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虚伪的一面

来源:彭博商业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5-8,星期四 | 阅读:1,178

  • 假如地域和族群冲突激化,“文明”总能被拿出来当作武器
  • 危机促使人们四处寻找传统的智慧,寻找生活别样的可能

中国内地夫妇在香港大街上给小孩把尿,几个香港青年拍照被阻拦,由此引发的冲突,把近年来内地与香港的矛盾燃至疯狂。人们追究很多细节:到底是大便还是小便?用纸尿布兜了没兜?女孩一朝变为男儿身、那私处还能露吗?这些看似荒谬的追问,背后隐藏了一个问题:假如小孩当街便溺是不“文明”的,那么,“文明”是什么?

这让我想到在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期间,我和一位朋友的对话。这位朋友是纪录片导演,正在和一些同行共同拍摄这次学运。那天下午,正赶上50万黑衣人上街反对服贸,黄昏时人潮渐渐散开,我们在一间咖啡馆聊天。我们讨论台湾、讨论学运,我问她:“为什么‘礼貌’这件事这么重要?”

我指的是,3月23日晚学生攻占“行政院”之后,在电视政论节目上,名嘴唐湘龙批评学生“粗鲁”、“不礼貌”,学生代表立刻辩解:“我们没有粗鲁不礼貌……哦也许一开始有,但是我们很快就恢复了秩序……”

令我惊讶的是,攻占“行政院”这么激烈的行为,即使在学运内部,此举也被称为“鹰派”,在内涵上是非常不“礼貌”的,但论辩双方都纠结于“礼貌”之名,到底意义何在?联想到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见闻,我不禁怀疑:“礼貌”是否超越了“友善”,变成一种规训?台湾人的“笑”是一种掩藏真实想法的“假笑”吗?前一天傍晚,我看到几个支持服贸的大婶想进入静坐现场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场的纠察队一直微笑鞠躬,同时伸手阻拦,把大婶送出了现场。这种“礼貌”,不是很可怕吗?

朋友若有所思,她说:“‘野百合学运’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礼貌,大家都是推推搡搡的。”“野百合学运”是1990年3月的学生运动,朋友也属于“野百合”一代。她说:“(太阳花)这一代和我们真的很不一样,他们……好有礼貌哦。”

也在“太阳花学运”时期,在台湾生活过多年的梁文道发表文章,说他小时候见到的台湾人非常粗野、暴力,“周末回家的路上必然堵车,一到十字路口,四个口的车堵死在那里,谁都不让谁,然后就有人下车吵架,吵着吵着就打起来。很多人嚼槟榔,满街乱吐,地上肮脏得不行。”

由此可见,所谓“礼貌”“文明”的台湾人,并不是如很多大陆人所以为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福音所致,而是这二三十年发生的变化。梁文道认为,这是因为整个公民社会发达了,社会成员开始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主人。

台湾学者何春蕤这些年研究台湾公民社会和情感治理,她对此有更复杂的分析。回顾历史,1960—19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四小龙”之一,台湾人有钱了,自信心大涨;1987年解除“戒严”,社会力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被释放出来。在这个历史发展中,何春蕤认为有两个因素具体塑造着台湾公民的情感特质,第一是服务业的高度发达。1988年,台湾服务业的产值首度超过国民生产毛额的50%,服务业的发展既强化了互动中的礼貌,也促进了消费者的自持独立。第二,在全球化过程中,台湾人体会到自身经济实力的优越。1979年台湾开放出国观光,次年开放大陆探亲,20世纪90年代引入东南亚和大陆新娘——第三世界移民更印证了台湾的优势,让台湾人深信自己已经脱出第三世界,跻身先进国家的行列。

何春蕤认为,这些因素塑造出“尊贵的世界公民”这一自满自豪的形象,这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使个人独立自律,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对待,但是它的黑暗面在于:公民对自身有强烈的期许,随时自动自发的自我监控和自我规训,以便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符合“世界”水平的文明高度。而与此同时,台湾持续经历着在国际世界的失落、身份的迷惘,在内部,持续受到高涨的本土认同所鼓舞,期待被尊重、被肯定,对自我边界的维护也转为严峻。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对“文明”化程度要求极高,养成了极其“礼貌”的一代,而在那之下,是极度的郁闷、紧绷的情绪,和无法沟通的歧见。

借用何春蕤的分析,把“文明”放在“现代性”的脉络中思考,“文明”就不只是台湾的社会和情感现实,也是第三世界国家遭遇“现代性”的整体命运——必须尽快加入西方世界为标准的“现代文明”,以建立自身的优越感,俾倪他人。电梯靠右站立、地铁里不能吃东西、上街不要穿睡衣、吃饭不能出声音……都在日常生活的细节搬运着“文明”的定义。

在这个过程中,假如地域和族群冲突激化,“文明”总能被拿出来当作武器。今天是内地游客在香港被攻击,明天将会是在台湾,但是不用奇怪,我们早就抛弃了农村人、少数民族,上海人、北京人也正在以“不文明”、“没素质”为名,排斥着外地人。

就在这次香港纸尿布事件爆发之后,有人评论说,这是因为现在自由行的人来自三、四线城市,是“真正的内地人”,言下之意:我们这些一线城市、沿海人已经“文明”了,有资格、甚至已经不屑去香港了。

这些话暴露了暴发户的嘴脸,也无比分明地表示,所谓“文明程度”是在掩盖阶层和地域歧视。同时,和拍照的香港青年一样,他们迅速转变为“文明”的纠察队,追逐着以城市、消费、资本为中心的价值,遗忘历史,更不愿思考文明有别的可能性——这里的文明,可不只是礼貌和守秩序那么简单。而那对内地夫妇和小孩,就是整个中国在转变过程中尴尬的象征——君不见,那对夫妇是用了纸尿布了,也兜住了的,但不幸,他们没给孩子穿上,或者,他们不该在香港的大街上这么做。

在一个传统深厚的农业大国,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穿过开裆裤,用过尿布,也曾在街边被把尿,更用过茅坑。“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这些都成了令人羞耻的事。可是,今天在西方国家,进步思潮和社会运动都在反思“现代性”,反思都市化,反思经济发展模式。生态危机、农业危机、健康危机都在促使人们四处寻找传统的智慧,寻找生活别样的可能。在这样的反思中,中国的小农生活方式事实上是对环境友好、永续而高效的。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人在进行著述和实践。返回乡村以及建立新的乡村文明,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想想农民对于自然、对于乡土的知识,为何他们会被描绘成愚昧落后的形象?相比纸尿布,尿布舒适透气,也省下了大量的垃圾,而小孩子的私处暴露,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这里并不是提倡回到过去,这既不智又无力,传统中糟粕遍地不足取,怀旧更是消磨意志的迷幻药。只是站在今天的视野,世界已经多元到令人无所适从,我们理应放弃任何唯一的衡量标准——来自美国的“现代化”,或是僵硬的中国民族主义。有没有可能从中国传统、也从不同文化中寻找有用的元素,发展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有没有可能我们既是自己土地自信的主人,也是懂得尊重其他文化、入乡随俗的观光客——不只是香港、欧洲,还有西藏、新疆?

这一切当然很难,但我相信,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撰文/郭玉洁(旅台专栏作家)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文明虚伪的一面
文章链接:http://www.ccdigs.com/55184.html

分类: 多向思维.
标签: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