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在哪里?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7-7,星期一 | 阅读:1,959
莫琳·多德

Matthias Schrader/Associated Press 本届世界本上,美国人对美国足球队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揭示了输了仍有可能前进的信条。

美国对世界杯的痴迷来得正是时候,这正是对一个原则的写照:你可以失败,但仍能前进。

我国人曾把自己看作是无往不胜的牛仔约翰·韦恩(John Wayne)。如今我们沉浸在不可阻挡的守门员蒂姆·霍华德(Tim Howard)的高超技艺之中,这个混血儿来自新泽西州,还有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ette’s syndrome)。

随着我们大摇大摆的乐观形象随着非外加因素导致的巨大失误而泄气,美国人正在采取防守措施,试图在一个我们不再能指挥一切、赢得所有战争,以及领导所有变革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7月4日曾一直是庆祝美国卓异主义的日子,”共和党民意调查员弗兰克·伦兹(Frank Luntz)说。“如今,这是一个怜悯美国的失望的日子。”

从卡特里娜到费卢杰,我们越来越不像山巅闪光之城,而更像破碎玩具之屋。

也许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希望在美国人的情感中已不再那么具有特征性。

我们是度过一时困难的赢家呢?还是丧失了我们强壮精神DNA的输家?导致这个丧失的,是太多的食品,太多的贪婪,太多的自爱,太多的谎话,太多的间谍,太多的阔佬拿奖金,晚间新闻上太多的猫咪视频,像“33张矮脚狗屁股照”这样的、太多的Buzzfeed无聊清单,以及太多的不动脑子的恶意在线聊天。

我们仍是最大的和最坏的吗?还是我们正不可逆地变得更渺小、更吝啬、更愚蠢,少有志气却玩世不恭?我们失去了控制自己的不那么昭昭的命运的能力了吗?

我们曾有过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他为了共同利益而反对谋私利。而如今我们有泰德·克鲁兹(Ted Cruz,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译注)。我们曾有过奥运长跑健将路易斯·赞佩里尼(Louis Zamperini),他在日本战俘营的坚强不屈在劳拉·希伦布兰德的《绝不屈服》一书中有详细描写。如今我们把伊拉克搞得一团糟,将其解放了,却让它成为奉行伊斯兰教法的残暴国家,充满了憎恶美国人的圣战者,就连基地组织都认为这些人太野蛮。

我们有点害怕我们自己的影子。可悲的是,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群永远无法相互理解的人。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可以凝聚的想法,虽然创建者们打造美国是把有深刻差异的人带到一起来。

一个在自由女神保护下的移民国家,却有一个不让移民改革法通过的政府,虽然该法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人们在这个国家看到抗议者走上街头,阻止他们的社区安置试图穿越边境的西语裔儿童。

为盖洛普(Gallup)和皮尤研究中心做民意调查达四十多年的安德鲁·科胡特称这种情绪为“慢性失望症”。他说,本世纪以来,我们只有过三次大多数美国人说他们对事情发展方向满意的短暂时刻:小布什总统上任的那个月,9/11袭击之后,再就是我们入侵伊拉克的那个月。

旧日的真理看来已有点离奇。如果你努力工作,按照规矩做事,你会比以下一个成为即时千万富翁的人还要快的速度,输给那些靠玩弄计算机接线在华尔街下赌注的人。我们安静的传统美德输给了我们喧闹的、发自内腑的分裂感,而腾飞的技术,以令人眼化目眩的形式,在迅速地重塑着这个国家的性格。敢于冒险的精神常常被分心、困惑、犹豫和分裂驱散。

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曾发誓要让政府变得更酷,但是因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体制的功能障碍而烦恼的年轻人们,正远离政府的工作岗位。理想主义被特权利益淹没。中产阶层要学会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而总统呢,却有点正相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说,“世界看到我们从一个做得太多的总统过渡到一个做的太少的总统。”

给总统充当皮格马利翁式人物的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若有所思地说道:“里根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轨迹,不管是好还是坏。但是,他恢复了一种清晰感。布什和切尼时代黑白分明,他们之后,美国人希望有一个足够聪明的人,能懂得细微差别,处理复杂问题。现在我觉得,人们对复杂问题感到厌倦,他们渴望清晰,想回到一个更简单的时代。但是,在现今的世界,那将是一种难以恢复的情况。”

年轻人比他们沮丧的长辈们更乐观,尤其是那些在技术领域工作的人。他们与切尼相反,虽具有竞争性,但不是必胜信念者。他们把自己看成为世界公民,对把美国置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不感兴趣。

“在我这里工作的那些23岁的人,对我们这个超级大国如何变得一蹶不振的对话已经不感兴趣,”Buzzfeed的主编本·史密斯(Ben Smith)说。“他们认为那是‘老年人的对话’。他们对此时此刻的疯狂机会更感兴趣,也就是由硅谷驱动的巨大经济和文化变革所带来的机会。这些孩子们认为,他们有能力抓住这个机会。技术不仅是报纸上的一个栏目,而是一种文化。”

32岁的图书馆员本·多梅内什(Ben Domenech)编写The Transom通讯,他认为许多千禧世代(Millennials)的人被自己面临的选择搞得不知所措。他引用沃克·珀西(Walker Percy)的小说《最后一位绅士》(The Last Gentleman)中的话说:“不暗自相信每个机会的大门都向他打开的人是个幸运儿。”他还指出,鉴于千禧世代的人很有公共视线下的在线生活形象意识,他们担心进入错误的小圈子或点击错误的话题(hashtag):“知道你与被开除的距离只是表现糟糕的一天或半打贴子,加剧了不确定性、焦虑,以及规避风险的行为。”

微软研究院的科学家及畅销书作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认为,美国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技术从来都不全靠自己担负起乐观主义的重担”。

这就在哈斯称之为“功能失调的美国与创新的美国”之间制造了一种对立。

阿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负责人、畅销传记《史蒂夫·乔布斯》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认同这一点,他说,“创新经济中的人,包括工艺啤酒制造者、教育改革者,以及Uber的创始人等,他们的乐观精神和神奇十足,与我们管理体制萎缩的声望和无能,有一个显著的脱节。”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Nathaniel Philbrick)著有《邦克山:一座城市,一次围困,一场革命》(Bunker Hill: A City, a Siege, a Revolution)一书,该书中的爱国者形象有好有坏,他对给过去镀金提出警告。“过去的人不比现在的我们好到哪里;他们想把事情搞清楚,为他们的行为辩护,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他说。“美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过程。被我们奉为典范的人物并不总有高贵的行为,但后来被描绘成总是行为高贵的人。这使人想到我们现在处于其中的功能失调。”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都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办法,在这个过程中犯下危险的错误,但又能以某种方式蒙混过关,越是能认识到这点越好。我们并非注定伟大。我们必须为伟大付出努力。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做对了的,就是意识到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有多少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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