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乱世女人

来源:彭博商业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9-19,星期五 | 阅读:2,310

在所谓的“黄金时代”里的女子,其实都带着过去的悲苦而来,向着未来的光明而去

萧红未尝不知道时代是怎样的,但她更需要一个时代的幻影

1942年,萧红在港患病,先是被误诊为“喉部肿瘤”,手术摘除;后确诊为肺结核与恶性气管扩张,不能进食。同年1月22日去世,年仅31岁。她在拍纸簿上写道:“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 红的这份怅恨不甘,半生白眼,如今给镶成“黄金时代”的金边,金光闪耀到我们都忘了她31年的苦短岁月好比一只折翼断翅孤行无助的飞鸟,一世漂泊,无枝可 栖。当年鲁迅说中国正处于一个大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鲁迅是清醒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时代不知道,时代 更不理会。

被胡兰成形容为“民国的临水照花人”的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这样写道: “她(苏青)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 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向晚时分上海公寓的阳台,深红色包裹了这座城市,元宵的月亮似乎是圆满的别名,张爱玲却陡然将其认作乱世的景象 ——上海沦陷已然四年。

而被张爱玲誉为“乱世佳人”的苏青,其实是自己十年婚姻的受害者。 从大学怀孕辍学到乱世持家的人妻之苦,从执笔作文以发抒内心苦闷到薄有文名却遭丈夫妒恨,饮食男女里的热辣敢言无非是以谋生谋爱的艰难挫败所换来。对她来 说,写作与出版,不是为了像男人那般谋生意,而是因为明知这世界“可是转瞬间便要倒坍的,然而还得争取这一刹那——一刹那的安慰与排遣!”,因为“我要 活,得痛快地活下去呀”。

只是孤岛乱世里的这一刹那欢慰,真的只是昙花一现的快乐。因为自 己的出版事业曾得到陈公博的帮助,苏青战后必然处境窘迫。晚年的她更是急景凋零,关系较密切的只有一两个朋友,其中一位便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办《女 声》杂志的王伊蔚。苏青在给她的信中如是形容自己的现状:“有两句话可以包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门关煞,与人不搭界。”向来热辣的宁波人苏 青,至此也只能无奈接受时代的冷遇了。

“乃妇女呼声”、“为妇女而声”、“由妇女发声”, 这就是当年在孤岛上海发行量突破一万份的《女声》杂志的办刊宗旨。如果说女作家们是以纸笔来书写个人的“心声”,那么这份女性杂志则是冀望将这众多的个人 之声汇聚纸端,形成中国妇女的“和声”。从家务安排、日常琐事到时尚潮流、艺文资讯,这份杂志从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来为她们留声、传声乃至发声,未尝不可 说是今日各类女性时尚杂志的祖师奶奶。而最令人吁叹的则是这份杂志的主事者之一,同样为四十年代引人瞩目的女作家关露的红颜遭际。

关 露十岁丧父,十六岁丧母,从此开始四海飘萍的生活。1932年入党,并以左翼诗人而负时誉,194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如果说萧红、苏青、张 爱玲皆以个人创作知名,那么关露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1942到1945年间,她深入到《女声》杂志内部,在编辑工作的同时也成为重要的地下人员。只是她 日后自己的人生发出的却是哽咽悲怆的“女声”。她的爱人王炳南因政治原因而与其绝交,从1955年开始,关露就不断因为自己早年的地下经历而迭遭审查。诚 如丁玲曾说,我们社会主义应当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关露。处于幽暗境地的关露,直到1982年才等来一纸平反书。八个月后,关露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据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中,陪伴她的只有一个塑料娃娃。

关露将自己献身给时代,在新时代晨 光将来之际,她却如一滴露水,消散人间。而丁玲的女同乡白薇也值得一提。白薇虽然出身革命家庭,却仍未逃过包办婚姻的苦逼。不甘为婚姻束缚的她,排除万 难,东渡日本求学,从此亦开始写作生涯。早年小说《炸弹与征乌》写的即是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炸弹”因名思义指的是对社会体制的冲决罗网,而“征乌”则 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但当两者遇合,“征乌”为“炸弹”的血性气魄所撼动,亦准备直面现实,勇敢逐爱。

对 于自由的想望,自然是那时代女性解放自我的尝试。但当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让自己满意的爱情而决意投身革命,加入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时,换来的或许也未 必是爱情的美满,只不过如王德威所言,即便最终明知革命也不乏虚妄之一面,她们“仍然将错就错,拥抱革命”,“生为女人,何所遁逃;只有革命,只有恋 爱”,换句话说,拥抱革命就是拥抱爱情。

这是时代的玩笑,还是革命的讽刺,抑或是爱情的无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所谓的“黄金时代”里的女子,其实都带着过去的悲苦而来,向着未来的光明而去,但似乎最终拿到时代入场券的并没几个。

许鞍华钦佩萧红在方生方死的大时代里看出这个时代是“黄金时代”。是这样的吗?我不能无疑。我更愿意理解为萧红告诉自己,等待她的是一个“黄金时代”,她最终能找到一个像她爷爷这般爱她的人。萧红未尝不知道时代是怎样的,但她更需要一个时代的幻影。

无独有偶。情路终生不遂的白薇也如是写道:“那个可追忆的黄金时代哟!每个青年的热血在沸腾,青年的血充实在伟大的中国底命脉里,活泼、生动、发光,那算是中国开花了,像狂热的海棠满树红”。

中 国开花了!多么美妙的画面,多么灿烂的时代。但我们不妨也来读读白薇在另一部关于革命时代的作品《悲剧生涯》里,挣扎在死亡边缘的革命女士的临终心曲: “恋爱的苦闷,病的苦闷,时代的苦闷,构成她这部多色多样的悲剧,压在她身上……时代频频给她失望的忧郁,恋爱毁灭她整个的身体,力量。病又拖她不能久留 人世间,忧心忡忡,贫病交迫,她怎样想翻身也翻不了,绝望,带着三重的绝望!”

即便多色多样,终究还是悲剧;即便金光漫天,终究只是时代的荣耀,与个人无关。恕我冒昧,我想,若是萧红读到白薇的这段话,想来她也会首肯的吧。

撰文/顾文豪(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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