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历史学:不安分的依赖关系

来源:政见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7-12,星期六 | 阅读:2,161
刘岩川

在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历史学读物是许多定性研究绕不开的“给养”。为了解释革命的起源,斯科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大量引用来自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史料。在米尔海斯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作者埋头分析了美国崛起的历史以及近一百年来的世界性冲突,试图印证其“国际关系即弱肉强食”的判断。

那么,历史学与政治学究竟是什么关系?

首先,两个学科的初衷存在质的不同。政治学旨在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原理,这也是政治学的英文“Political Science”含有“科学”一词的原因。历史学的研究结论则往往更为具体,并不追求亘古不变的定律。何况,新史料的发现以及新开辟的研究角度,时常修正流行的历史结论。

在研究素材方面,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差别也很明显。两个学科的研究素材都有“一手”和“二手”之分:一手资料是与历史事件同期产生的,而二手资料是事后产生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使用诞生时间与地点都和历史事件接近的资料,而政治学者除了使用历史界偏爱的一手资料外,也广泛使用历史学者在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就的二手资料。当然,一手与二手的差别也并非泾渭分明。某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事隔多年后的回忆录,究竟算一手还是二手呢?

在使用一手历史资料的时候,政治学者面临着如下困难。首先,与研究相关的资料不仅分布广泛,其形式也多种多样。它们或者是公开发行的报刊和书籍,或是官方的档案,甚至是私人的记录。受制于交通距离、资金不足、语言障碍甚至政治封锁,研究者可能无法任意选择资料,而往往被能接近的资料所选择。因此,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都需要谦虚谨慎,承认研究的素材并不完整。不过,即使做不到应有尽有,能找到的资料也可能卷轶浩繁。

其次,资料的真实性值得警惕。职业的史学家常常要进行侦探式的去伪存真工作,但政治学者的眼光则往往没有史学家毒辣。

再次,假设资料中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下一步的重点就是解读工作:“谁”出于“何种目的”在“哪种情况下”对“谁”说了或做了“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要尽其所能地将思绪置于历史中,而不是以现在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物。不过,一味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还原历史,可能会让研究者感染利益相关方的偏见。因此,谨慎的研究者往往将亲历者的回忆、旁人的观察以及新闻纪录搭配使用。

已经有人倡议政治学者在选择史料时征求历史学者的配合,甚至自主寻找尚未被史学界发掘的资料。也有声音认为,由于政治学所需要解答的问题与历史学大相径庭,而且穷尽某话题上的所有资料工程浩大,所以没必要以历史学家的标准要求政治学家。

在引用史学家撰写的二手资料时,政治学者也面临诸多风险。他们可能因为没有阅读足够的资料而歪曲了事实,或者将诸如“国家”和“霸权”等现代政治学创造的概念用于古代案例中,或者只在史海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据。Edward Ingram曾这样评价政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纠葛:政治学者常常修缮既有的理论,提出新的假设,并用少数案例加以证明;面对政治学的成果,历史学者不理解:为何理论言之凿凿,而能用来证明的案例却少之又少?Ingram的答案是:历史不是能反复重复的实验,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案例,以至于政治学家只选择了能证明自己假设的证据。

不少历史研究的内在局限也会给政治学者带来困扰。首先是研究中常见的“现代主义”——从过去走来的我们容易相信:今天的世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冷战结束后,西方曾经流行过“历史终结”的观点,认为生活在不同政治环境中的人都在向民主与自由的方向演变,并终将殊途同归。但是,在《黑暗大陆》中,历史学家Mazower研究了20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发现集权主义与民主自由之间的胜负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毫无悬念。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中,也常有强调共产主义革命是历史必然的论断,似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本身就是革命必胜的最好验证。可是,就像历史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的脱颖而出与苏联的支援密不可分,其胜利也远非“天注定”般自然而然。

第二,学者的单位、资金、学科内部的风潮甚至个人经历都可能对学术造成影响。有些研究者在大学教授和政府顾问的角色之间徘徊,而政府直接出资支持的研究容易导致学术的倾向性。而且,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都会因为研究热点或研究方法的更新出现各自的风潮,所以学者也会受到学科内部主流观点或研究方式的影响。此外,学者的个人经历也是让人难以捉摸的变量。例如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外交官基辛格,其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以及在美苏对抗时期的外交官生涯,明显地引导了他从“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国际关系。

第三,新史料的发掘经常会推翻既有的历史认知,让依赖解读历史的政治学研究措手不及。例如,世界曾长期认为波兰卡廷惨案的罪魁祸首是德国而不是苏联,而国内学者曾长期称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是美国而不是朝鲜。只有文件的解密才能让某些争议云开雾散。

对于政治学者,减少成见和资料选择偏倚的方法就是广泛阅读,关注最新发掘的资料,并且谨慎对待那些声称在讲述客观史实的著作。这些建议,对于历史学者又何尝不适用呢?

参考文献

  • Thies, C. (2002) A pragmatic guide to qualit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3, 35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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