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吴思:陈永贵的临终真言

作者:吴思 | 来源:中评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5-17,星期六 | 阅读:1,820

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后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我现在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员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数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

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毛曾经召集过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议上的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实际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迫达这些人的脑子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迫达强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等。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俩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清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以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过。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旁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正常,吆喝大家打扑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错牌,她虽然在打牌,但是坚张得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这样可以让人更加清楚地识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蚀,我们不要搞那些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给,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完全在原则和范围内进行。

据我了解,江青不但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我亲眼见到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就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来三百多块钱给王的。你们都知道江青喜欢照相,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了伙食费和生活开销,几乎全买胶卷了,我的钱实在不够花。但我不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问: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如何?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我在粉碎她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毛泽东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华国锋也看得很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的面说: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忠实的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尊重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我听了觉得可笑,感觉华国锋像小孩子讲话一样。

谈到华国锋,陈永贵笑着摇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草包,他没有毛的千分之一。把毛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来了,把你放在眼里吗?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不尽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他多傻瓜!

华国锋在幻想,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在党内任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是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人还要再说什么?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意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一次国务院开会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我问了他那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在”四人帮“在台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是有发言权的,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讲完这些话,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简直没有办法了。

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陈永贵终于恢复了他一个农民的本色,我和一些山西老乡去看他,他几次对我说:我梦见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个地方和他一起干。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经济拥护邓小平,因为他推倒了毛泽东的经济学,但是奇怪的是,中共宣传一直不肯承认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倒是支持毛泽东思想。

陈永贵还为江青做了辩解,更是难得可贵。他认为毛是爱江青的,毛有时候指出江的弱点,完全是出于爱护,而不是讨厌。毛江是恩宠夫妻,在政治上更是如此,毛江是不能拆开的。而且毛是拥护”四人帮“的。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江比之白骨精多么下三滥。江青还在台的时候,郭写了许多诗,吹捧江青;江青倒下,他又一边倒。郭是一个有才气,没骨气的人!

 【陈永贵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详情】

〖坐立不安的一天〗

动手抓”四人帮“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 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

从下午3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12点多才散。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错”〗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心绪渐渐转开了。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1983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1985年7月,陈永贵被确诊为晚期肺癌。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陈永贵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也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0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陈永贵纪念碑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下午2时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告别室,上了车。

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关于陈永贵】

1986年3月27日,新华社播发“全国着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京逝世”的消息,文称:“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着名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穷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陈永贵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显然,这个评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斯人已逝,盖棺定论,标志着大寨历史的一页已经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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