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极权之路

来源:通天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4-3,星期四 | 阅读:1,411
陆玉芳 雷颖 @风灵_ 译

(罗伯特•文策尔奉上的30天阅读清单,会让你成为一个博闻多识的自由主义者。这里是第18天的文章“通往极权之路”,选自《论自由与自由企业:路德维希•米塞斯纪念文集》(1956)的第6章。)

尽管俄国掌权者的终极目标显然是征服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尽管他们有着恐怖的武力,比如他们手中的导弹、原子弹和氢弹,但现今对美国自由最大的威胁却来自内部,这种威胁在于逐渐兴起和蔓延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极权主义的最后形态是这样的教义:即政府、国家必须全面控制个人。美国学院字典与韦氏字典的极权主义定义十分相似,将之定义为“属于某种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统治者既不承认、也不容忍持不同意见的党派。”

现在我要阐明,不能容忍其他政党不是极权主义的本质,而是它的后果或推论之一。极权主义的实质是权力集团必然实行全面控制。它最初的目的(比如共产主义的目的)可能仅仅是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但是“国家”(权力集团强加的称谓)若要全面控制经济,就只能完全彻底地控制进出口,控制价格、利率和工资,控制生产和消费,控制买卖,控制个人收支,控制工作,控制职业,控制工人——控制他们干些什么,得到什么以及他们的行踪——而到最后,控制他们说什么,甚至他们想什么。

如果全面控制经济最终必然意味着全面控制人们做什么,说什么,以及想什么,那么宣称极权主义废止了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移民自由、组建和保留政治上的反对党的自由,以及投票反对政府的自由等等,就仅仅是说明了极权主义的细节或指出了它的推论。废止这些自由仅仅是极权主义的最终产物。

所有的极权主义者要的都是全面控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想要废除一切。他们废除的只是他们不赞同的思想,或者他们觉得可疑的想法,或是他们从未听说的主张;并且,他们只废除他们不喜欢的,或者他们觉得没有必要的行为。他们留给个人赞同他们的完美自由,以及服务于他们目的之任何方式行动的完美自由——或者对当时他们恰好有什么目的漠不关心的完美自由。当然,他们有时也强制人们行动,例如要求人们积极谴责反政府人士(或者政府所谓的反政府人士),或对当时在位的领导人歌功颂德。如今在俄国,没有人得到斯大林所要求的长期奉承,这主要意味着,还没有哪个继任者成功获得斯大林那种不容挑战的权力。

一旦我们理解了“完全”极权主义的状况,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极权主义的程度。也许更准确的说,既然极权主义总被定义为“完全的极权主义”,所以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通往极权之路的步骤。

我们可以从我们所在之地向任何一方移动,一面朝向极权,而另一方面通往自由。我们如何确定我们现在何处?我们如何辨别我们正在向何方前行?在这一意识形态的领域内,我们的地图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指南针是什么?指引我们的地标或星座又是什么?

如同模糊和冲突的习惯用法所显示的那样,就自由的精确定义达成一致有点困难。但就奴役的精确定义达成一致却不太困难。并且,当遇到极权主义思想时,我们要将之辨认出来也不太困难。它的显著特征就是蔑视自由。也即是说,它的显著特征是对他人自由的蔑视。正如托克维尔在《1789年革命之前的法国》一书的序言中所说:

“专制者自己并不否认自由的优越性,但他们只希望独占自由,并坚持其他所有人都完全不配拥有自由。因此,这种区别不能维持自由所能接受的那种观念,自由的观念或多或少基于我们身为人类的尊严;而且可以十分精确地说,一个人有多热爱专制政府,就会在同样的程度上显示出对同胞的蔑视。”

换言之,对自由的否定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个人没有能力管理他自己的事务。

三个主要的趋势或原则标志着向极权主义方向的移动。第一条即政府权力持续增长、政府干预范围持续扩张的压力。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两条从中派生。它倾向于越来越多地管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倾向于越来越多地限制个人自由。

政府支出越来越多的趋势是种趋势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意味着个人只能将越来越少的收入花在他自己的需求之上,而政府拿走了他越来越多的个人收入,以政府认为合适的方式花销掉。极权主义的基本假设之一,简而言之(也是通往极权主义的各种手段——如社会主义、父权制政府和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不能信任公民对其金钱的支配。随着政府管制越来越广泛,个人的抉择权,个人对自身事务的控制,在各个方面都必然变得越来越狭窄。总之,自由在不断缩减。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伟大贡献之一是通过严格推理和许多例证,业已证明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最终如何会导致比任何原有情况更糟的局面,即使以干预鼓吹者最初的目标来判断也是如此。

我预计干预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这一方面将由这本论文集的其他作者进行相当充分的探讨,因此,本文中我将特别关注经济领域中的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及其伴生物。

我将这些产物称为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确实是结果;不过,反之,它们也是原因。一旦国家权力通过对某些经济干预而得到加强,这种国家权力的加强又容许和激励更进一步的干预,这又将进一步增强国家权力,如此循环不已。

关于这种相互作用,我所熟知的最为简洁有力的表达出现在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已故的古斯塔夫•卡塞尔的一次演讲中。这个演讲被印成了小册子,起了一个相当冗长的描述性标题:《从保护主义、经过计划经济、达到专制独裁》。在此,我自作主张地引用其中的一大段:

“计划经济倡导者们所要建立的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领导权,正如我们所见,必然与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政府干预相关,这种干预具有逐步累积的性质。正如日常经验表明的那样,这类政策的专断、错误和不可避免的矛盾将只会强化协调的需求,要对各种不同的措施进行更为理性的协调,因此,即强化了对统一领导的需求。基于这种原因,计划经济总是趋于发展成独裁专制。

存在某种议会形式并不能保证计划经济不会发展为独裁专制。相反,经验表明,代议制机构如果不越来越深地卷入各种竞争性利益的争斗之中,就无法履行与领导经济相关的多种职能,其后果是党派(如果不是个人的话)的道德沦丧——腐败。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存在这种发展退化的例子,其加速之快,足以令每个有责任感的公民对这种代议制的未来深感忧虑。但是除此之外,如果议会不得不事无巨细地考虑与私营经济相关的最为错综复杂的问题,而持续超负荷工作,这种体制也不可能得以持续。必须对议会的职能加以明智而审慎的限制,议会制度方能得以保存……

经济独裁远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危险。一旦建立了权威的控制,不可能将之永远局限于经济领域。如果我们放任经济自由和自立被摧毁,代表自由的权力将失去力量,以致于它们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对抗,来抵制这种逐步扩张的对宪法和普遍公共生活的破坏。而如果渐渐放弃了这种抵抗——也许甚至没有人意识到实际发生了什么——基本的价值,例如人身自由、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以及科学的独立,将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失去的将是我们世代传承的整个文明,先辈们曾披荆斩棘为之奠定基础,甚至因此牺牲了生命。”

在此卡塞尔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经济干预和政府经济计划导致专制的某些原因。然而,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问题的另一面,看看我们能否准确无误地识别某些重要的地标或星座,用来告诉我们是在远离或靠近极权主义。

我刚刚说过,标志着向极权主义方向移动三个主要趋势,而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两个是从中派生的,这种趋势是政府干预、政府支出和政府权力不断增长的压力。现在让我们考虑其他的两种趋势。

第二个标识着向极权主义方向移动的主要趋势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趋于集中。在美国这一趋势最容易辨别,因为我们表面上有一个联邦制的政府,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华盛顿以牺牲各州为代价扩张了权力。

我可以在此指出,集中和集权,只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个名称。第二个趋势是第一个趋势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央政府要控制我们越来越多的经济生活,它不会允许由各个州来实施。一体化的压力和中央集权的压力,是同一压力的两个方面。

不难看出为何如此。显然,如果政府要干预企业,则不能有48种相互冲突的不同干预。显然,如果政府要施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它不能施行48种相互冲突的不同计划。中央的计划只有依靠政府权力的集中才有可能。坚信统一规制和中央计划是仁慈的且必要的,这一信念如此深入人心,使得联邦政府享有越来越多的权力。这些权力以前由各州行使,或者任何州都从没行使过;而最高法院持续稳定地扩展宪法中关于州际贸易的条款,批准了国父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权力和联邦干预。同时,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威胁到了宪法第十修正案,几乎象是这条修正案不曾存在。

这一趋势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与劳工立法相关。最高法院与《瓦格纳法》和继承它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它基本只是在法律上修正了瓦格纳法)相关的判决,不仅稳步地扩大了联邦监管的领域,以覆盖主要是(如果不是几乎全部的话)州内的活动和劳工关系,而且规定,如果国会已选择了“先占”这一领域,则各州对这些主要是内部事务的活动和关系无权管辖。

第三个标志着向极权主义方向移动的趋势是,总统手中的权力益发集中,损害了另两个同等地位的政府分支,国会和法院。在美国,现在这种趋势非常明显。听从我们的亲极权主义者的话,国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在所有的事务中服从总统“领导”;成为一群唯唯诺诺的人;仅充当一个橡皮图章。

近年来,寡头统治的危害已被大为强调和夸张——我们已看到了这么多骇人听闻的例子,从希特勒和斯大林到许多他们的“袖珍版本”,如摩萨台和庇隆——以致于对美国人而言,就这种危险的任何警示似乎已不必要。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如同已被“本土墨索里尼”们所危害的那些国家中的公民一样,可能显得无法识别这种罪恶,直到它不可控制。专制统治的发展永远伴随着对立法机构不断增长的蔑视,以及对他们失去耐心,忍受不了他们为“领袖”计划立法时的“拖沓迟缓”,或者实际上的“妨害战术”或“有害的修订”。然而近年来,嘲笑国会几乎已成为美国全民性的娱乐活动。并且,大多数媒体乐此不疲地斥责国会“无所作为”——也就是说,没有在现有堆积如山的立法之上,再堆砌更多的立法——或者未能为“总统的计划”全面立法。

在当今整个世界,国会和其他立法机构在公众眼中往往声名不佳,如果我们要问这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将再次发现,答案就在于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当代信仰,即持续扩张的政府干预是仁慈的且必要的。就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来弥补某些所谓罪恶的问题上,国会和计划者彼此之间永远不能完全达成一致。他们不能达成一个清晰明确的普遍性法律,能够放心地交由法院适用于具体案件。他们唯一能同意的是“反正该做点什么”。换句话说,他们唯一同意的是,政府必须干预,以及他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经济活动的特殊领域必须得到“控制”。所以他们制定某个法律,设立一些模糊但高调的目标,并创设某个机构或委员会。这个机构或委员会的职责是以它们的全知全能和自由裁量来实现这些目标。国家劳动关系法(瓦格纳-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建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委员会由此而发展成为集检察、司法和立法于一体的机构,并开始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宣布一系列的决定,其中很多都出乎创建此机构的立法会成员的意料。

从那以后,国会在特定领域的行为大多被人讨厌。它所设置的那些行政机构厌恶它对其行为的“滋扰”和“干涉”。这些行政机构大部分致力于赞美“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惜以牺牲法治原则为代价——也就是说,牺牲由法院适用任何明确的规则。此后国会任何旨在减少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任意性、以及反复无常的努力均被斥为“危害”行政机构,并干扰了行政中心极为看重的行动“灵活性”。

除了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的增长,国会或法院控制的权力越来越少之外,对宪法所授予的总统权力也在不断地进行扩张解释。不论国内国外皆是如此。

这在外交关系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与一再假设总统是全能冠军相反,宪法并没有明确赋予总统有领导外交关系的权力。具体而言,他只有“接受大使和其他使节”的正式权力。也许这暗示了实施超越日常外交事务的权力,因为这很难由国会来开展。国父们授予了国会单独的宣战权。他们还特别规定,若没有参议院的“建议和批准”,总统不能缔结任何条约。但实际上,,甚至从乔治•华盛顿开始,总统在缔结条约时,通常都忽略了寻求参议院建议的指示。而近年来,他们甚至一再规避必须得到参议院批准的要求。他们以三种越宪的手段做到了这点。

其中之一是设计和签署一个复杂的多边条约,然后要求参议院必须批准,不得建议任何修订,因为引入修正案的任何企图都将使整个条约无效。

第二个手段正越来越多地付诸实践,就是设计一个建立某个国际机构的条约,由此授权这一机构以自由裁量权采取行动或制定它自己的规则。这种手段适用于有无数附属机构的联合国,适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一旦参议院批准了这样的安排,对所批准设置的这一机构作出的决定,它将失去所有真正的话语权,但是总统仍然可以通过对这一机构的行政性任命而掌握部分的控制权。

当然,第三个越宪的手段,就是采取“行政协议”来取代“条约”,声称这种协议和已有的条约一样可约束国会和国家,从而规避宪法中“参议院批准”的要求。参议院试图通过一个修正案澄清此事,以确保宪法优于条约的至上地位,并通过缔约机制来防范有漏洞的宪法修正案(而仅仅因为一票之差,未获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当此之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及他的顾问们奋起反对。在这场争论中,亲总统的媒体在新闻专栏中不断指出,提议的这个修正案是为了遏制“总统缔结条约的权力”。他们反复使用这种说法,而全然不顾事实: 宪法中总统没有缔结条约的排他性权力。任何情况下,若未寻求参议院的建议和批准,若无当前三分之二参议员的赞同,总统就没有任何缔约的权力。宣称总统有权与外国缔结对本国有约束力的“行政协定”,而参议院对此无权控制,这毫无道理。

在国内领域,总统权力主要是通过联邦机构的稳定增加而得以增长。其中许多些机构,通过其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的权力,以及广泛的自由裁量范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脱离国会控制的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的结合体。

最近四十年来美国参加的主要战争也导致了所谓的总统战争权力的极大增长。当前在宪法中并没有专门提及“战争权”,或对之进行任何列举。战争权力的增长主要源于(总统有战争权)不容置疑的假设所创制的先例,或是以前的总统们所篡夺的这种权力。因此它们自然不断积累。

最终,只凭总统巨大权力的惯性,就已导致主张更多的权力。其中一个突出例证是1952年,杜鲁门总统夺取全国的钢铁厂的行动,用以迫使这些钢铁公司接受他所任命的工资稳定委员会作出的薪酬决定。政府的辩护律师坦然认为,并且杜鲁门先生自己也声称,基于宪法所赋予总统的“保留权力”或“固有权力”,他有权这样做。

这又是一个宪法本身从未涉及的权力主张。而虽然最终最高法院否决了这种主张,但仅仅是以六票对三票否决。少数派法官认为,在这些所谓的固有或保留权力之下,总统可以攫取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倘若这成为了多数人的共识,全国任何地方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免于被充公。总统的权力将不受约束,差不多无远弗届。

几乎不需要指出,总统权力主张的持续扩张几乎必然伴随着国会权力和特权的持续减少。现在我们发现,甚至对国会调查行政部门的权力也有越来越多的不满。调查权无疑是最起码的权力,没有这种权力,国会无法明智地履行它的其他功能。但是最近几年,国会的调查权不断遭到抨击,要么指责它阻止行政机构完成任何工作,要么指责它破坏联邦官员们的士气,并且几乎总是不公正。讽刺的是,虽然近40年来国会监督总统的权力持续缩减,但现今媒体对它的控诉尤甚以往,控诉它“篡夺”了总统的职责、权力或特权。

过去十年的显著发展之一,其实是总统频繁地用左一个右一个的借口,禁止行政机构的人员就特定的行政行为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联邦政府的行为越来越趋于成为“最高机密”,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国会被认为是在打探一些和他们不相干的事。贸然为总统辩护的人时常近乎宣称我们所谓的行政无责的原则——也即是,总统无须考虑民选代表对他履职行为之看法的原则。

有人会认为,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摩萨台、庇隆等等可怕的例子,将会遏制我们美国人自己倡导越来越多的行政权力。但为什么并非如此?毫无疑问,部分是因为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的这种习惯,即对自己的国家另眼相看,好像国外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与国内的现状都毫无关联。这是个古老的幻觉:“这儿绝不会出这种事”。

人们为何认为国外的独裁趋势与自家国内的趋势无关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惯于使用不同词汇来描述相似的发展趋势,其用法取决于这种趋势发生于国外还是国内。我们或许会称外国的趋势为“走向独裁的趋势”,但是却支持国内相似的趋势,理由是我们需要一个“强大”行政机构。

这有些道理,可能有这种危险,如果行政机构太弱小、无法维持法律、秩序、以及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那么,行政机构的缺陷自身就会滋生爆发革命、随后陷入独裁的威胁。但这只是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今日的美国并不存在这种迹象。在写作本文之时,西方世界中离我们最近的、“弱小”的行政机构的突出例子是法国。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检验这个例子时,我们发现,法国政府系统的真正缺陷不是总理在职时缺少有效的法定权力,而是总理没有任期保障。法国议会能够在任何时候不负责任地投票赶走总理。总理没有相应的权力,不能解散议会,迫使法国国会负责地履行他们的罢免权。因为没有任期保障,总理常常无法正常工作。然而法国不是授予总理解散议会的明确权力,如英国首相那样,而是试图用错误的方法,通过经常授予在任总理“行政立法权”来解决问题,而这本不是总理该有的权力。换句话说,法国不是强迫议会负责任地履行其赞成或反对的权力,而是定期地将立法机构才能正当行使的权力授予总理。

不管对法国现状的分析是否被认为正确,明摆着的是,除了法国之外,现今没有哪个主要国家因行政机构太弱小而受害。大多数所谓的“自由”国家,包括我国,已经因行政机构手中非常过分的权力而深受其害,并且这种伤害首先来自于已获得非常过分的权力之政府。

在一个限制其正当范围的联邦政府之中,总统可能在某些方面被恰当地授予比目前更多的权力,而在另一些方面的权力则可能更少。但是,任何对“更强大”的行政机构的呼吁,只有在其标准保持含糊不清时才似乎是行得通的。如果我们必须谈论广泛的一般性条款,那么我们就有权说,在这种一般性的条款下,总统权力和责任的增长已远远超出任何一个人能够和应当行使的程度。

现在我们来概括一下前述标志着向极权主义方向移动的三个主要趋势。它们是:(1)政府试图越来越多地干预和控制经济生活的趋势;(2)损害地方政府,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趋势;以及(3)损害立法和司法机构,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行政机构手中的趋势。

除此之外,我还想加上第四个趋势——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压力。

加上这一趋势无疑会让许多自诩的自由主义者和善意的理想主义者大为震惊,它们认为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是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最高成就。但是,小小的检验一下,将会告诉我们:目前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压力代表着错误的国际主义和自由的倒退。而相反,世界范围内主张中央集权政府的压力与一国范围内的这种压力是同一回事。它致力于在全世界尚远未做好感情和思想上的准备,以接受一个世界政府之前,就建立世界政府的强制性机制。这种机制的狂热分子毫无耐心去研究建立世界政府所必要的准备措施(甚至假设世界政府将全世界所有的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几个人手中,才是最终的理想)。拥有强制力的中央集权世界政府的热衷者们意识不到,如果国际利益和明智远见有赖于各国的政治家们,那么实际上无须建立一个这样的世界政府就能实现其所有合理目标。并且,在各国内部未实现这点以前,创制一个强制性的世界政府要么徒劳无益,要么后果可怖。

建立世界政府的这种压力,实际上代表的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而是政府间主义、政权间主义。它将导致普遍性强求一致的高压。当今时代的趋势看来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受到政府机构限制。这种趋势产生了国际价格控制的压力;创建国际大宗商品“缓冲库存”的压力;创建国际补贴和救济机构的压力;在“欠发达”国家建立家长制政府性工业企业的压力,而不考虑它们的适应性、效率和需求;而最后,就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机构为代表的国际性通货膨胀政策不断增长的压力。

整个这一趋势是对个人的国际性自由的嘲弄歪曲,而个人自由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基础。因为真正的国际主义不包括强迫某个国家的纳税人或公民或地球上某部分居民资助、或帮助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或地球上的其他居民,甚或强迫与他们做“生意”。相反,真正的国际主义在于允许任何国家的公民个人或公司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个人或公司做买卖或发展贸易。简而言之,真正的国际主义在于贸易的自由。亚当•斯密曾在十八世纪十分雄辩的倡导这一自由,而在十九世纪几乎实现。但这种贸易的自由现已惨遭破坏(尽管有一大堆国际机构和多边条约)。

总之,如今我们正在丧失自由。这是因为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或者用以前的表述,因为思想混乱。当代思想上的混乱没有比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对所谓四大自由的宣示更为典型的了。乔治•桑塔亚纳在他的《统治与权力》一书中的一个脚注中指出:

“罗斯福总统以人类名义要求的“四大自由”(freedom),有两个是消极的,是免于什么的自由(freedoms from),而非达成什么的自由(freedomsto)。如果他选择的是“自由”(liberty)这个词,他会发现他是偶然碰对了这种看来可欲的消极形式表达,因为短语“免于”(freedom from)是约定俗成的用法,但却不可能有“从中自由”(liberty from)的说法。因此“自由”(liberty)似乎意味着最基本最重要的自由,即个人和国家行使其固有的权力和价值的自由。但是免于匮乏的自由或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 or from fear),只是真正的自由(liberty)稳定行使之后的状况。另一方面,这超出了对于自由(liberty)的要求;因为它要求英明审慎的机构的保证和保护,这意味着家长制政府的统治,同时伴随着法律保障的人造特权。这是避免自由生活中的危险的自由。它向我们表明,自由(liberty)让出了其领地,用以交换首要的安全保障。”

总而言之,当今世界已误入歧途,因为它追求的是免除自由(liberty)的风险和危险的自由(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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