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朝鲜的生意

来源:思想库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4-8,星期二 | 阅读:1,205

原文选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North Korea: Witness To Transformation项目,发表时间为2014年1月23日。作者Marcus Noland是PIIE朝鲜问题学者。

本文已经获得PIIE授权,禁止商业使用转载。

图们口岸,一名游客正在向朝鲜方向眺望(刘志明摄,资料图片)

我一个在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学生约翰·兰登写了一篇有趣的学期论文,里面有四个案例研究。这些研究是基于对在朝鲜的中国企业的访谈得来的。这些案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们揭示出,制裁、专业的“调停”机构以及政治风险在跨境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水泥

第一个案例涉及一个中国的水泥生产商。该生产商投资了一个朝鲜的水泥厂,并受朝鲜军方控制。该企业是通过另外一家中国企业而被介绍给了它的朝鲜合作伙伴。其他中国企业在做介绍上的特点,与史蒂芬·哈格德和我所得出的一个结论相一致的,这一结论由史蒂芬·哈格德和我在一项对在朝经营中国企业的正式调查中得出的。该企业预计朝鲜对于水泥的需求有显著的增长,尤其是军事的需求,因此,预期其投资将会得到30%的回报率。

该投资是通过中国的影子银行进行融资的,(这样做)部分是为了避免中国政府的审查。该企业承认,他们必须通过自身来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是朝鲜方面的军事介入。

中国的水泥生产商对于朝鲜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监管设施是持负面评价的。他们的朝鲜伙伴不断试图改变合同条款,并且依赖于行贿作为常规手段。最终,当项目明显变得不可能被完成时,双方便会陷入对于解约条款和项目崩溃的争执之中。

二、铁矿

中国的企业刚开始时是朝鲜的铁矿石进口商。之后,与国家安全部相关的国家附属贸易公司成为了朝鲜的贸易伙伴,并对其进行直接投资。根据中国的企业估算,这项投资是高利润的。中国人会抱怨朝鲜的物质基础设施和专制,以及与贿赂相关的监管的反复无常存在着不足。这种专制的模式在监管上任意变化,就给予了诈骗的机会。这一结论不仅与史蒂芬·哈格德和我在一项对在朝经营的中国企业的调查中所得的结论相符,而且与对****难民进行的相关调查的结论也是相符的。

同时,该企业对于所它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将中国政府卷入进来。相反,它是向在朝鲜经营的其他中国企业进行咨询以寻求建议。这一结果也与史蒂芬·哈格德和我的研究结论一致。中国人将他们相对积极的结果归因于经验,而这个经验是来自他们作为投资商之前的进口商角色。

该企业将与朝鲜政府政策相关的政治风险视为他们最大的麻烦。他们偶尔会卷入这样那样的贸易中断之中。但是,在商品交易的范围内,情况最终还是会转向正常。

三、压力容器

这是案例研究涉及的另一个中国国有企业资本货物生产商,该生产商向一个军事附属的朝鲜国有企业出口压力容器。这两个国有企业曾经经过了某中国中介机构的介绍。

鉴于这两个交易方都是国有企业,这个企业报告说,他们都被要求向中国和朝鲜当局提交技术报告,但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受到更多的监督——除了中国的工程师在当地作业时会受到朝鲜严格的监视。

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像其他企业一样抱怨朝鲜的商业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贿赂是通过一个专业的中介“调停”机构代理完成的。

后来,贸易关系终止导致的是中国转而禁止对朝鲜出口军民两用的技术。政府会告知这类企业,他们必须停止对朝鲜企业出售压力容器,并且这些国有企业遵守了这一要求。

四、水电站发电机

最后一个案例研究涉及的是四川一个生产水电站发电机的国有企业。自1985年以来,国有企业与各种各样的朝鲜企业做生意,当然,这些朝鲜企业中大多也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通过一个中介机构被介绍给朝鲜的对应交易方。这个中介机构掌握着一系列的业务功能,包括合同谈判和获得国际收支。

然而,这些中国国有企业在朝鲜的运营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基础设施不足、需要进行贿赂、“偏袒”于朝鲜的对手、缺乏个人自由,包括他们的工程师被束缚在工地和他们的临时住所,同时这两地之间的运输又是被被限制在一辆卡车里的,而且在车里他们看不到外面。保安人员无处不在,中国人被限制只能与朝鲜的对应交易方互动,他们甚至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窃听装置。

朝鲜要求以人民币的形式支付当地工人工资。中方估计,大部分的工资支付最终要么去了朝鲜政府手中,要么进了朝鲜官员的口袋中。这种以硬通货形式进行的间接支付,几乎到达不了工人手中。这一结果与一项对于韩国就业实践的调查结论相一致。在2009年11月进行的货币改革中,用于地方性支出的人民币转换成朝鲜圆的价值被消除了。

企业很少报告中国政府的监督和支持。然而,在最近的朝鲜核试验中,中国政府通知国有企业终止其在朝鲜的业务,并且上报来自朝鲜或朝鲜裔中国人的任何商业询价。

总之,这些案例研究指向了一系列的结果,有些是正面的,有些则不是。关于物质条件和监管设施以及贿赂手段的抱怨早已有之。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一环境的内生反应,即调停公司兴起来,他们通过促进跨境业务而获得收益。尽管贸易数字(主要基于商品贸易)正在上升,但中国对联合国制裁的执行还是会在某些领域产生影响。

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张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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