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交叉的城市

来源:政见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7-3,星期四 | 阅读:1,006

□“政见”特约观察员 王也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上海还会不会是今天中国最大的城市?

你的第一反应或许是:没错。面朝东海,背靠长江,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似乎注定这颗东方明珠的命运不会平凡。但再转念一想,似乎也不尽然。从历史上看,松江府华亭县,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江南名城。若不是鸦片战争之后签约开埠,黄浦江畔一夜变十里洋场,纵然造化垂青,也未必就能后来居上。看似必然的发展轨迹,其中多多少少好像还是有些偶然的成分。

那么,必然和偶然,对于一座城市的兴起和繁盛,究竟何者作用更大?对此,城市经济学家(或者说空间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有些人觉得,地理禀赋,诸如是否依山傍水,是否位于交通要道,决定了伟大的城市能否在一个地方兴起。另一些人则认为,今天城市的面貌完全是历史路径依赖的结果:也许由于某个巧合,人口和货物开始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地点逐渐集聚,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最初的城市。当下我们所看到的城市分布图景,不过是过去的先发优势持续至今的结果。一个有名的故事是,根据阿兹特克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在特斯科科湖心看到老鹰停在仙人掌上,觉得是吉兆,便停下来在这里建立了伟大的特诺奇提特兰。再比如有一种说法:今天西欧的很多城市,都位于当年十字军东征的道路交叉之处,由原先为军队提供给养的营地发展而来。如果当年的老鹰停在别处,或是军队由另外的路线经过,这些城市大概就不会是它们后来的模样。

自然,个例并不能够被用以佐证普遍的规律。而想用统计学方法寻找结论,一个不可避免的困难是,很多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和地理禀赋是难以区分的:优越的位置可能既影响最初集聚的产生,又对城市之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D. DavisD. Weinstein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题为“Bones, Bombs and Break Points: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Activity”(简称BBB)的文章,利用日本的数据,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基于考古挖掘的发现和封建时代的人口统计资料,两位学者首先考察了日本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人口分布的变化(所谓“Bones”)。他们发现,那些历史上人口较多的地区(绳文和弥生时代的数据根据考古发现推测而得),今天依然如是。这说明,城市的规模确实是有很强历史延续性的。但这一延续性到底是源自路径依赖,还是地理因素的持续影响呢?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他们对二战期间,日本遭受盟军轰炸情况所做的分析(所谓“Bombs”)。

二战末期,盟国空军对日本本土发动了惨烈的空袭,共计毁灭了66个目标城市中的220万栋建筑,和三分之二以上的生产能力。在1945年3月9日的一次轰炸中,东京三个小时之内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八万,广岛和长崎的命运就更不必提。两位作者关心的问题是,在遭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所谓“Break Points”)之后,这些城市是否还能延续之前的增长态势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说明必然的力量占据主导——区位上的优势,能够始终牢固地将城市的发展限定在特定的轨道之内;如若答案为否,则偶然因素的作用更大——一次巨大的冲击,就可以将一座城市推进一蹶不振的深渊。根据日本战前和战后的人口普查数据,作者们惊奇地发现,仅仅用了十年时间,那些经受了灭顶之灾的日本城市,就迅速地回复到了战前的人口水平,并在之后保持了稳定的发展速度(包括广岛和长崎!)。他们因之得出结论:包括地理禀赋在内的必然因素,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持久性的意义。

几年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学者,Edward MiguelGerald Roland,又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The Long 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从题目就能大致猜出,他们是利用越战期间美军对越南的轰炸,重复了D. Davis和D. Weinstein的研究结果。类似地,他们发现,70年代美军的轰炸对于其后越南各城市的贫困率、消费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指标并无显著影响。相比于之前的研究,这两位作者着重强调了轰炸这一事件的外生性。他们指出,美军的投弹主要集中于南北越的分界线——北纬17度附近,这就排除了增长潜力高的城市更容易成为轰炸目标这种可能性。最后他们指出,由于越南政府权力较大,可能在战后实施了大规模的再分配,以至于抵消了轰炸产生的负面效果,所以上述结论仍有可被质疑之处。

若仅由上文的叙述来看,似乎必然因素在这场论战中已呈必胜之势。然而,有批评者指出,日本和越南都是十分特殊的例子,前者多山地而后者多丛林,可以兴建城市的地址本来就不多,故而良好的地理禀赋尤显重要。如果是在平原地带,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可能就没那么明显。基于这样的思路,来自美联储的华裔经济学家Jeffrey Lin和芝加哥大学的Hoyt Bleakley合作,于2012年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题为“Portage and Path Dependence”的论文。其中的Portage,指的是在水运过程中,因为遇到瀑布之类的障碍,而必须将货物卸下并进行转运的这么一个地点。在19世纪之前的美国,水运在交通运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在作为水运中转站的Portage处,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城镇。但在进入19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大规模地进行铁路建设,水运的地位不断下降,Portage的先天优势一点点消失殆尽。那么,在地理上的有利条件被蚕食之后,Portage旧址上的城市是否还能维持与之前相同的发展速度呢?两位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能。

以芝加哥为例,它最早就是连结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航路上的一个Portage,在铁路兴起之后,其增长势头丝毫未减,一路发展成为了全美第三大城。其他的一些城市,诸如费城、匹兹堡和里士满,最早也是东部“瀑布线”上的一个个Portage。利用美国历年的人口普查和灯光密度数据,两位作者发现,历史上的Portage与邻近地区相比,今天的人口密度更高,经济活动也更频繁(以灯光密度衡量)。而纵观整个历史时期(考察各年的人口增长),由Portage形成的城市也并未遭遇较大的增长波动。这就说明,必然因素或许只是城市起步的“第一推动”,之后无需其存在,城市的发展也能沿着先前的路径不断前行。或者说,所谓的“必然因素”,只是特定时间窗口下的一次历史偶然。如果当年的美国不是那么依赖水运,芝加哥和费城或许也不会具有今天这般显赫的地位。

MIT的知名学者Acemoglu与其合作者2010年发表的“So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in Russia”一文,为我们理解这一争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研究的问题,是二战期间纳粹在苏联被占领土上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对苏联城市造成的长期影响。他们利用解密的苏联档案,发现二战前犹太人比例越高的城市,一旦被占领,战后的发展就越差,今天在投票时也会更倾向于支持共产党政客。Acemoglu等人给出的解释是,战前大部分犹太人属于苏联的中产阶级,而纳粹的屠杀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极大地减少了中产阶级人数,从而显著地影响了战后当地居民的职业构成、政治参与,乃至中央的资源分配,进而阻碍经济发展。伯克利刚刚毕业的中国博士生Bai Liang,在研究文革的持续性影响时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当时越“革命”的地区,其后的工业化进程就越缓慢,人均收入也越低。他给出的解释跟Acemoglu等人是相近的。

对比这两篇文章和前面所述对轰炸城市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十分有趣的一点:原子弹的打击不能延缓一座城市前进的脚步,屠杀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却可能使其一蹶不振。或许这正印证了莎翁的名句:“城市即人”;哈佛大学的城市经济学家E. Glaeser在其著作《城市的胜利》中,也反复论证了这一观点:“人才是城市中最根本,最具创造力的部分。”五光十色的城市图景,归根究底,还是由无数个体的命运在此汇聚交叉而成。在发生转折的十字路口,必然和偶然的力量谁占主导,也无非取决于自然禀赋到底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有多大的意义。只有始终从人的需要出发进行改变,始终以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的,一座城市才能保持自己的伟大和荣耀,才能在历史长河的怒涛之中昂然屹立,迈向永恒。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Hassan, T. A., & Robinson, J. A. (2011). So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in Russ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2), 895-946.
  • Bai, L. (2014). Economic legac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Bleakley, H., & Lin, J. (2012). Portage and path depend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2), 587-644.
  • Davis, D. R., & Weinstein, D. E. (2002). Bones, bombs, and break points: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a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5), 1269.
  • Miguel, E., & Roland, G. (2011). 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1), 1-15.
  • Nunn, N. (2013).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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