知识精英,也难以想象媒体具有如此的信念和力量,能抗衡总统的压力,法院竟然站在媒体一边。

这一代的新闻记 者再没有海德里克•史密斯式的幸运。自从约翰•里德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以来,莫斯科就是世界最重要的新闻产生地之一。它的社会实验、太空竞赛、全球扩 张,都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它最后一次引发广泛的兴趣,是由于二十年前的巨变。人们想知道,在列宁的坟墓之上,俄国人能建立一个新国家吗?

但 如今,兴趣业已消退,记者们发现,不仅要奋力说服编辑,让他们相信这些俄国故事的重要性,还要不无沮丧的承认,自己的声音对莫斯科也不再重要。克里姆林宫 里的掌权者,对于这些外来的批评毫不在意。俄罗斯正在重申自己的大国地位,有时候,它要通过对西方的敌视,来证明这种新的自信。

这桩关于 “水门事件”的往事,引起了一位英国记者意外的共鸣。在两年前的一次聚会上,他和一群俄罗斯精英讨论美国大选。俄国人对于奥巴马的当选充满怀疑,而且一致 相信,即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也一定会很快被暗杀。从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奥巴马的当选,将近四十年过去了,苏联瓦解了,莫斯科的体制也已发 生了剧烈变化,但一些东西却顽固地生存了下来。俄国人依然充满狐疑地看待民主政体。

“像是另一个‘停滞年代’”,这位英国记者说。这种情绪 正在莫斯科蔓延。在我每日阅读的《莫斯科时报》上,你感觉到,到处都是历史的回声,似乎俄罗斯总是处于历史的循环之中。它们都遵循着马克思的另一句判断: 历史事件往往发生两次,前一次是悲剧,后一次是闹剧。在我到来的前一天,俄罗斯与美国刚刚进行了一场“冷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间谍交换,普京接见了十位俄 罗斯特工,称他们将过上“精彩、前途无量的人生”,其中一位貌美的女特工,正准备接拍她的第一部色情电影。倘若这让你想起了詹姆斯•邦德式的情节,另一些 俄罗斯人则提起更古老的例证。当总统梅德维杰夫四处推销他俄国“硅谷”计划时,一位评论者说,这令他想起了果戈理的《死魂灵》:在计划实现之前,官僚将吞 噬它所有的利益。历史学家安德列•祖波夫呼吁拆毁所有的列宁雕像,仿佛它们的存在将把俄罗斯再次拖入历史的梦魇。“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类比更是不断 出现,社会失去了所有变革的动力,依靠高油价带来的利润,单一的政治权力再度主宰了公共生活,人们对此无能为力。

民主选举、言论自由、市场 经济,倘若华盛顿、伦敦的记者习惯从这些角度看待莫斯科,俄罗斯最令我着迷的则是它与历史的关系。似乎真的存在某种抽象的、无可抗拒的历史力量,令它不断 重复自身的悲剧。三百年来,这样的感慨不断出现:“斯拉夫人尽管领悟能力很强,他们还是处处表现出他们完全无力来发展一种现代的欧洲式的国家秩序,他们经 常或是陷入极端的专制主义,或是陷入国将不国的一团混乱,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不了解俄国人,我们需要这样的强人。”卡琳娜这样为普京辩护。她今年二十八岁,算是“革命”后的第一代俄国人。在二十世纪,“革命”是个因过度使用而暧昧不清的词汇,对于俄国尤其如此,除非你加上清晰、准确的定语,人们很容易被你口中的“革命”弄得迷惑不已。

对于卡琳娜这一代来说,“革命”当然不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也不是我们这些外来者习惯性误认为的柏林墙倒塌的一九八九年,而是一九九一年,苏联在那一年行将结束前解体了。

她那年才九岁,对于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生活,都记忆不清了。她的成熟与一个新俄国的成长紧密相联,一个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却没有随之而来的俄国。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大国地位的迅速衰落,这些创伤记忆都增强了普京的合法性。

像 此刻世界的很多地区一样,这里的青年人对政治没太多兴趣。像是对于被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弄得乌烟瘴气的二十世纪的逆反,新世纪的青年生活在一个“去政治 化”的氛围中。四十年前,一名西方的摇滚歌手、先锋艺术家,都要表明对于第三世界革命、越南战争、政治丑闻的看法。在另一个意识形态阵营里,一首诗、一本 书、一次公开谈话、一件服装的款式,都拥有政治含义。而现在,对立的东西方阵营消失了,不是作家、艺术家要扮演政治角色,而是政治人物纷纷让自己富有娱乐 价值。

对于卡琳娜的绝大多数同代人来说,普京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他的个人魅力,而不是政治理念。他会开战斗机,是个柔道高手,赤裸的上身没 一块赘肉,他既会在镜头前不苟言笑,也会在综艺节目中唱上一曲,最近还和一群被释放的间谍,进行了一场哈雷摩托车赛。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私人化、琐碎化, 需要很多小小的性感。

这是我与卡琳娜的第二次见面。她漂亮、乐观、有一个可爱的翘鼻子,总穿白色连衣裙。“她有俄罗斯姑娘没有的敏感和温 柔,一些地方像是东方女孩”,我年轻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我几乎不认识其他俄罗斯姑娘,至于东方女孩的“敏感、温柔”的特质,似乎也更 多来自于臆想。不过,卡琳娜的英语流畅,这在俄国青年中并不多见,她特意去马其顿的英语学校呆过一年。她对于中国尤其感兴趣。她为一家芬兰贸易公司工作, 主要的货源来自中国。她刚刚从上海回来,肩上还挎着印着青花瓷器图案的白色提袋。在上海,她被中国人的敬业态度惊呆了。“他们一直在工作,还一直保持微 笑,商店里服务员都会讲英文“,她对我说。

乍听起来,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有趣的发现,但倘若你在莫斯科生活了一周,就知道这是多么的例外。他 们的服务员永远是爱搭不理地站在一旁,很难同时做两件事,倘若五点钟下班,没人会在五点零一分接一个工作电话。比起令她兴奋的上海见闻,我更愿意听她谈论 俄罗斯文学。与其说是谈论,不如说是提及名字,我们的英语水准都不足以对这些灵魂进行探讨。她是个妥斯托耶夫斯基迷,熟知从曼德尔施塔姆到布罗茨基的二十 世纪诗人,甚至很清楚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Samizdat)传统。这一点很不常见,对于很多青年来说,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与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差不多, 都是遥远的历史。那些微弱的反抗声音,更早已被忘记。

卡琳娜的知识缘于他的父母,一对出生于五十年代的工程师夫妇。我很遗憾没有见到他的父 亲,一个成长在苏联帝国中的蒙古人(卡琳娜的东方特色和兴趣来源于他),一个文学爱好者。他退休了,正在忙于写作一本关于苏联地下文学的作品,他没指望出 版,只是为个人兴趣。他也对晚期的共产主义时代颇有怀念,那是个更单纯的岁月,人们既开始逃离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被市场与消费的力量弄得心慌意乱。或 许,那也是个更有秩序的年代。这秩序既包括政治、经济上的,也包括文化与道德上的。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安赫玛托娃的诗,都是书店中的畅销书。因为政治、经 济生活中的无能为力,人们把精力都投入到精神世界中。对于卡琳娜父母这样的工程师来说,这似乎是尤其好的安排。

普京意味着秩序再度恢复。卡 琳娜的政治观点或许不成熟,却在俄罗斯广为流行。九十年代的混乱再度印证了关于俄国人古老、顽固的看法——这个民族不适合自由,它渴望强有力的统治者。我 还记得别尔嘉耶夫惊心动魄的论述:“俄罗斯民族不想成为男性建设者,它的天性是女性化的、被动的,在国家事务中是驯服的,它永远期待着新郎、丈夫和统治 者。”伊凡雷帝、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一世、斯大林都曾是它的新郎,但结合的后果常常不尽人意。即使此刻,在对普京的期待中,又蕴涵着多少的矛盾。在几个月 前一次民意调查中,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支持率虽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二,但与此同时,百分之九十四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对于政治没有影响力,百分之六十八的 人觉得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只有百分之四的人感到财产是安全的。俄罗斯人似乎陷入这样一种僵局:他们越是对生活缺乏信心,越是渴望强有力的领导人,不受制约 的政治权力就越是加剧了生活的不安全感。它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循环,它甚至令人想起托尔斯泰在一个多世纪前更令人沮丧的判断:他期望新的俄国人能打破这个 “铁环”。

尼基塔•帕甫洛维奇•索科洛夫可不相信什么“历史的陷阱”。在莫斯科南郊的一幢刷成粉红色的三层楼中,我遇到这 位《环球》杂志的副主编,一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他语调急促、表情严峻,似乎急于澄清我对俄国似是而非的理解。是啊,俄罗斯多么难于理解,外来者们总被 表象迷惑,俄国人自己也常常糊涂。

对他来说,普京的十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可与尼古拉一世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放在同一个序列。表面看来, 这三个时代都曾显得强大一时,国家力量迅速成长。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俄国仍携着战胜拿破仑的荣耀,很多人觉得西方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制度在危险时没有什么用 处,强有力指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是保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而且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欧甚至觉得尼古拉的专制代表着更好的制度。勃列日涅夫的年代,苏联则一 度咄咄逼人,嘲笑美国的衰落。但在国家内部,这两个时代都是惊人的停滞,各种改革的倾向、自由思想的碰撞都消失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方式的问题在克里米亚战 争中表露无遗——原来俄国已经如此严重地落后于西欧。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导致了苏联体制的最终崩溃。索科洛夫相信普京在过去十年来的统治,是彻底的失败,刚 刚生长的自由市场、言论自由、非政府组织再度被压制,俄罗斯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循环吗?”我问他。俄国与中国一样,迟迟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多权力中心的政治体制,如何培植市民空间与社会力量来制衡政权权力的垄断。

“陷 阱与循环这样的描述太笼统、太模糊了”,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好像真的存在某种历史定律,你逃不出他的控制。”而他列举的三个时代,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 的特性。尼古拉斯一世的保守趋向,是对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浪潮的反应,他要保护沙皇的专制; 勃列日涅夫是为了延续苏联官僚集体的生命,扼杀各种改革的倾向;普京试图完成统治的私人化。

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尼基塔的历史判断力。他声称八 岁就意识到苏联制度的问题:他的科学家母亲每天勤奋工作,却不得不用一条细线把肥皂切成两块,一半留给自己,一半让他带到寄宿学校。他体验过八十年代末的 无比希望,也经历过九十年代市场乌托邦的幻灭。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派,你也可以说他是个亲西方派,他对于最近几年重新泛起的“俄罗斯特殊论”深感不安。自从 恰达耶夫在一八三六年发表《哲学书简》以来,亲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前者相信,唯有借助西欧观念,俄罗斯才能最终走上变革之路; 斯拉夫派则沉迷于俄罗斯的特殊性与神圣性,他们相信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精神与物质力量之间的斗争,而俄罗斯代表这种拯救人类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一场遮蔽真 实动机的辩论,在文化、精神这些词汇背后,是对政治形态的主张。因为不能直接攻击沙皇专制,亲西方派选择了赞扬西欧洲,当斯拉夫派为俄罗斯传统辩护时,他 们也巩固了现有的政治制度。

对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切太过熟悉了。多年来,我们不也正在“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特殊论”之间反复摇摆吗。我问了尼基塔很多问题:俄国知识分子的角色,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和西方的关系。它们关乎俄罗斯的过去与未来,也都指向了中国。

中国与俄国的历史,像是两条平行线。它们都有过强大的专制传统,都对西方充满了焦虑,都在一个落后的地区发动了共产主义革命,都经历过重重调整,刚刚获取的自由空气总是不断被专制力量吞噬。

但 是中国从未蕴涵出俄罗斯式的反抗精神。在谈到俄国的知识分子传统时,没有一个中国读书人不发出的由衷的赞叹。两年前当索尔仁尼琴逝世的消息的传出后,我记 得一个画家在北京的七九八艺术区发出这样的感慨“什么时候,我们能产生出这样的人物”。面对同样的人类悲剧,他们产生了道德与知识上的巨人,而我们这里却 什么也没产生。在另一本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书中,我则发现更为绝望的类比:当萨哈罗夫依靠谈论核竞赛、环境危机与世界和平时,被称作“中国的萨哈罗夫”的 方励之则在呼吁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学生的伙食。他们拥有一个比我们更辽阔、也更纯粹的精神世界。

尼基塔不赞成我的溢美之词,在他看来,整个 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暗淡无光,他们大多对邪恶选择了沉默与合作,除了那少数几个传奇人物,比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或是政治性更淡的约瑟夫•布罗 茨基……但他们太少了。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是这最后的传奇,我去她在阿尔巴特街的家拜访她。

她一直斜躺在蓝沙发上,穿 着那件松松的墨绿色的无袖睡袍,脚上套着毛绒绒的灰色拖鞋,说到兴奋处,她会把脚拿出来,踩在面前的矮茶几上,再蹭上几下。她的骨架真大,随年龄而来的消 瘦与松弛,让这更显著了。她的银白头发是沿着额头、耳朵的直线剪出来的,像是个工整的小帽子扣在头上。她八十三岁了,在两个小时里说个不停,没喝一口水, 也觉得我们没必要喝。

她说,不久前也有一个中国人来拜访她,而她教育了他。“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员”,她对我说,我们一起笑起来。她的声音爽朗,甚至有点嘹亮,与她的年龄没什么关系。

那 个不走运的中国人是谁?一个新闻记者,一名使馆官员,或仅仅一名好奇的旅行者。她可对共产党了如指掌。斯大林去世时,她已经二十五岁。她是第一代苏维埃 人,出生在红色政权下,参加了少先队与共青团,还经历了卫国战争。她谈不上多么热爱斯大林,却也并不反感。自她出生起,这个人就一直在那儿,悬挂在教室的 墙上,出现在广播里,站立在街头的广场上。没有这场“伟大的共产主义实验”,她也没机会上大学,在沙皇俄国,教育可是贵族的特权,轮不上他们这等平民。

真 相逐渐披露出来,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之后,神话破灭了。她正年轻、头脑活跃,是“解冻一代”的中坚力量,她穿梭在不同的公寓里,彻夜的谈论时 局,期待一个更自由的社会。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了,短暂而浅显的“解冻”结束了,她决定成为一名行动者,这比谈话与写作更能展现她。她为地下组织抄 写文章,组织讨论会、传递消息。“我很有工作能力”,她说。她知道怎么对付克格勃,她把手稿塞进胸罩里,在接受问话前,她会买上火腿三明治、长松饼和橙 子,它们在那个匮乏年代诱人无比。在审讯开始前,她吃东西,橙子与火腿的味散弥漫在空气里,克格勃们的注意里转移了。

她是那一代人仅存的幸 存者之一。她经过布罗茨基的公开审判,是索尔仁尼琴秘密写作《古拉格群岛》的最早期读者之一,她和萨哈罗夫共同创办了莫斯科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为人权、 言论自由而呼吁。接着,她流亡美国,写作了《解冻的一代》,参与创办了自由俄国电台。九十年代初,和很多人一样,她回到莫斯科,准备建设一个新俄国,对未 来充满莫名的乐观与期望。

你感到失望吗?我问她。二十年过去了,新俄国的旅程比想象的坎坷得多。一个旧秩序崩溃了,并不意味着新秩序就随之 而来。而她仍在为一些老议题的呼吁与行动,人权、自由、宪法、民主。三十年前,她与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反对苏维埃体制对人权的践踏,而现在,她又与国际象 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抗议普京政府违反宪法,而她仍领导着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

KGB已更名为FSB,尽管它们的职责都差不多,年轻一代的警察 已认不出她了。去年底,他们甚至把她短暂的关押进了刑拘车里。等他们弄明白她是谁,全世界的镜头已聚集在这一戏剧性的画面——一名身穿蓝睡袍、满头白发的 老太太被一群身强力壮的特别警察们挟持着。她喜欢这一刻,甚至在镜头面前故作惊恐,或许这令她想起了四十年前吃橙子的一幕。但这一幕也只能出现在莫斯科, 这里的外国记者云集,抗议可以引来世界的关注,这是她最熟练使用的武器。但俄罗斯是如此的广阔,她的基金会在其他区域步履艰难。多年来,他们只坚持用合法 手段来进行抗议。这个国家受够了暴力、激进与整体方案式的行动,他们推崇的渐进的、非暴力与具体而微的。但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之外的城市,他们发现自己很 难租用到办公室,资金也很紧张。缺乏独立司法系统是他们最大的难题,这令他们的合法斗争带有了明显的嘲讽意味。他们的斗争仍像是姿态性的,只是俄国生活上 的一丝涟漪。

她可不同意放任这种悲观情绪。“希望为什么要破灭?”,她反问我,“仅仅是眼前出现的倒退吗,任何革命之后都会伴随着倒退 呀。”她有足够的人生阅历来告诉我,一切仍在趋向光明。赫鲁晓夫时代就比斯大林时代要好,三十年前时“人权”、“民主”仍是陌生和危险的词汇,现在它们已 深入人们的脑海中。他们从前的斗争只是抄抄写写,如今可以公开游行、在媒体上发言,还涌现出那么独立组织。她也对俄国人信心十足,你看他们转变得多快,二 十年前他们觉得事事要依赖国家,现在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

至于普京的重新苏联化的举措,她则觉得那纯粹是表象,因为财产的私有制、因为自由 结社,一切都不可逆转了,新的统治者自己也矛盾重重,他们想象斯大林那样管理,却期望自己的生活像阿布莫维奇。这还是历史的趋势。十多年的美国生活给她的 主要影响是,俄国人与美国人没什么不同,有着相似的渴望与能力,他们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她的乐观还让我想起了黑格尔,历史是有其方向的,倒退只是暂时 的。这种历史哲学也被马克思与列宁继承,酿成了二十世纪的悲剧。

我没问出心中的疑惑,我被她的信念深深的打动了。“重要的不是能看到什么东西的实现,而是自己能做些什么”,她对自己四十五年来的抗议生涯没什么遗憾,

她 冷气充足的房间的一面墙上挂满了中国的青花瓷,图案与质地都不是太好。我们又谈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他非常欣赏刘 晓波”,他指的是她心中的英雄尤里•阿尔洛夫,一位卓越的异议活动家,自从七十年代中期一直流亡美国。在她见过的那么多杰出人物里,他的个性给她最鲜明的 印象,也是在他的住处,她见到了流亡中的约瑟夫•布洛茨基。

她觉得自己太老了,不能再去中国看看了。几年前,他们还考虑过也在中国设立一个 人权组织,但是没有人愿意提供资金赞助。冷战结束了,市场的概念超过了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也意味着抗议者需要寻找到新的策略和语言。“每个人都知道政府是 个白痴”,她这样形容苏联时代,“现在事情变得有迷惑性了,你要告诉人们他们的哪些权利被侵犯了。”

在我们告别前,她说,如果她的儿女再邀请她去游莱茵河,她想带一本莱蒙托夫的诗集,她很遗憾社会活动占据了她太多精力,她没有整块的时间阅读,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们。

昔 日帝国的痕迹也表现在大学里。在一个干燥的下午,小郝陪我去逛莫斯科大学。倘若克里姆林宫的外型最多令人想起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大学的主楼当之无愧是 “第三罗马”的知识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欧洲的第一高楼。与如今我们熟悉的细长的钢筋、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截然不同,它强调的是威严、封闭、庞大, 不知为什么,它让我想起拉伯雷所说的“庞大固埃”,它可以容纳五千人在其中学习、工作与生活。

主楼前的有开阔的道路直通麻雀山,在那里可以眺望莫斯科市的全景。就是在这麻雀山上,少年赫尔岑与他的朋友奥加辽夫紧紧相拥,发誓为选定的斗争而献出生命。那是一八二七年,十二月党人在两年前的起义刺激了他们的精神觉醒,用争取自由、反抗专制,变成了他们一生的信条。

青年人的热情会消沉,却从不会泯灭。它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并且蔓延到广泛到更大的世界。在长达半个世纪里,莫斯科是半个世界青年渴望的知识圣地,社会主义不仅创造了更好的政治制度,而且在知识竞赛中也要胜出资本主义的西方。

从二十年代的王明、李立三、邓小平、蒋经国,到五十年代的江泽民、李鹏,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刻,留苏学生主宰着中国的命运。

比 起着麻雀山上令人惊叹与窒息的莫斯科大学,沃尔洪卡街十六号的那座四层的黄色小楼与中国的命运更紧密相联。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零年间,它是莫斯科中山大 学的校址,赫赫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都诞生于此,中共的八大也在此召开。我在一个寂静的午后在这楼房闲逛,墙体早已班驳,窗棂也破碎,我甚至没找到一 块标记这段历史的铭牌。以孙中山命名的这所大学,也是崭新的苏维埃政权向外扩张的手段。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名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批上了“解放”、“革命” 这样的动人外衣后,变成了新帝国。它向不同的国家派遣特使,带去莫斯科的旨意与教条,指导他们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不过,最终成功的却不是他们最好的学 生。王明的墓碑安放在新处女公墓中,与赫鲁晓夫、叶利钦、果戈理和其他历史人物同处一个空间。他的幕碑上刻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 前面摆着一束干花。他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光辉夺目的学生,二十五岁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赖以成功的不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强大的组织能力,而 是他漂亮的俄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但是,一个湖南农民比他更好的领会了列宁主义的真正遗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很少人知道王明在晚年岁月,自从一九五六年离开北京,他一直孤独的生活在莫斯科。他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曾再度发出短暂的光芒,他是批判毛泽东的不二人选。

“我 而今只剩下个有翅难飞的多病之身;但还留有腾空奋斗的战士之心。不过,我只能在好长的时间里,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在好长的岁月里,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 而且这我还只能躺在床上口讲,写和译还要全靠家人。知我者说,我确是在战斗到最后的呼吸。不知我者说,我真是个天下少见的懒人。”他在一九七三年秋天这样 写道。在不久前的一首诗里,他还自比为廉颇与武王——壮士暮年,雄心未死。他的雄心是斗垮毛泽东,回到中国。尽管这雄心中满是无奈与乡愁,一个年轻革命党 的暴力与自以为是的情绪却并未消退,甚至随着无奈感的加剧而升级。“已见叛徒永遗臭,/弥彰真理更留芳”,他在病床上写下的诗句,像是文革气氛的另一个翻 版。它也令人不禁惘然,倘若在三十年代的权力斗争中,他获胜了,中国会有更好的命运吗?《中共五十年》为理解中国共产党史提供了另一个角度。长期以来,他 只在小圈子内部流行。他的两个儿子仍住在这里,是中俄某个贸易促进组织的成员,据说他们对于自己的父亲只字不提,而只愿意谈公事,现在的公事是生意。

“不知未来会怎样记录我们这代留学生的故事“,走出新处女公墓时,小郝喃喃自语。一年前,一队中国摄制组来这里拍摄了《红梅花儿开》,一部关于五十年代留苏的中国学生的连续剧,他是摄制组的翻译。

这 一代留学生的情况,小郝把我带到了帕特赖斯·卢蒙巴友谊大学。它是中山大学的精神的延续,这一次它以一个非洲革命者命名。在它建立的一九六零年,正是“东 方压倒西风”之时。赫鲁晓夫雄心勃勃的要“埋葬资本主义”,它要在争夺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友谊大学正是为培养亚非拉的未来领导人所用。

这股自信早已成为了昨日黄花。

“赫鲁晓夫贫民窟”,小王自嘲说。他在这里六年里,学习建筑设计,他弹得一手好吉他,会一串俄国歌曲,他的梦想是回西安开一家俄国主题的酒吧。雄心勃勃已然逝去,苏联不再是世界的灯塔,中国也不再需要拯救,来这里留学更像是一种勉强之选,美国与欧洲无望。

但 这里自由风味,我们在林间喝啤酒,周围尽是黑人的兄弟,他们也早无上一代反殖民的热情,只是来此享受生活。帝国崩溃了,传统的纽带仍在继续。酒过三巡,面 对陌生人的骄傲与自我防卫退隐了。小王说起自己的尴尬,他昔日的中学同学早已在各自的城市谋得位置,有房有车,他们没机会周末在莫斯科河旁吟唱,却也有自 己的小日子可过。他还能加入中国社会激烈的竞争吗?谁会给一个说俄语、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的建筑系毕业生一个工作。中国的变化太快了,每次回去,他觉得 难跟上节奏。

不过,忧虑也有补偿。一个班上竟有一多半是女生。在人口比例上,俄国似乎从来就没从大清洗与卫国战争中恢复过来,女人要比男人多得多。严酷的极权主义,也从未渗透到性观念中。姑娘们自然、大方,开放、独立,如果你愿意,可以尽享温柔。

在 列宁格勒车站的大厅里,我再次看到了列宁像。与仍遍布莫斯科的黑铁色的全身雕像、或是用马赛克拼在墙壁上的画像不同,这是个置放在石柱上的胸像。依旧是那 个谢顶、额头宽阔、目光坚定的列宁,但当它与直直的石柱搭配在一起时,突然有了另一种味道。它就像是一条巨大的眼镜蛇,挺直腰身,盯着候车厅里来来往往的 旅客。倘若你看到大厅的另一侧悬挂在墙上的钟表,可怖的感觉会继续加深。表针是黄铜所制,形状则是大小不等的斧头。

距离十月革命已经八十三 年,苏联解体十九年,很少有人还对列宁的政治理念、镰刀、斧头、麦穗的革命标志感兴趣了。苏联的一切遗产,如今都像是旅游业的副产品,它提供某种可销售的 怀旧。在麻雀山的小摊贩上,有印着列宁的半裸像、他伸出的中指的T恤衫。红场上的列宁墓前,仍旧排着蜿蜒的长队。

“他竟然这么矮”,我还记 得看到列宁遗体时自己的第一反应。这满是荒诞,埃及的法老们要用上七千年,才让自己风干的、被麻布包裹的身体暴露在游客面前,而列宁,他从来没有安息过。 一九二四年死去后,他的身体就被浸泡在福尔马林中,他的脑组织被切去了三千片,以供科学家研究“他为何是个伟大的天才”。对列宁的膜拜是当时仍脆弱的布尔 什维克政权的政治需求,他们需要塑造一个完美的领袖,来证明他们的权力的合法性。列宁越高大,越富有激情、思想,越仁慈、越不可企及,作为列宁继承者的他 们就越名正言顺。

他所有继承人的历史地位都曾发生剧烈摇摆,托洛茨基被流放、被诅咒,斯大林被谴责、彻底否定,赫鲁晓夫意外地丢失权力,勃 列日涅夫代表着平庸与停滞,只有列宁的地位从未真正动摇过。甚至在他一手缔造的苏联帝国崩溃时,人们对他的情感反而增强了——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刻,他是 某种情感的粘合剂,提供了人们迫切需要的历史连续感。即使那些对苏维埃政权提出强烈批评的异议知识分子,都对列宁怀有特别的温情。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 夫相信,倘若不是过早离世,列宁将建立起一个截然不同的共产党政权——文化多元主义、混合经济、更宽松的民族政策。

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美化 吗?克里姆林宫那些面色阴沉的卫兵仍旧守卫着列宁的遗体,黑漆漆的墓中的惨白光线让三十秒的参观像是一次对历史深处的恐怖、而不是荣耀的探寻。人们习惯性 地把一切罪恶都推到斯大林身上,但这个政权的缔造者是列宁,它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来自列宁。对大规模恐怖的依赖、对异己声音的灭绝、党内的森严等级制度、对 个人的蔑视,权力的高度集中,它们都深深根植于列宁的政治理念中。而在这一切背后,是列宁对历史的强大信念——他相信存在着必然的历史规律,历史朝着某个 确定的方向演进,他也确信个人应该服从历史力量,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而他正是这种历史力量的化身。这历史决定论是二十世纪悲剧的主 要来源。

而我们真的摆脱了这种理念?“你为什么总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它们都已经过去了,与现在俄罗斯人没什么关系”,在圣彼得堡,一位中国年轻人说。他指着芬兰火车站中的列宁像,语气中混合着不解与不屑。

对他来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列宁主义,这些标签不过是“冷战”的产物。或许他是对的,但是每当我从那些巨大的雕像下走过,在它们的规模下感到自己的渺 小,在地下宫殿般的地铁中,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列宁的注视下穿梭,一种忧虑之情就会随之而来。我们总以为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却总发现这一个个面貌不 同的个体,总是被那种强大的历史力量、伟大人物的光辉而吸引,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临行前一夜,我还是去了 “金色玩偶”。我已经路过它很多次,有时白天、有时夜晚。涅瓦大街的喧闹从未停止过,即使是午夜,人们仍在饮酒、吃饭、走来走去,摩托车呼啸而过,震得旅 馆的窗玻璃阵阵颤抖。夏天是如此珍贵,彼得堡彻夜不眠。“金色玩偶”夹在剧院与药房之间,它是一家脱衣舞俱乐部,招贴画上的美人们翘着臀部,正是我喜欢的 那一种。

她说你来自中国呀,给你半价怎么样?

是中国的崛起为我个人增添了魅力,是中俄友谊万年长,或是她的生意太过冷清,还是更为沮丧的现实——你们中国人,什么都需要打折。

她穿得真少,一双长腿让让我心神不安。她也比那些更美丽、也更冷艳的姑娘们更亲切。她来自海参崴,帝国最遥远的东方。它冗长的俄语名字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统治者。

今夜,我该被她统治吗?我如此懊恼于刚才在书店的挥霍,两本厚且重的摄影集,耗掉了所有的卢布。老彼得堡的辉煌的、黑白、平面的往昔,怎比得上一刻的销魂。红色的帏帐后是一排小小的隔间,它们半掩着门,幽暗的光线发出了无尽的邀请。

这是我在彼得堡的最后一夜,忘记罗马式的、阴沉沉的喀山大教堂、多层奶油蛋糕式的冬宫,或是安赫玛托娃与伯林的相逢,这城市的复杂内心,我难以接近。

欲望的苏醒比想象得更慢。我的心神不宁再没转化成进一步冲动,不仅是囊中羞涩,是太多双动人的长腿了,弥漫的性感倒压抑了欲望。

我真想为她背起曼德尔施塔姆的诗篇: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一九三零年的作品,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潮时刻。三年后,他就因为一首诗而流放到海参崴,他讥讽个脸上有麻子的斯大林 的疯狂统治。他再没回到彼得堡,一九三八年,他死与帝国边缘的拘留所的医院板棚内,无人知道他的尸体葬于何处。

解放人类的新政权到来了,“他们用抢命令你放下笔,然后用笔命令你放弃张口说话,然后用嘴命令你消灭人的感情,然后用感情要求你做他们的努力。”

在涅瓦大街呼啸的摩托车声中,在这远方姑娘的笑容里,历史的卓绝残酷都消融了。

(因微信长度限制,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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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许知远:列宁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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