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一抓就灵

来源:徐达内.COM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9-28,星期日 | 阅读:1,656

在只有一天假期的周末,舆论场上依旧热火朝天。

先是哆啦A梦意外地成为了热议话题。这源自上周四成都日报的一篇奇文——《警惕哆啦A梦蒙蔽我们的双眼》。当背负“展现日本所谓的核心价值——‘尊重和友谊’”的哆啦A梦出现在世界各地时”,署名为“程锦坪”的作者却满心忧虑,“我们必须清楚其背后隐含的极强的政治意义”:“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哆啦A梦是日本输出国家价值观和实现其文化战略的组成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认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在亲吻‘蓝胖子’面颊时,就应当更少一些盲目,更多一些冷静思考。”

文章由此转折,开始无情数落日本,“在‘蓝胖子’不遗余力培养‘更多的日本友人’时,日本一直有着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另一面…如果说哆啦A梦代表了善良人们眼中的日本,安倍政府代表的同样是一个真实的日本”:“日本安倍政府上台以来,无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要求日本反省历史的正当要求,一再极力掩盖、漂白侵略历史,引发国际紧张局势。今年8月,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日本政府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再次颠倒黑白,鼓吹‘中国威胁论’,声称考虑设立一支类似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部队。”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经由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成都发布当日予以大力推荐之后,文章在网络上引来调侃无数。嘲讽“程锦坪”谐音与神经病神似的,笑话行文逻辑走入任意门的,替小丸子、蜡笔小新捏一冷汗的,一时间纷至沓来。

@成都发布并非独独垂怜该篇。前一日,对成都晚报相似之文《别让哆啦a梦稀释我们的痛点》亦有转播。署名“成宛平”的作者,一提笔即道出写作缘由:“这一个多月,在春熙路成都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场名为‘哆啦A梦秘密道具博览’的展览,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也在疯转这个著名的‘蓝胖子’。”

晚报之论与日报奇文相比,少了几分义正言辞,多了一丝温情脉脉:“穿越的机器猫‘是一代人的记忆’…这个记忆是甜美的、趣味的,正如马什那句话,‘以愉快的心情学得的,会永远记着。’可能在小时候,父母给我们买机器猫时,并没有提醒我们什么,于是,我们这样愉快地记着,以至于在记忆扑面而来时,完全冲淡我们另一个惨痛的、黑色的记忆——这场充满怀旧和时尚气息的展览开幕前一天正是8月15日,而69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长而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画上句点。”

类似指责逻辑,应该并不陌生。没错,张艺谋归来上映之际,司马南所挥舞的大棒,也是以上映日期为突破口——认定5月16日上映与“五一六通知”密不可分。

“蓝胖子”不知是倒了什么霉,批判反正是接二连三而来。

与成都晚报同一日,另一家市场化报纸成都商报也赶来助阵,呼吁“国人不能盲目追寻‘哆啦A梦’”:“‘哆啦A梦’是日本输出国家价值观和实现其文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看起来危言耸听,但却是不争的事实。2004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成立了一家个人咨询机构,次年7月,该机构提交《创造文化交流的和平国家日本》报告书,提出在世界上积极培养‘爱好日本动漫的世代’、通过‘创造性地吸收’使日本成为充满活力的‘文化创造的据点’,努力成为‘架构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之间的桥梁’。这些举动背后的动因只有一个:在平衡日美同盟关系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中,培养更多的‘知日派’和‘亲日派’,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日本借用‘哆啦A梦’这个卡通形象的目的由此可见一斑。”

把对日本的家国仇恨,一股脑投射到哆啦A梦身上,其他市场化媒体不见得买这个账。

新京报即是一例。在微信公众号“新京报评论”中,评论员佘宗明按照对方逻辑予以归谬:“推演下去,可以给《哆啦A梦》里的每个角色,都贴个标签了:欺压善良群众的资本家打手胖虎、虚荣而趋炎附势的买办阶级化身小夫、洗澡不锁门的低俗女特务静香、讽刺劳动群众低能的象征大雄、不切实际美化帝国主义科技实力的蓝胖纸…当然,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敌对势力,显然不止哆啦A梦们,还有蜘蛛侠、钢铁侠、绿箭侠、超人、雷神、绿巨人、复联、美队、波西、诸神、木乃伊、纳尼亚…都应该被装进‘敌对分子’的筐子里,谁让你们丫手段隐蔽、用心险恶,是文化殖民、软侵略的工具?”

打倒卖得一手帝国主义好萌的哆啦A梦,真如成都媒体所说的那么合情合理吗?微信文章中有白纸黑字不能承载的反唇相讥:“可细想来,不对劲呀——中国不也还在设‘孔子学院’,输出某些文化产品嘛!循此逻辑,外媒是不是也该发文回应:《警惕喜洋洋来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小心葫芦娃在我国渗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最高领导人对先贤孔子的钟爱,这的确是从微信到报纸无法实现的跨越。今晨各大门户网站一致推荐的头条,恰巧即是《习近平致信祝贺首个全球“孔子学院日”》。

文化侵略概念倒是可以再谈谈。腾讯今日话题即是以此为切入口,嘀咕“凭什么让中国观众抵制哆啦A梦”:“文化或许没有高下之分,但文化一定有强弱之别。虽然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渗透趋势无法阻挡,但弱势文化并非就是受害者…文化必须在全球的范围内交流,以达到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创造和谐世界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必有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渗透和影响,但不能称之为文化侵略。”有态度的网易今晨另辟蹊径,刊出一组名为“萌神哆啦A梦”的图片,满满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40年多来,这只被日本委任为卡通大使的机器猫,只负责向世界卖萌,兜售善良、友谊和想像力。”

环球网还是决定与成都媒体一道,继续维护这个强弩之末的话题,高呼“决不能让日本人‘弄一个小小的动画人物就把国人的脑子收拾得服服帖帖’”:“日本动漫文化以及产品精细,的确值得欣赏与学习,但其中宣扬的精神却与实际相差太远。日本动漫又是侵泡着日本文化内涵的一种表现,并通过日本政府大力推广。越来越多日本政客正在利用动漫做文章,并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所以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要平常心态去看待多啦A梦,他既有可爱的一面,又有日本的文化软实力的扩大。我们要用批评的眼光来看待日本动漫。”

“既要”、“又要”的辩证态度,@五岳散人在该话题上估计难以学会:“这么多年了,你拿出过一样代言自己价值观的东西么?就说人家有政治背景,但本身的价值摆着呢。同样是反法西斯,人家出来是兄弟连,你是横店大捷。没错,所有作品都有价值观,可人家哪怕是糖衣炮弹,外面还有层糖衣不是?糖衣都不裹,当我们傻逼啊。”

最哭笑不得的或许还是举办方,依据澎湃新闻昨日所述,“主办方的朱女士表示,9月26日早上看到《成都日报》的评论后感到‘震动’、‘委屈’和‘出乎意料’…哆啦A梦传递的是亲情、友情这些美好的事物,不知为何会被拔高到政治高度,‘实在是受之不起’…该展览没有政治目的,也算不上文化事件,只是产生经济效益的商场活动。”

提示围观者不要too young too simple,@马伯庸有珍藏案例要奉送:“见到那篇批判蓝胖子就惊诧的人们啊,你们可能不知道97年《中流》曾经登过一篇雄文:《包藏祸心的现代神话——评日本动画片圣斗士》,那才叫一个神奇呢!”

或许正是这启发了早年的马伯庸,使他写出至今仍广泛流传的恶搞文——《从〈机器猫〉看阶级斗争残酷的本质》:“该巨著的情节很简单,野比康夫是一名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少年,经常受到刚武(大胖)、骨川强夫等所谓的贵族的剥削欺压,虽然对贵族少女源静子抱有恋情,但却因为森严的社会等级束缚而无法实现。正当他穷困潦倒之际,出现了一位从未来过来的机器猫,利用各种道具来帮助野比来反击社会的一切不公平待遇,最后如愿以偿地与静子结婚。”

这与贾葭想到了一块,身为腾讯大家主编的他等不及专栏作者供稿了,要亲自上阵喊上一嗓子,“请与哆啦A梦做殊死斗争”:“王伟光老师的‘阶级斗争论’出台没几天,我本来以为中枪的是院长大人自己——因为不论怎么看,他这样有车有房有课题费的干部总不会是无产阶级,没想到啊没想到,一海之隔的一只胖子猫——还是个虚拟卡通形象——哆啦A梦躺着中枪了。按照国家语委对英文字母使用的要求,我称之为‘机器猫’好了。”

在这篇专栏文章中,贾主编直言“我没觉得机器猫蒙蔽了我的双眼,我就是觉得作者在蒙蔽我的双眼”:“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共产思维、冷战思维的继续,视一切舶来品为敌人,本质上还是文化自卑与制度自卑的体现。不就是一只卡通猫嘛,有什么可怕与警惕的…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未闻以夷变夏者’,即有相当程度之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从没有听说过和平演变、颜色革命这回事’。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全宇宙最好,别人是无法代替也代替不了的。这种文化自信,你把什么孔子学院、熊猫电视台、福娃漫游记扔进去,都如同泥牛入海。这种文化自信,根本不需要建什么‘大美洲GFW’,不用防火墙,自由竞争,票房和收视率去做评价就好了。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产品不足以征服中国以外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作者这样的人太多了。半脑子水半脑子面,一动脑子就是一滩浆糊。”

看得出,上周二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所撰写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还是在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阴影。

连越来越收缩自己言论尺度的潘石屹,也还是鼓起胆子在微博又说了几句:“现在有人又说阶级斗争了,要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了。我奶奶和我妈妈一辈子胆小怕事。她们听到这样的话在天上也不安心…那一年,党说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那一年,有一群欢乐男孩和女孩在自由说:‘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我激动不已,觉得国家有希望。我就把这两句歌词贴在我宿舍的床头。”

阶级斗争还是一抓就灵吗?潘总的好基友任大炮有附和:“六十五年了,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与阶级斗争让物质极度贫困,且人人贫困。后三十年的改革让物质在市场化中极大丰富了。但思想却从改革初期的开放变得极度贫乏了。言论自由也道路越走越窄了。一个应值得庆祝的日子,却总觉得有许多的遗憾。”

王伟光的文章让左派们又簇拥到了一起。

一谈阶级斗争就色变,@郭松民对此相当不满:“为什么精英不用提阶级却可以在阶级斗争中获得优势?这是因为精英占有更多的资源,只要按照普世价值竞争就可以保证他们的利益,而无产阶级却只有凝聚成阶级才能战胜精英/资产阶级。所以阶级斗争理论是穷人/无产阶级的武器…为什么精英一听人提‘阶级斗争’就抓狂,就要设立绞刑架?因为他们意识到,有人在向在理论斗争中基本手无寸铁的穷人/无产阶级手里发枪,尽管是一支多年不用,锈迹斑斑的老枪!”

面对类似的咄咄逼人,无奈之下的搜索爱好者,只好祭出常用手段,挖王伟光的老底。

昆明律师许思龙即从中国社会学院官网上扒出该院2013年部门决算,公布在微博并高声质问,“你们每年花27亿多块大洋,难道只研究出‘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这个宇宙真理吗”:“中国社科院共12位院领导,2013年度收支总决算277799.15万元。财政拨款收入159678.31。科学技术(类)收入149822.81万元,占财政拨款收入的93.83%。”

更厉害的是章文。以一篇长微博《伟光正遭“批斗”》起底王伟光:“这个今年64岁的男人距离正部级干部65岁退休仅一年时间。‘其人将走,其言也善’,一般而言,行将退出政治舞台的官员都会选择‘无所作为’,没必要再折腾太大动静…然而王伟光选择使劲折腾,重提被中共否定过的‘阶级斗争’,冒着巨大风险的背后一定有其要达到的目的。我的分析是,他可能是希望在仕途上再上一层楼。这种可能性蛮大。他的前任陈奎元担任过政协副主席,他的前前任李铁映担任过人大副委员长。社科院首任院长胡乔木更是不得了,曾担任中顾委常委。”

正是在此种思路的暗示与指引之下,这位资深媒体人有了惊人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王伟光与薄熙来有过交集”:“野心家为了获取巨大利益常常不惜‘铤而走险’。当年薄熙来被贬到重庆去,也是不甘心就此边缘化,做出‘打黑唱红’非常之举的,得以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假如不发生极其偶然的‘王立军闯美馆’事件,薄熙来是有可能入常的…2010年,重庆市启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重庆的实践’系列研究工程,时任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的王伟光即是领衔专家之一。此次王伟光抛出‘阶级斗争’旧调,即有学者指出他和薄熙来在思想观念上的‘同流’,建议重查他参与薄熙来主导的研究项目获得了多少好处。”

将现任社科院院长与被罢黜的平西王予以捆绑,这无疑是暗藏杀机的厉害后手,但这篇专栏文章不解的是,“重提‘阶级斗争’,是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相违背的,他难道不怕遭到党纪处分么?”

冷眼旁观着民间舆论场的激流暗涌,环球时报也开始坐不住了。

前日出面正色宣告,“学界重提阶级斗争未必是政治信号”:“提阶级斗争,不等于倡导搞阶级斗争,尤其不等于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到以群众性阶级斗争解决社会矛盾的时代。中国的所有相关事务都要以法律为基础,在法治的范围内进行…对一些中国人来说,阶级斗争这个词固化了他们的一些特殊政治记忆。但今天使用这个概念,大概不是政治信号,而是创造更全面科学方法论的需要。”

顺利辟谣之后,还要敲打一下,这才符合胡锡进团队行事风格:“遗憾的是,中国社会有一批西方政治观念的追随者,他们很反感阶级斗争的提法,但恰是他们在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现在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真的是非他们莫属…反对这个词,而行阶级斗争之实的那些人应当反思并警觉:他们常带给社会刺激,他们如能自我克制,对阶级斗争不在中国激化将有显而易见的意义。”

环球时报的撇清,与@bambi_lin判断一致:“个人感觉王伟光的发言没那么重要。当局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洁白无瑕、没有历史的新理论,这样最有利于它伸缩自如、欺骗性地运用权力,而不会投靠一个马上给人很多历史联想、包袱很重的旧理论。”

新理论是什么?

在习近平上周三出席孔子诞辰后,民间智库智谷趋势对中共历史有所回顾,“有学者认为,中共作为革命党,最初的执政合法性建立在革命的正当性上。而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合法性已主要不在意识形态层面,而在于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合法性’…从‘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到中共自身定位从‘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向‘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扩充,不少观察者分析,中共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作为执政党,中共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经济发展和爱国主义之上。”

在智谷趋势研究员元淦恭看来,“习近平执政以来,这种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意识形态上,习近平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手段,形成了革命合法性、爱国主义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三根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支柱…通过纪念毛泽东、邓小平、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等一系列针对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强化‘革命合法性’;通过高调纪念抗日,强化‘爱国主义合法性’;通过高调纪念孔子,建构‘文化合法性’,形成‘革命、民族、文化’三位一体的新的合法性论述体系。”

“三座牌坊,你拜谁?”这是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也在思考的问题。

他今日转引南华早报文章,谈孔子诞辰、纪念邓小平以及阶级斗争:“以上三件事,分别代表着三种思想方向。三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未来,有人会将他们拧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吗?现在已经看到有人强作解人,尝试这样做了,但解释力远远不够。那么,三者之间,会有辩论乃至冲突吗…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些事件,这是因为当前中国又出现了某种不确定性。自从十八大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政治中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打击腐败。但这只是‘破’的一面。‘破’之后,必然需要有‘立’与之相随。要想‘立’,就需要有理论资源进行说服、解释、指导,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那么,如果习近平要‘立’,他的理论资源是什么?孔子、邓小平、阶级斗争,是三个最现成的选项。所以,这道选择题对于中国未来十分关键。其实,如果人民有权来选择自己的答案,那么,这道选择题的选项,肯定不止以上三项了。”

这家港媒的最后一句似乎意味深长,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意味呼之欲出。

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今日凌晨三时许,突然在微博叫出声来:“检验香港法治能力的时候到了。”是“占中”活动的提前让他夜不能寐。

流传网络间的“和平占中秘书处”声明如此写道:“和平占中9月28日01:40宣布,正式启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并就政改提出两点严正诉求:‘撤回决定,重启政改’”。

媒体研究学者胡泳今日上午在微博转述他所看到的报道:“《明报》报道,今日凌晨1时38分,‘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在金钟添美道集会台上振臂高呼:‘占领中环,正式启动!占领中环会以占领政总开始!’《文汇报》:反对派示威者悍然挑战法治。香港社会各界忧虑‘占中’不可能和平。《大公报》:反对派策动的学生罢课运动演变成暴力冲突。”

立场不一的港媒,报道侧重点也有异。

大公网今晨有更详细的报道在内地网络间传播:“过千名示威者连续两晚占据政府总部外添美道一带,场面混乱濒临失控。警方昨天清晨及中午两度清场,共拘捕74名示威者,包括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人现时仍被扣查。在‘占中’等反对派人士煽动下,昨晚有市民加入集会,似为长期留守直落‘占中’。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强调警员依法维持社会秩序,执法时已保持克制,香港社会各界强烈谴责冲击行动,呼吁市民尤其是学生及未成年人士,切勿前往政总参与非法集会。”

全国人大上月月底一锤定音,宣布香港政改方案之后,中央对“占中”行动的告诫,也越来越趋于严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就曾奉劝泛民主派,“不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马路”。所以,今日午后新华社所刊发的港澳办回应,相信对关注者来说也并不意外:“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部分人28日凌晨发起‘占领中环’非法集会。中央政府坚决反对在香港发生的各种破坏法治、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充分相信并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置,维护香港社会稳定,保护香港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熬夜守候者中有歌手何韵诗的身影,她今日在个人微博和Instagram同步消息:“没什么能做的,只是想来跟学生和市民们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爱护香港,谢谢你们用行动唤醒香港人。”这也让@文仨娃感慨万千:“无论是金庸笔下的郭靖,还是‘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霍元甲,香江文化絮叨着家国情怀,奥运冠军汇报团的压轴演出总会放在这里,中国女排最佳的主场不是首体而是红磡…当然,还有年年不忘的烛光…港人的族群意识朴素而炽烈,这点上远胜大陆,包括朝与野。”

“李嘉诚说的有道理,香港是被惯坏的孩子”,@吴法天引述大佬意见,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香港无理取闹的是少数人,大多数明白事理的都知道香港早已不是外国殖民地,主权和治权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港独没有市场,不得人心。冲撞法律破坏法治的,甚至甘愿充当反华马前卒的,早晚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驻港部队不亮剑,可别当他们是病猫!”

想到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的混乱收场,@NTR-Force也有相似之慨:“反正大陆警察是歹徒,香港警察是歹徒,台湾警察也是歹徒,只有你结群往政府建筑物里闯意图占领的学生最正义,不可以用丝毫一点儿暴力的手段阻拦,天,都这种德行还‘和平占中’?”

对学生的看法,的确是两极分化。

前日,左派网站中的翘楚观察者网,亦有转述香港文汇报报道,透露“‘民主少年’黄之锋被爆出有美国背景”:“从煽动学生攻击国民教育,到阻挠香港政改议程,不满18岁的黄之锋被视为香港反对派的‘急先锋’。不过有港媒25日揭露,黄之锋是美国一手栽培的‘政治新星’,他与美国驻港官方机构的关系密切,其对抗中央的黑手正是美国势力。”

在哆啦A梦问题上态度鲜明的@五岳散人,此刻似乎也有些拿捏不准左右为难:“妈的,少说一句香港都被人问为啥装看不见,就跟谁TM付我工资让我一个不漏的评价社会热点了似的。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前人的政治智慧,中央与港方都好好体会去吧。在现行香港制度制约下,指定特首也不会损害什么,让港人自己选也出不来妖蛾子,都够不开眼的。”

散人的言论大约正是@李宇晖_Huey所要批判的:“理中客说‘没有一种政改方案可以满足所有人…’既然这样,干嘛不正式公投看看哪种方案支持的人多?如果光是HK人投票,你们觉得不过瘾、不公平、觉得歧视你们,那OK,你们向党呼吁,全国公投一下如何?听到这两个字,吓尿了吧?你们也就这点出息。”

热衷在香港政改问题上发言表态,并一心为其熬夜刷屏呼吁民主者,都不得不面临微博被删被屏的境遇,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隔膜与障碍,也使得对此感兴趣者更是少数。这是@杨凤岗所说的“一国两制”:“脸书上满屏都是香港,微博里香港踪影全无。”这也是昨晚去世的张贤亮曾所感慨过的生不逢时:“我都觉得这个民族不配看我的东西,我不屑于为读者写作。”

更多内地媒体人牵挂的还是沈颢。即便满屏哆啦A梦,他们心中所猜测的也是,举办方是不是没给报纸投广告,所以要撰文声讨敲诈勒索一把?敲诈勒索,这正是沈颢被警方带走调查的原因。

昨日午后开始,又有两条小道消息在同步流散,一则来自律师的说法称,沈颢晚间将出现在央视认罪;另一则出自媒体圈的消息称,宣传部门已下令不许报道沈颢正面形象,也不许传播沈颢夫人的声援。前一则自然已是证伪,后一则却依旧真假莫辨。

沈颢案的关注点,还有另一个人。那即是一袭素白的长裙举着“我是沈颢太太”字样的江华。前日午后,沈颢第二任妻子就这样出现在公众视野,出现在南方报业集团楼下。

依旧是网易新媒体,当日下午对话江华:“问:有人质疑沈颢既然被警方带走,或多或少存在经济问题,你怎么看?答:在这个事情(21世纪网涉新闻敲诈案发)后,我非常非常严肃地问沈颢,我们家有没经济问题。沈颢非常清晰地跟我说,我们家所有收入都是合法收入,没有任何的经济问题…问:看你微博,说沈颢前段有一晚回家哭了?答:这么多年,沈颢从来没有哭过。9月10号、11号左右,他回来也是很晚,半夜。他很安静的跟我说,他哭了。对被抓的同事,他真是非常非常痛心。那些天他不断被公安盘问,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天,公安坐到他的办公室里,不停地盘问…问:沈颢前段在内部公开信中称,‘相信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的力量。’你怎么看?答:我相信所有人依然是相信的。但是现在他们做的,让人无语。带走沈颢,我未得到警方任何通知,也未从南方报社得到任何通知。抓人时,警方也没有出示拘捕令。此前21世纪10余名涉案员工,从9月3号到现在,只有一人得到律师会见。”

诉诸悲情,褒贬不一。@一毛不拔大师即有言:“经济问题基本是中国最有可能展开充分辩护的,应当就案子本身来辩护。官方办案程序上问题多多又不是一天,别指望在本案上能有突破。非要往政治上引,后果是什么有的是前车之鉴。”

尤嫌不够。@一毛不拔大师还要以杨海鹏妻子——那位近日刚出狱的“蟹妈”为例——说明出此下策实属不智:“当年微博上有人的太太,因为从国企辞职国企不爽找出接私活小金库之类的问题弄到检察院,本来单从经济上辩护顶多缓刑,结果非往政治迫害上引一堆人声援弄得老婆坐了几年牢。前车之鉴,希望各位朋友发言时过个脑子别害了别人。当然你要说有明显迹象是政治问题经济化另说。”

但木子美依旧不改初衷,她继续声援江华之举:“那些人装什么理中客呢。你连句告别都来不及说,就被警方带走,你的同事被带走10几天也没音讯,你的单位对家属没有解释,没有作为,只忙着切割关系。你的太太是个弱女子,不是公知,也没有话语权,她举牌就是不想沉默。你这时候攻击她,有什么意义,应该帮她找律师,请敢接案子律师,让她见到丈夫。”

“希望尽快听到沈颢律师的观点”,这也是@张志安的看法:“呼吁有关部门:1、遵守程序正义,不搞媒介审判;2、尊重具体事实、就事论事调查和处理,不搞扩大化。基层问题还是管理问题、部门问题还是组织问题,要严格区分;3、廓清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不混淆边界…尊重事实、尊重法律,是最重要的。有没有违背程序正义,要法学家或律师来说;如何处理,也要依据司法调查的结果。”

结果会是怎样,@龚晓跃很悲观:“14年前程益中、沈颢,和我,被南方报业提拔到所谓正处级。后来,程益中落入冤狱,终不容于党国新闻界。又后来,沈颢失去了自由。而我,先是三年前被迫离开内容部门,后是一年前落草为寇,居然成为其中最幸运者。遥想当年我们常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传媒改变中国。多年后中国终于改变了传媒。”

这也正是@刘春的感慨系之所在:“在媒体上看到的有关媒体人的报道都是悲催,我真的劝还在做媒体的媒体人要么想开要么转身,与其那么拧巴,不如彻底放下。待业老汉我不也活得有声有色有酒有肉吗?人斗不过形势,我们这一代人的媒体理想 我们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当下显然是整个媒体业的一个困难时刻”,环球时报今晨也参与讨论:“媒体作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呐喊者、推动者,几乎与中国崭新而复杂的各种现象都打成一片。但媒体的体制由于可以理解的特殊原因,变化量极小…回过头来总结,二十多年里,它的几十万就业者几乎没出‘大富大贵’的人。这个群体总体上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困惑和探索,他们算不上是社会成熟的象征,他们既驾驭不了自己有意或无意制造的社会风险,也在分享改革开放成果时不占有利位置。”

不过,社评需要大篇幅说明的还是,“从沈颢到郭振玺,审理都需依法公正”:“央视那些人被抓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欢呼,而沈颢等这次被抓,网上大V们齐发不满…如果说一些媒体人也卷入了腐败和其他经济案的话,他们大概不能说是中国社会当下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主犯’。社会有一些不良风气,媒体也概莫能外…中国的媒体生态目前显然有一些深层纠结,如果严格对照新闻行业道德,大部分媒体恐怕都有瑕疵…我们认为,对触犯法律的媒体人必须追究,这是中国治理能力升级不容回避的。与此同时,社会要了解媒体的特殊艰难,实事求是评估媒体同一些重大问题的关系。”

十一长假即将临近,等待调查审判的沈颢,将要度过一个失去自由的国庆,节日的张灯结彩,与他似乎并无关——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画像,又完成了一年一度的新旧更迭,“很多人都说,不管你站在画像前方的哪个位置,感觉主席的目光都会注视着你”。

(詹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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