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商业

来源:彭博商业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9-30,星期二 | 阅读:2,599

许鞍华打造文艺片产品多年,有两大特征。一是依赖演员;二是依赖剧本

“里面的一个个青年男女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这帮混不进北上广的屌丝”

文章概述:许鞍华的《黄金时代》检验着这位文艺片大师能否真正适应中国大陆用户比较特殊的口味需求。她需要用自己的艺术品味和商业运作,在商业片的边缘找到自己的空间。

“文艺消费”

创业者许鞍华闯荡江湖多年,建立起自己的文艺片鲜明品牌,以“情怀”作为“商业模式”,终于要“IPO上市”了。一个zuo(作)女的折腾一生,一群文艺青年的动荡命运。如果她的IPO招股书写着这样的主题,你会内心触动并出手埋单吗?你觉得这家公司能募资(票房)多少?市盈率、市梦率会多高?

在海外“路演”时,创始人表情轻松,内心紧张。当地时间9月6日,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闭幕,许鞍华担任“地平线单元”评委会主席,10月1日起正式上映的《黄金时代》被选为闭幕电影。她依旧是那个经典装扮:黑色长裤、黑色球鞋、冬菇头,利索爽快。《黄金时代》出品人之一袁梅说,“她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毕竟饱经风雨,不太表现出来。”

从业35年来,作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幸存者、著名的个体户导演,67岁的许鞍华正面临事业和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中国文艺片(与商业片相对应)市场最近几年正趋复兴,《黄金时代》此次票房成败,将检验这位文艺片产品大师能否真正适应中国大陆用户比较特殊的口味需求;既然那么多创业者拿“情怀”说事,那这个产品经理生涯中专注“情怀”的人,究竟有没有值得尊重的价值和说服力?

许鞍华上一次来威尼斯电影节是3年前,刘德华与叶德娴主演的《桃姐》入围主竞赛单元。这部讲述主仆情、以老人院为背景的文艺片在中国内地票房为6933万元,香港票房为2787万港元——这是许鞍华迄今为止商业表现最成功的一部电影,是她不多的几部票房过千万元的电影之一。

就像爱情不能以金钱衡量,文艺片的价值也不单一体现在票房上。许鞍华也许是华人导演里除了李安,尝试类型片最多的:惊悚片、武侠片、犯罪片、喜剧片、政治片等。她曾获得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最高纪录),两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亚洲电影终身成就奖(2001年)。《天水围的日与夜》被称作“香港人的影像生活史”,《桃姐》被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评价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绝唱”,有望在全国引爆“萧红热”的史诗片《黄金时代》,将代表香港角逐201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然而这个时代,任何产品同时又都逃不脱用户的检验和埋单,文艺片也不例外。

2008年之前,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还较小,比较小众的文艺片票房一直没有亮点,除了李安的《色戒》破亿,大部分文艺片的票房都在3000万元以下(王家卫的《花样年华》1000万,《可可西里》600万,其他都是在百万以下)。但从2012年起,这种状况开始转变,王全安的《白鹿原》破亿,取得1.29亿票房;2014年年初的《白日焰火》取得1.02亿,紧接着,张艺谋的《归来》取得2.94亿票房,这都显示着文艺片开始回暖,它的票房开始上升到一个新的量级。《黄金时代》电影发行方一年前估计的数字是3000万元,后来说5000万元,最近又涨到了1.5亿元。“谨慎乐观,一个女作家,又是民国题材,说不定卖得很好。”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导演崔毅说。执行制片人程育海说,《黄金时代》卖的是“价值观和品位”,他们希望观众尽情地“文艺消费”。

2006年与许鞍华合作《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金牌编剧李樯说,如果票房不错,将对文艺片进入市场有示范作用。如今他说,“希望《黄金时代》像一块猪肉,喜欢瘦的就剔它瘦的,喜欢肥的就吃它肥的,喜欢吃肘子拿肘子,能够卖出去。文艺片应该有它的小循环气候,它真的对电影产业是一个好的影响。”俨然一个产品经理放下身段,开放性吸纳各种用户。

但这个夏天,电影市场被80后导演和粉丝电影颠覆了。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票房突破10亿元,韩寒的《后会无期》突破7亿元。影评人毛尖说,“票房不是罪,但全中国两万块银幕,神作没有,怪作也没有,沦为粉丝电影的江湖……”她认为,期待许鞍华拍萧红,靠传记片这种产品来提升大众的文学意识那是童话,但如果电影能重新召唤历史上的精气神,“萧红的吸引力在于她旺盛的生命力,包括才情和情欲,以及这种生命力的源泉:她的天真,或者说,天籁气”,那就非常难得了。哦,对了,说的又是产品情怀。

“我只是在边缘找空间拍戏”

《黄金时代》是许鞍华迄今为止投入成本最大的文艺片,投资近7000万元,拍摄耗时5个月,293多场戏辗转6个城市(沿着萧红的人生轨迹)。有汤唯、冯绍峰、王志文、郝蕾、袁泉等众多明星,《黄金时代》在电影圈内部被戏称为文艺片里的“复仇者联盟”。

在投资界,有个术语叫信用记录(Credit record)。许鞍华能以这么大的卡司(演员阵容),拍出如此复杂、穿越时空、实验性强的电影(时长3小时),是她多年做类型片创新积累的结果。1979年,处女作是悬疑片《疯劫》的许鞍华和执导《蝶变》的徐克、执导《夜车》的严浩一起掀起拓宽电影类型和技术,以探讨人际关系、社会问题、家庭和香港问题为内容的香港电影新浪潮。她是继王家卫之后,香港真正意义上的影展导演。在大众文化繁荣的香港,每位导演都有自己的风格。刘镇伟回忆过,“动作片有徐克,文艺片有许鞍华,喜剧有黄百鸣……”但业内人士都认为许鞍华的电影没有固定风格,“没有一个定的型,好似百变梅艳芳。”香港资深媒体人黎卓文说。“阿鞍不是一个技术型导演,也没有自己的固定班底,因此形式上没有强烈风格。”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李焯桃说。

许鞍华的风格是什么? “ 讲故事的剧情片” “ 温情片”“人文关怀”“社会写实”……20多年前,许鞍华想学侯孝贤,“拍朴素的写实片,拍关于人的平常生活的电影”。在学院派眼中,她的大部分电影都是非主流(alternative film)或情节剧(melodrama);但在商业电影为主流的中国市场,她的电影被归为“文艺片”。李焯桃说,“她自己喜欢的还是文艺片,最受好评的可能也是她最满意的,也是文艺片。”

在香港资深影评人舒琪眼中,“徐克拍什么都是武侠片,许鞍华拍武侠也是文艺片。”他认为许鞍华把电影作为终身追求,比较consistent(坚持如一),可能是跟其他导演不一样的地方。“她运气很好,当她某个电影不卖座时,就有一个好的了。她态度是严肃的,这为她赢得很大的尊重,包括老板、演员。”

许鞍华导演生涯的第一次高峰是《投奔怒海》(1982),票房1547万港元(投资300万港元);在《倾城之恋》《书剑恩仇录》《半生缘》等多年低潮后,1994年《女人,四十。》票房达1402万港元,并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萧芳芳);之后又经过《千言万语》《男人四十》《玉观音》等起伏,2011年拍出目前票房成绩最好的《桃姐》。当年中国票房第一是喜剧片《泰囧》,达9.4714亿元(市场总票房为168亿元)。

“我的电影一直不太卖座。观众支持你就非常好,你有票房就可以继续拍戏。”许鞍华很坦白,《桃姐》上映前,她就说,“我的下一部戏也是文艺片,现在还在找投资,能不能顺利找到,就看《桃姐》的票房了。”当时她已经拿着《黄金时代》的剧本在香港转了一圈,七八家公司都拒绝了。她是香港电影工业的个体户:没有自己的公司或工作室,也没有其他产业支撑,唯有依靠他人投资。她习惯的创作方式“是家庭式制作,团队合作。不像大公司,处处讲权力,计算利害”。但香港没人敢投这种题材。出资最高的投资方愿意掏2000万元,但她的预算是六七千万。最失望的时候,她甚至想过拍一部粗糙一点的纪录片。最后,在李樯的引荐下,内地投资过《青红》《如果·爱》《武侠》《南京!南京!》等文艺片的星美影业公司接下了剧本。

许鞍华自谦,“不是我主观想拍什么,而是李樯写了剧本,帮助找到了钱,如果不是这样,我很难想象拍得成。这个戏成本蛮高的,也超级文艺,它是讲一个作家啊,不是大婶。老实说,没多少人喜欢作家的故事,女明星还好一点,但《阮玲玉》在香港也不卖座,也不被理解。”

之前《倾城之恋》《书剑恩仇录》和《半生缘》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都和大公司合作(例如邵氏),但票房都不理想。李焯桃认为,这三部片子和《投奔怒海》是许鞍华的大片。他担心《黄金时代》,“很多时候,跨时代经典的作品当时口碑都很差。她成功的作品是无心插柳,她很努力拍的未必很差,但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好。”

创作过那么多产品类型, 许鞍华有时是无奈。从悬疑片《疯劫》到鬼怪喜剧《撞到正》,到犯罪惊悚片《胡越的故事》,到女性主义《客途秋恨》,“香港拍戏的状况,说得不好听是随波逐流,大部分时候没机会挑选题材,有一个大的流在,我只是在边缘找空间拍戏。如果你不抱着这个态度就不能拍,要拍一个题材没有人投资,就死死坐在那里十年,你能等吗?”

一个好的产品经理需要有“审美和控制”能力,许鞍华在商业类型片中的影响力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糟。《许鞍华说许鞍华》一书说,她对市场有“微妙的平衡能力”。拍完《黄金时代》之后,她说这几年对拍戏比较有信心,“尤其是不确定后果的东西是最值得拍的”。一部一部拍下来,是“一心一意、战战兢兢的欢愉”(《香港电影的秘密》)。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系教授彭丽君认为,这正是许鞍华必要的积累。“她从来不是商业电影上的成功,但是在商业电影圈里一直都有电影拍,这也是为何她后来有自己的空间做。”

“演员没有一个不希望电影能被历史留下的”

几年前,许鞍华请彭丽君的学生帮忙搜集萧红的资料,“感觉她想拍萧红很多年了”。许鞍华想拍萧红,有40年了。或许从未有一个创业者花如此长的时间酝酿一个产品。1970年代,从伦敦电影学院毕业回港的她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萧红的报道,“31岁死在香港,哎哟,好惨啊”,发现原来这个和她一样出生在东北的女作家最终归宿是香港。“我对这个人物魂牵梦萦四十多年,她的生命是高度凝练和精彩的,经历了许多人一生都不曾经历的事。”

但怎样不陈腔滥调地拍民国片,“其实蛮难弄的,一百年前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看她呢?”许鞍华打造文艺片产品多年,有两大特征,既称得上竞争力,也可以说是程序BUG。一是依赖演员。《黄金时代》里明星云集,舒琪说:“你看她的电影95%以上都是大咖,我知道内地有些导演的号召力比明星还要强,但香港就是卖明星的,文艺片没有明星找投资都很困难。”许鞍华跟很多明星合作过,刘德华、周润发、林青霞、黎明、吴倩莲、舒淇……但“问题是她很依赖演员本身,在指导演员演技、挖掘演员的潜能上相对比较弱”。

二是依赖剧本。许鞍华自己不写不编剧本,这导致的麻烦在于每个编剧功力不一……她幸运地遇到了李樯。这位以《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致青春》等风靡内地电影市场的编剧,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是文艺和票房保证。两人2006年合作《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之后,就想拍萧红,但几经周折。但不管是不是自己编,锤炼剧本是产品经理的根本技法,“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找故事和筹备剧本。”《女人,四十。》本来有一稿剧本,她又去找黄碧云改写成香港本土故事。她要拍基于自己真实经历的《客途秋恨》,都去台湾找吴念真写本子。《黄金时代》第一稿,李樯写了6万字,全部作废;他又写了一个基于萧红文章的剧本,在电影里让萧红念自己的讣闻,演员都出戏对着观众说话,“做得非常有创意,李樯独力完成了剧里角色的塑造”。李樯说,苦难成就作家、zuo女,每个人都可能是姐姐、王彩玲或郑微,但每个人未必是萧红。《黄金时代》不是人物传记片,不是女性主义,而是以审视的、怜悯的、慈悲的、批判性的视角,穿越时空在历史旅行。

跨越大半个中国,在寒冬季节拍摄,历时五个月,《黄金时代》是许鞍华拍摄耗时第二长的电影。她拍得最久的是早年来内地、十个月拍《书剑恩仇录》。大制作的《倾城之恋》花了两个月拍完,小成本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只用了15天——每天收工后他们还有闲暇喝下午茶。她有时迫不得已要赶快拍完(当年想尽快离开邵氏),“你只有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尽可能别让成本损失”,但在香港大量电影迅速产出的环境训练下,许鞍华的速度和质量赢得了信任,老板都不会和她说要拍什么,合作团队也不会要求她做不喜欢不习惯的东西。

她要拍的,不是小情小爱,往往是个人迁徙、家国思愁。陈丹青说她“厚重、正派”,曾经担任许鞍华副导演的关锦鹏说她的电影独到之处是“历史观照”。这或许源于她师从导演胡金铨,这位学者范儿的导演与张彻、刘家良并列香港三大武侠片导演。不同于张彻的男性情义、刘家良的硬桥硬马,胡金铨的电影弥漫着浓厚的历史氛围和理想英雄主义。

许鞍华出生于辽宁鞍山,幼年时全家先后迁往澳门、香港。她曾说:“香港经常是我的主题:一切有关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感受、交流、喜悦和痛苦。”香港电影评论人邝保威说,“她的每部电影都有些过客的感觉,片中人往往不安于室,到处找寻目的、找寻归宿,永远在过程之中。”《香港电影的秘密》认为许鞍华“每回都追求类型中更深入的感情层次”。

她想拍的萧红,是和香港普通人市井生活一样的悲喜交织。“如果萧红不是个作家,也是个小人物啊。她的颠沛流离,对于普通人是灾难,可是对于作家就是福气……我在反过来描述这种生活状态。”同样是动荡年代的女性挣扎和尊严,《黄金时代》没有《乱世佳人》那么厚重,也不那么女性主义;至于爱情纠结的悲剧,《黄金时代》要比许鞍华的《倾城之恋》(改编自张爱玲小说)幅度更广。后者很受争议,票房惨淡,被称为许鞍华的“滑铁卢”。她多年后想明白,范柳原、白流苏和萧红、萧军,都不应该拍得太苦,“内容可以很悲情,但表现应该轻松。悲和喜要有平衡,才比较好看。”

这部迟来之作好似许鞍华的回归。《黄金时代》呈现“不是忙着生,就是忙着死”,一如《千言万语》中社会运动的跌宕,也如《投奔怒海》中越南普通人家的挣扎。许鞍华将自己投射到同为创作者的萧红身上,强调人物远大过时代,“懂人物比懂时代更重要,莫要考据,否则就只是一个空的时代。”李焯桃评价许鞍华的电影,“人物是目的,时代是背景。”

许鞍华打造产品本身一贯很坚决,她说拍《黄金时代》最大的考验是创作本身,“我要努力想,怎么去满足观众观看片子的欲望。”《黄金时代》每场戏准备的镜头拍摄条数(take)都很少,最多三四条,许鞍华就不拍了。而一般导演都要磨十几条。李樯说,许鞍华拍文艺片已经“弓马娴熟”。她很清楚自己需要哪些镜头,不太喜欢在剪辑机上“重新创作”,她依然坚持新浪潮时期对镜头的精准要求。而对世态敏锐观察则是她一贯坚持的产品内核。接受采访时,许鞍华露出招牌式的羞涩笑容,有问必答朴素实在。她自我评价,对跟人交流时呈现出的错综复杂关系,有天生的观察能力。她将这种对世态人情的敏锐带入自己的各部电影,“我喜欢做些很有争议的事,明明禁止,我偏要拍,专做所谓禁忌的事,性格如此,我喜欢。”

她的性格在《黄金时代》的选角上显露无疑。剧本写完,她就跟李樯商量找汤唯演女主角。男主角在内部有过争议。对一般人物传记片选角而言,人物应该较神似,但冯绍峰不像萧军。“在冯绍峰演萧军这件事情上,导演的意见占了很大比例,我当然要尊重她。”星美影业董事长、《黄金时代》出品人覃宏说。拍摄期间,演员人手一本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对角色的选择,她为了艺术是不管不顾的。”袁梅说。许鞍华坚持《黄金时代》中要有一个疲惫、病容的鲁迅。电影中,一个冬日夜晚,鲁迅和许广平请萧红萧军在家里吃饭。“菜好,鱼做得也好,下酒正合适。”鲁迅缓缓地说。许鞍华要一个“显得更年老一点,但是不能太老”的鲁迅——身体微恙的鲁迅在饭桌前聊起饭菜。

文艺片恰恰是许鞍华吸引演员的武器之一。因为请的都是当红演员,许鞍华在预算里拨出2000万做《黄金时代》的演员片酬,4000多万做制作成本。覃宏认为不需要,理由是艺术电影会有聚拢效应,“演员没有一个不希望电影能被历史留下的。”最后所有演员片酬只花了370万,冯绍峰分文未收,“一大批演员免费、递红包来演”。专注的产品思维,更容易聚拢人才,看来在此也吻合。

但有意思的是,她和投资人之间相处,就像一个分裂的产品经理,妥协精神很强,幸运的是,这一回的投资人看上去很支持她的产品独立性。拿到大投资,许鞍华压力更大。合同限定电影片长2.5小时,她剪到最后一个版本还有近3个小时。“她一直担心,反复问我,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不限定你的时间长度。”覃宏说。作为产品经理,许鞍华很照顾投资人的情绪,“她很关心后期营销,总努力想用商业的东西给我们回馈。”《黄金时代》中一场延安批斗的戏,许鞍华担心审查不过,最初剪掉了。“那场批斗让萧红远离政治,是很关键的一场戏。”覃宏说,“她很担心,我说加回来。”

这么多年拍过一些不情愿的戏,许鞍华一抓住机会就全力以赴——若票房不高,她便期望靠领奖回报老板。《千言万语》(1999)由李丽珍、李康生、黄秋生主演,票房不到百万港元,去参展柏林电影节,许鞍华问时任评审的李焯桃,有没有机会拿一个“天主教文化特别荣誉奖”之类的安慰奖。“她知道这个电影不卖座,就非常内疚,想起码拿个奖给老板,奖都没有,就更对不起老板了。” 李焯桃说。后来,在柏林一家名叫“老友记”的中餐馆,李焯桃透露说《稚子骄阳》呼声更高,“我就记得当时她那个表情啊,那个失望,整个人心情完全都没有了”。

李焯桃认为许鞍华“性格太好,太照顾老板”,结果可能是后期预算不够,“明知道这个配音这么剪可以效果好一点,但她不好意思让老板加钱,就这么就过了”。在《桃姐》中,刘德华、徐克故意当着投资人于冬的面吵架,后来喝酒时调侃,“戏演得太好了,骗老板多加5%。”许鞍华说这个桥段很好玩,她不擅长就预算跟老板谈判。在舒琪眼中,这恰恰是许鞍华的优点,“她比较有弹性,有些东西知道没办法就没办法了。每个人都很明白,但有些人就会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能吸引注意力的就是大片”

文艺片作为细分产品的困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芙蓉镇》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之后,电影和文学分道扬镳,文学作品和作家题材变得高冷,大导、合拍片、名演员流行,题材无关紧要,拍《霸王别姬》的人拍《无极》……幸运的是,当萧红、汤唯、许鞍华三位不同时代的女性遇到一起,文艺片《黄金时代》迎来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黄金时代。2013年,中国电影总票房高达216亿元,较上年增长27%;其中,十大国产电影斩获57亿元票房,比十大进口影片还多出11亿元。票房的增长部分得益于影院数量迅速增长,根据美国电影协会(MPAA)的数据,中国平均每天新开13家电影院。2008年,中国银幕数为3500块,2012年是8000块,如今达到2万块。

银幕多了,产品类型更加多元。冯小刚16年拍了14部电影,大部分是贺岁喜剧片,华谊兄弟投资了12部,部部赚钱,包括《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以《北京遇上西雅图》为代表的青春温情电影最近几年更是席卷全国,但高品质、大制作的文艺片有些缺乏。

20年前,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5000万元票房成为当年全国票房冠军。2012年,《桃姐》在内地票房近7000万元。

星美影业过去投资过王小帅的《青红》、陈可辛的《如果·爱》和陆川的《南京!南京!》,票房参差不齐。覃宏说,他依然会投资“有底蕴、厚重感的艺术片”,艺术片是这家公司的主流产品之一。“我想做留得下来的电影。” 星美对自己想拍的文艺片有比较清晰的界定。袁梅认为《失恋33天》和《北京遇上西雅图》是“有大团圆结局的文艺爱情小品”,“文艺片要体现社会价值的多元,未必是当下流行的价值观。”

覃宏和李樯第一次见面,聊了6个多小时。看到《黄金时代》的剧本,感觉“血脉贲张”,这是他读得最慢的剧本,在飞机上2个多小时才看了40多页。后来他飞去香港见许鞍华,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许鞍华还以为他是骗子。准备掏6000万投资的覃宏很理解许鞍华的心情,“她找过七八个公司,电影导演都有被忽悠的经历。”

对于《黄金时代》的票房,覃宏说,“人物传记片从来不是一个很好的票房收入,有可能不亏本,但是很难。”艺术片并不都赔钱,“看你怎么运作这个项目”。在他看来,《黄金时代》比之前投的几部文艺片运作得更好。按照业内标准,8000万以上的投资才是大片,6000万的《黄金时代》有点尴尬。但进入互联网时代,投资大小已经不是标准,“能吸引注意力的就是大片”,程育海说,“要高高在上,死端着那个气儿,端得住就是大片。”作为电影的联合出品方和未来的网上播放平台,优酷土豆做过《黄金时代》的关键词分析,“商业电影的前十位都是明星,但是《黄金时代》的前十位就只有一个汤唯。”优酷土豆集团高级副总裁朱辉龙说。

李樯认为电影叫好和票房并不矛盾,“我只是觉得中国电影的多样性不够,都一窝蜂地做某种类型。其实电影的构成应该像金字塔,基础的东西应该赚钱,用这些电影来养艺术品,极品的东西应该是小众的。很多人骂郭敬明的电影,其实用不着,他就是吸引比较低龄的观众群,没有什么错。如果多样性有了,赚钱的东西会赢,比较独立探索创新的东西也会赢。”

按营销中优先影响10%核心用户的原则,《黄金时代》主打文艺青年和知识分子。它在上映之前大半年,就在全国掀起了文艺风暴。相关文化沙龙从2014年2月开始举办,十多场涉及民国、文化、自由等内容的对谈在一、二线城市进行。

“邀请什么嘉宾,在哪座城市都需要提前算好。”程育海说。比如第一场选在上海的鲁迅纪念馆,邀请作家马家辉、王安忆和许鞍华。紧接着,具有号召力的重要文化人物如陈丹青、梁文道、翟永明、周濂、刘瑜等纷纷站台。

“小众的改编文学片不难,媚俗的大众片也不难,坚持文学的小众原则,最后达到大众票房,就难了。”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说,“《色戒》是个好例子。”萧红说到底是一个小众话题,电影营销再怎么声势浩大,格调高远,最后票房也许仍然很残酷。星美不想把《黄金时代》当作《色戒2》来卖,尽管同样由汤唯主演,同样是民国题材。“这样就不是电影本身了,而是炒作噱头”,程育海说。宣传前期,他们希望观众感觉这像杨德昌(与许鞍华同龄,2007年因病去世)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好像懂,又不懂。过了今年七八月,他们提供普通人都能参与的话题,不是萧红的颠沛流离或文学成就,而是那个时代的“自由”。在微信上,其精美海报被广泛流传。陈丹青说,《黄金时代》的观影门槛并不高,“里面的一个个青年男女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这帮混不进北上广的屌丝。”

“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1936年,25岁的萧红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1972年,25岁的许鞍华第一次读到萧红,与“人年轻,作品也年轻”的萧红在精神上产生了交集,这好似产品即人,想拍的其实是自己。萧红的反讽,也正是许鞍华希望表达的,“最好的时代也许就是最坏的时代”,许鞍华喜欢作家毛姆,《人性的枷锁》对她震撼很大,“在文明兴盛的时代,文艺可以改变生活,比如古罗马;在最好的时代,文艺也可以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激起人们奋起反抗。但是,现在纯文艺的影响还不如互联网”。许鞍华好似感叹产品作用的时代变迁。

她这一代香港导演,出道时香港电影工业蓬勃;北上合拍,又赶上内地电影飞速发展。大家都说她随遇而安,但她产品意识很强。2012年,英国杂志《Timeout》评选“一百部香港电影”,许鞍华入选最多,共有6部。“我拍戏的心态有点像一个赌徒,一直不肯离台。”许鞍华说。当年《投奔怒海》一举成名,但之后多年未能推出佳作,“那时候我老为拍不出更好的电影而沮丧……实际上新浪潮导演也是几起几落,包括内地的第五代,都是交替着挣扎”。

平时的温和慈祥和近乎顽固的坚定同时出现许鞍华身上,似乎是典型的双子座矛盾体。“我心里有个东西,早晚就能做出来。我是个完全自我中心的人,跟别人做事觉得都是妥协。”但她从小就听母亲讲麦穗的故事,“我妈说人就像麦穗,开始的时候是绿色的还竖起来,当籽实饱满了就会落下来,就表示你很谦虚”。她对产品执着,但学习意识很强。她“特别特别欣赏”台湾新浪潮,很早就想学侯孝贤纪录片式的风格,“努力学习了差不多20年,终于拍了《天水围的日与夜》”,她笑着说,“侯孝贤就特别嫌我烦,我拜他为师也不理我。他说,你拍戏比我还早,还说要跟我学习,是不是很虚假”?

她至今未婚,醉心于她的电影、她的产品。拍完《黄金时代》,她想拍的,仍是“任何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经历”。

撰文:施钰涵

编辑:赵茜、任戎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情怀商业
文章链接:http://www.ccdigs.com/61802.html

分类: 文艺评论, 新闻视线, 时尚·娱乐.
标签: , ,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