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历史之劫数与变数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2-5,星期六 | 阅读:4,697
来源:北斗 / 作者:周言(徐州师范大学)

晚近历史之劫数与变数

文/ 周言(徐州师范大学)

一部漫长的晚近历史,虽然复杂多变,充满玄机,但其中的脉络,却是有迹可循。过往的史家在对于晚近历史的叙述时,总是习惯性地将自我的观点,抑或是政治的因素参杂其中,使得后人对于历史本身的印象,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文学界所言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放在历史中同样如此。胡适据此,将历史比作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人随意的装扮。

中国历史由晚清时代,划过民国时代,走到今天,始终徘徊在革命的改良之间。九十年代有人高呼过告别革命的口号,虽然带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也的确说出了晚近历史为革命所苦的过往。革命在晚近历史之初,是与造反同义的,而孙中山本人也自称洪秀全第二,造反谱系上的一脉相承,可谓自我加封。在孙中山因流亡日本看到日本报纸将其称作“革命党领袖”时,才自我标榜革命党。革命与造反,实际上并无确切的界限,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民造反的历史,孙文的革命与农民造反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外层有了主义的包装,不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孙中山的这一层含义,蒋介石没有读懂,因此他终身对于三民主义,只是表面的服膺,或曰道统的需要。身为局外人的毛泽东,却承接了孙中山的衣钵,将主义的包装发挥到了极致。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的白话文功夫,较诸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时代的群星,毫不逊色。其运用独具特色的“毛氏话语”,将一整套的造反理论,说得人民群众心服口服,高声合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地位,由此一锤定音。当然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忘记孙中山的示范性作用,他在革命即将获胜之时,称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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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孙中山至毛泽东,晚近历史的革命传承由此衔接,深刻地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虽然革命不是原罪,但革命到最后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惨绝人寰,也的确说不过去。文革之所以发生,并非一时一地一朝代的变迁,它的深处,潜伏着晚近历史在初始时期便已隐含的秘密的争斗,带着历史本身丰富的信息。

中国晚近历史在诸多史家的眼中,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这样的定论,依然缺乏让人信服的理由。这样的历史认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摆脱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一思维模式的指引下所作出的带有必然性的论断,并不具有多大的说服力。我认为近现代史上种种灾难的根源,在清朝进行的历史轨道中,便已经埋下了伏笔。

十九世纪末乾隆退位,嘉庆登基,乾隆驾崩之后和珅被嘉庆法办,清查出其家中的财富不可计数。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带有标注性意味的事件。自古以来查办贪官并不鲜见,唯独和珅被法办,具有如此意味深长的含义,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宣告,这个曾经睥睨世界的老大帝国,在内部出现了不可弥合的危机。此时西学东渐的脚步悄然兴起,只是这样的过往不曾被人注意,若干年后的史家翻开这一段历史,恍然大悟。原来一个社会的觉醒之起始,并不是由鸦片战争所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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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鸦片战争固有的历史性含义却不可忽视。它是近现代史上中国一系列外交挫折的开端,它以极为暴力极为迅猛的方式,将老大帝国数千年以来养成的自尊心打得粉碎。史书记载,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上朝之时嚎啕大哭,久久不能言语。一国之君尚且不能自持,如此失态,其治下的国家对于这一场灾难的反应,可想而知。

然而中国的历史上有句古话,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痛。《南京条约》签完不久,皇帝大臣立即以为从此以后高枕无忧,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运动这数十年间的停滞,至今让人扼腕叹息。斯时的西方,已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的轰鸣声中飞速发展,而中国的士绅,却躺在牙床上,慢悠悠的抽着鸦片烟,烟雾越过窗帘,飘到磨坊,磨坊里的老驴绕着石磨缓慢的前行,咿咿呀呀,仿佛时间从不存在。

在这样沉沦的历史中,太平天国崛起。虽然太平天国本身,带有难以规避的造反色彩,并且其留下的诸多恶劣事迹,至今为史家所诟病。但是太平天国的兴起,直接激发了曾国藩李鸿章一代洋务精英的出场,在太平天国被成功勘定之后,洋务精英一点一滴学习西方,兴学、开厂、办报,逐渐将中国由传统专制家天下改造成为初具现代文明特征的国家。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洋务一代的出现,真是中国晚近历史不幸中的大幸。

然而历史性的争执也在此埋下。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对立,正是百年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太平天国以承袭的方式,重演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只是在农民造反的背景之后,站立着的不仅仅有陈胜、吴广、黄巢、朱元璋、陈友谅,还有一个自西方而来的耶稣。洪秀全以基督教义为模型,炮制出了一整套的乌托邦理论,其空想、其缺乏逻辑与常识,较诸乞丐幻想造导弹,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居然有如此多的民众,对洪天王诚惶诚恐,对于洪秀全炮制的教义教规,深信不疑。数千前的黄巾军,便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得到了民众的服膺。文革时代的红宝书,欢呼伟大领袖的颂辞,由此也获得了意味深长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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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于洪秀全的势如水火,既有庙堂之上的忠臣良将之于江湖草莽的不共戴天这一心理袭承,更显示出了对于太平天国破坏礼义伦常的不以为然。在出师之前,曾国藩以《讨粤匪檄》一文,宣扬了镇压太平天国的真实意图:“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实为开天辟地名教之奇变也!”言语中虽然带有文化卫道士的嫌疑,但却从另一方面提示了太平天国毫无头脑意味可言的历史性暴虐。

继太平天国之后崛起的义和团,及至孙文带领同志造反,可谓一脉相承。孙中山虽然不是安邦治国的能手,却是造反起义的行家,而且他颇有自知之明的称自己是“洪秀全第二”,对于洪秀全的认同,可谓心服口服,更何况同是两广地带生人,可谓同根同宗。当年的太平天国,不过是自广西打到南京,影响了东南方的半个中国,孙中山却以一次次的暴动,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最终爆发,居然在一夜之间,使清王朝有名无实。而历史的喜剧之处在于,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晚,正在国外的餐馆洗盘子,回国担任临时大总统,更是仓促就职。或许历史要戏弄一下孙中山的这种茫茫然,就在大总统的位置上没坐热,便让袁世凯取而代之。

袁世凯虽然在众多史家的笔下呈现出灰色的形象,但实际的历史功绩,却要胜过孙中山。且不说他在众多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当天下兴亡,仅就强迫清帝退位一事而言,便足以彪炳千古。当一部从来以成王败寇为准则、以杀人流血白骨皑皑人头乱滚为江山易手之代价的历史,忽然冒出了一个袁世凯,不费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以现代政治游戏规则中才会出现的谈判方式,一举让帝制成为历史。这样前无古人的创举,让人心服口服。相比之下,孙文动辄以暗杀为能事,以暴动为当然,充斥着江湖草莽的毫无头脑,而其在治国安邦的能力上与袁世凯的差距,又何止万里。

从历史的脉络上来看,袁世凯所承接的,乃是曾国藩李鸿章的安邦传统。这一类人的经国之才,正是国家得以续命的重要因素。而孙文所承接的,乃是由太平天国所衍生的,经由义和团转手的暴力传统。这一传统以破坏为标准,以暴力为手段,上演了晚近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动荡。这样的动荡与国际形势下的苏俄革命一拍即合,演变成为北伐的浩浩荡荡。

孙文以苏俄舶来的十月革命,嫁接到中国的身上,成就了历史脱离原有发展轨道的场景。按照历史原来的发展脉络,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以艰难的探索,开启中国由专制走向共和的大门。在此之中,宋教仁致力于议会政治的努力,乃至之后陈炯明所倡导的联省自治,都是行而有效的方法。宋教仁以一己之力,独撑议会政治的大梁,中国由独裁走向民主,成败在此一举。这样的制度抉择,经由西方数百年的实践,早已被证明了最具活力最具现代化文明特征的制度。宋教仁的可贵之处在于,抛弃了曾经与之暴动的革命同志,转而寻求和平的、渐进的、非暴力的改革方式。而陈炯明所倡导的联省自治,是对于宋教仁遗愿的补充。在中央政府政权并不具有威信的时代,由联省自治过渡到联邦共和,然后决定何去何从,可谓用心良苦。人民可以为历史本身的改变之缓慢感到焦虑,但必须清楚的是,历史本身的改变,是需要耐心的。

可是斯时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却缺乏政治人物所应具备的这种常识性的耐心。在宋教仁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南下的火车边上,孙文仿佛蓄谋已久,立即找到了由头,向袁世凯发出挑战。稍有常理的人都该知道,袁世凯所惧怕的,应该是孙文那种无视现代政治游戏规则、动辄以武力取代谈判的竞争对手,宋教仁这样一向按常理出牌、循规蹈矩的政治人物,袁世凯丝毫不应担心。可是孙中山用心太深,反应也激动得太过让人怀疑其动机,立即以革命的名义,号召一干人等兴师讨袁。虎踞南方、早已对袁世凯心存不满的军阀老贼,立即蜂拥而上,将袁世凯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若干年后的陈炯明,也遭遇了同样的悲剧,在与孙中山有关于大一统还是联省自治的争执中,与孙中山分道扬镳。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既是对于大一统的轻蔑,也是对于孙中山的最后规劝——阁下好自为之。

历史走到这一步,最该高兴的是远在西伯利亚的苏俄布尔什维克。立即与孙中山密约,共商统一大计。苏俄提醒孙中山建军校,孙中山立即建起了黄埔,并把自己的随从蒋介石调去当了军校的校长,孙中山同时还接受苏俄的建议,与共产党合作,共同致力于所谓“民族之独立”。要知道致力于民族独立,既靠外国的军火,又靠外国的支援,还谈什么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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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令人不安之处在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衍生物,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与其说是致力于革命的党派,不如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回应。其党内最初的建立者,几乎全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青年。张国焘当年是学生领袖,毛泽东当年在北大聆听教诲,一代人杰,几乎都是五四的产儿,而这个党的头号人物,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陈独秀。由文化领袖转身成为政党领袖,事实上并不奇怪,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自由解放,正是中国共产党纲领中的核心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北伐而夭折,改良的道路堵死,革命之风兴起,并不意味着革命从出身便是祸害。革命并非原罪,革命到最后难以为革命,并非革命自身的问题,而是革命中人的问题。

所幸孙中山死在了北伐之前,如果活到了北伐之后,历史将是怎么的场景,难以预料。孙中山应该庆幸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从而名节得以保全,否则以其弟子蒋介石的造孽,十个孙中山的清名也难以洗刷。北伐的轰轰烈烈,既是对于孙文的告慰,也是中国前途不妙的历史预告。当年的王国维忧心忡忡,北伐军兵临城下之际,毅然决然的在昆明湖自沉,遗书中自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对于北伐的不敢苟同,清晰可辨。而在十年之前,王国维在十月革命兴起时,早已在致友人的信中预言: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王国维当年的预言,若干年后果然在毛泽东的手中得到了印证。一个“恐”字,极为鲜明地道出了王国维对于历史灾难的先知意识。大跃进、大饥荒、反右、文革,一脉相承,共产主义让人吃不饱饭,社会主义让人民一穷二白,不要说毛泽东对此心怀内疚,在七千人大会上一反常态,放弃了往日的心高气傲,公开检讨。即便是一向温文尔雅的刘少奇,在大饥荒之时也对毛泽东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历史的诡异,就在这样的错乱中得以延伸。北伐之后的中国,经由蒋介石的清党,从此二十年永无永日,内忧外患,国共两党的长久对峙,抗日八年的旷日持久,都让这一段历史变得风雨飘摇。书写历史的人,在面对这一段历史时,百般为难,难以下笔,若干年后才小心翼翼,写下极为稀少的篇章。要说这段历史无物可写,并不确切。然而要真实地还原历史,却需要极为深厚的功夫。当年的史家陈寅恪,在国共两党的竞相拉拢中,悄然离去,晚年豹隐岭南,成为了晚近中国历史上知识人的血泪悲歌。曾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一系列史学巨著的陈寅恪,对于斯时的历史,闭口不谈,其深意,其苦衷,不语自明。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胡适,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大变局之中,既不愿留在北平,就任中共许诺的北大校长,也不接受蒋介石的拉拢,追随其去台湾,而是到了美国当了图书馆长,做起了寓公,以作《水经注》考证,了却余生。一辈子在文化与政治中徘徊的胡适,最终选择了皈依文化,没有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中颓然倒下,历史的书写,应该记下胡适的一笔。

而胡适身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成为人们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难以避开的话题。五四时代的深刻含义在于,它承继了洋务运动一代栋梁之于改造国家的安邦传统,又以极具活力的思想资源,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模式。有心的人不难发现,袁世凯及其统治下的北洋政府,恰恰是五四时代崛起的政治背景。一朝一代之兴亡,评价之高低,并不能因文化而抬高政治,但因政治而贬低文化,却是毫无道理,五四新文化的兴盛,与北洋政府下的政治变革,相辅相承。其后的中国,出过无数革命家,然而像袁世凯陈炯明这样的改革家,胡适这样的思想家,再也没有出现过。

晚近历史中的诸多问题,便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劫数与变数中前行。如同袁世凯之于李鸿章的承继,孙中山之于洪秀全的承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样的人才谱系,全都有迹可循。读懂了这一层含义,就会知道为什么在文革之后,会突然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后继地选择改革开放,毅然决然,毫不犹豫。而毛泽东所倡导的“造反有理”,在晚近历史之中,也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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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帅,徐州师范大学在读,《北辰》第三任主编

【作者自述】

周帅,笔名周言,祖籍绍兴,八九冬末生于淮安,幼年客居苏州,长于南京、绩溪,现居无锡。著有文集《午夜流年》、《晚近中国的起落》(三卷)等。另撰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界的分野》、《1917-1925:赤白仇友之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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