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篝火晚会

来源:徐达内.COM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10-13,星期一 | 阅读:1,276

是简单的左右两派交锋过手,还是暗藏着高层幕后角力较量?是可以不夸张地类比为焚书坑儒,还是舆论场上事先张扬的篝火晚会?一场堪比去年宪政讨论的混战正在上演。

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又有文章引争议。前日,署名为刘润为的《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再次将法治与专政相提并论,提出“当务之急是切实把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而不是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

“说到底,法治与专政并不矛盾”,这即是文章核心意思:“以往我们对‘专政’的理解过于狭隘,即仅仅指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暴力统治。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专政’体现为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倾向性,也就是你的那一套东西(法律、纪律、政策、导向等等)是向着什么人的、为着什么人的。正因为如此,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充分的民主与对敌对势力依法处置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要求…认识到这一层,就不至于把专政和法治对立起来了,就不会看成有法治就不用专政,有专政就会破坏法治…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那法治就会变味,其结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占尽便宜,而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吃亏。”

法治不能否定专政,那专政会否定法治吗?文章经由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微博@思想火炬引入后,迅速开辟一个了硝烟弥漫的民间舆论场,而且,昨日经过新浪网等门户首页推荐,相关争议已不可避免地同步扩散出去。

瞻前顾后,@王才亮律师即有言:“《红旗》继发表‘阶级斗争主线索’的文章后,昨天又发表‘不能用法治代替专政’的文章。他们终于说明白了他们心目中的‘依法治国’实质是:法治作为口号,专政是内容。这些文章似乎是新版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为了影响四中全会还是四中全会精神的提前泄露?”

对于左右两派互不相让的词语战争,@黄章晋看上去倒是处之泰然:“能发明‘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这些组合奇怪的词汇,说专政与法治并不是对立关系太正常了,人民代表大会制不也是体现了最广泛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组织形式吗?所以说,靠文件和精神治国不但是法治,而且是最能体现法治的制度形式。”

看不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咄咄逼人,@老辣陈香奋起反击,这位微博认证为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干部出语即是反讽:“我特意找到这篇文章仔细看了,觉得刘文章没错,且说得很切时势。这不由使我要反过来审观那一些严词声讨刘的人…不由得要警问:你们要干什么?是真不懂这点党的基本理论,还是想谋动!”作为同道者,@孤烟暮蝉亦有补充:“人民民主专政是国体性质所决定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法治是为其服务的,法治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

对此,@中青报曹林不无忧虑地认为:“王伟光以及红旗文稿一系列挑战常识的极左奇葩言论,让思想舆论界陷入极大混乱,改革向哪走?谁搞极左那一套,就是毁掉文革后的改革共识,会搞乱社会从而失民心。极左之毒甚于腐败,腐败需大力反,极左毒素也需清除,否则改革无法前行。改革红利核心在开放放权,人心厌倦斗争,千万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左右双方难以调和的局面,环球时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红旗文稿》的新文似乎撞到了一些人的‘枪口上’,成为中国当下思想界斗争的一个茬口”:“依法治国是中国政治改革及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全社会围绕它的共识很高。但现在仍有一些人主张用‘宪政’概念代替依法治国的内涵,由于不被采纳,他们在失望之余,想继续有所作为,于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就不断出现具体摩擦。它们大概都是‘宪政仗’的继续。”

“普通人十有八九无力全面理解它们,舆论更容易被标签的特有力量牵着走”,这是这份人民日报子报对这一场纷争的判断,“中国的信息传播环境已深刻变化,人民民主专政等概念在理论体系中有其不可撼动的正面意义,但一些人把它们从其所在的理论环境中切割出来,十分突出地晒到互联网上,意在勾起很多人对这些词汇作为中国社会热词时国家政治面貌的回忆…必须承认,在现实舆论环境下,正面论述人民民主专政与对这样的论述发起挑战相比,后者更容易在舆论场上组织拉拉队。这大大增加了前一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难度…无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是‘阶级斗争’的概念,都应属社会底线思维的范畴,大概不宜重新成为舆论场上的热词。它们以遭到‘围攻’的方式在社会上成为焦点,尤其不应当发生。这是多层次问题的反映,不应被归结为单一的原因。”

对《“人民民主专政”不该成围攻靶子》这篇社评,@戴旭尤嫌不够直接:“环球的评论软绵绵。本院长评论:是什么人在围攻?为什么要围攻?大是大非问题要理直气壮的坚持,义正词严地回击;对恶意诽谤、污言秽语谩骂者要坚决惩治!习主席一年前就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敢于亮剑。王伟光院长做到了。其他单位也应该跟上!”

@大众网朱德泉为红旗文稿鼓完掌,回过头即是反击围攻者:“每当党的重要会议前夕,总有一些人虚设议题,歪事实,摆谬论,搅混水。四中全会即开,他们又做西方宪政梦,根本目的是造成网友认知混乱,为动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进而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国体造势。他们不是不明白,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罢了。”这逻辑与今晨环球时报另一篇文章“警惕借朝鲜做中国文章”相仿。

同是念及四中全会召开在即,@清华孙立平又有相反之见:“就在以法治为主题的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红旗文稿发表法治不能替代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有网友说看不懂。因为从逻辑上来说就不通。专政的含义是专制。在英文中两者就是一个词。与专制相对应的是民主。而法治是和人治、随意性统治相对应的。既要专政又不要法治的意思是什么?只能是随意性的专制统治。”紧随其后,@任志强问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从这纷扰喧嚣的局面中,@马想斌好像有新发现:“斗争很激烈啊,红旗文稿发文,法治不能代替人民专政,今天学习时报就发文,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

没错,这份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报纸,今日最新一期似有针锋相对之论,“‘法治化’与‘现代化’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从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法治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法治’的任务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法治化’与‘现代化’必须齐抓共促、齐头并进,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学习时报那些深藏不露的字句,此刻似乎都有了别样的暗示意味。若循此逻辑,更早之前,在红旗文稿引发争议无数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面世后,学习时报也有过与之相反之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篇十一前夕见报的文章,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有一轮仔细的全盘回顾,结尾时更可见语重心长:“进入1990年代,年届九旬的邓小平以中国共产党老革命家的身份嘱咐:‘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他最后的政治嘱托,更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应当是永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志。”

两种意见何以如此大规模公然抵牾,这反常现象也是茅于轼急欲道出的不解。

这位身陷被“封杀”传闻的右派高龄学者,在个人微博中愤然提问:“从几个来源都听说出版总局要封杀一批学者的书籍。一个国家机关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对抗宪法,无视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依法治国,尊重宪法。到底我们的政府想干什么。令人怀疑。不能取信于民的政府如何能行善政?如何能维持稳定?在国际上如何取信于国际?在国际上立足?”

对此,@范忠信亦有总结,“有关部门违法,你无处说理”:“‘有关部门’,动辄一个内部电话、一个口头招呼,就公然践踏公民宪法权利,这样做还不留任何文字证据,不敢正式出具决定文书,这手法实在让秦始皇、希特勒汗颜。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公然违法,你连到法院起诉的依据都没有,还有依法治国吗?”

包括余英时在内等作家被“封杀”的传闻,近期一直断断续续都有,周末最终得以大面积确认。

一张张盖着红印的下架通告函,仿佛是知识分子朋友圈的星火燎原。前日傍晚,网易新闻客户端公布:“11日下午2时许,微博认证为出版人的网友发布微博称,接到通知,余英时、九把刀等作家的书全面下架,野夫、茅于轼、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等作家的书不予出版。至少三家出版社证实,已经接到通知,余英时、九把刀的作品要下架。该网友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称自己是独立出版人。他称,他通过相关会议材料获知了微博所述的消息。”

各路社交媒体账号适时温故知新,尝试以刊发旧文的方式,暗示新迹象的悄然出现。@南方人物周刊顺势出动,重温一段余英时语录,“中国知识人今天在大陆的地位似乎并不很受尊重。以前是他们成了权力的附庸,现在也有转为市场小贩的倾向。所以知识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学术、文化、艺术种种专业的尊严。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

微信公众号“新周书房”昨日一口气连推五篇旧文,作者分别为余英时、梁文道、野夫、许知远以及郭玉闪。甚至,由腾讯公司所提供的微信公众号“腾讯思享会”,也在前日推送《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当当网灵机一动推出专题《那些即将买不到的书》,来了一次借势营销活动,一时间收获无数点赞:“阅读口味,人尽不同,但总有些书,是哪怕不看也要先收了的。因为听说,这些书就快买不到了。”

“新周书房”之所以会出现郭玉闪名字,源于这位知名NGO工作者近日被刑事拘留。在2012年盲人律师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的过程中,郭玉闪被异议者们认为是功不可没的关键一环。他的妻子潘海霞在个人微博账号@阿潘茶馆透露:“郭玉闪10月9日凌晨2点以涉嫌寻衅滋事被传唤,同日晚上十点我收到刑拘通知。”

类似的消息正接二连三传来,@周燕310昨日凌晨哀叹,“噩耗一个接着一个”:“经多方求证确认:北大美术编辑诗霖,传知行负责人黄凯平,立人大学的陈堃,郭玉闪,寇延丁几乎是同在这两天被抓。”为躲避微博审核,她在后两个名字三字间,分别加上了一条小横杠。

说时迟,那时快。相关书籍下架的迅猛,似乎毫不亚于审核的凌厉。

@李微敖昨日诉苦:“昨晚花了60多块钱,在某电商网站买了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刚刚接到电商客服的电话,说‘书出库时,发现有点质量问题’,要我取消订单。我苦笑了。哎,‘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李微敖这句看似随意的感叹,出自唐代诗人章碣的七言绝句《焚书坑》,说的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深恶痛绝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始皇帝想把统治延续千秋万代的美梦,在焚书的烟雾还未散尽那一刻,即已彻彻底底宣告破产,哪怕“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在不读书的刘邦、项羽揭竿而起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帝国,就注定离毁灭为时不久了。

对那些沉醉在历史叙事中的右派知识分子,环球时报今晨又及时来了一声断喝,“旧时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已不可能重演”:“中国出版界这些年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开放,一些‘争议人士’在书籍出版领域所拥有的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他们的空间应当说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敏感部位,需要他们本人认真把控…但在这个国家,一些‘敏感区域’确实存在。它们是普世化的也好,是‘时代局限’也好,但它们是中国的现实,是中国保持国家稳定前进能力的一个环节。进入这些‘敏感区域’蹚水,决不能是楞头青,充满脱离实际的幻想。这里需要敏锐、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需要超越自我、洞察整个社会的理解力。”

“在中国热衷政治除了要有热情外,还需要有驾驭复杂性的智慧和诚意”,这是胡锡进团队再次给予的忠告:“中国的改革需要新思想、新动力,但中国社会同时对各种颠覆性力量的形成或侵入保持着警惕。任何人如果主观或客观上站到了与国家主流政治路线对抗的位置上,他就不应指望自己的影响力会持续上升,不经历任何波折…如果那些推动‘政治异见’文化的人自定义为‘改革者’,他们就应为维护社会主流政治共识承担自己的责任,确保自己不成为国家团结的破坏者。这是他们的文化作用能够随着社会改革的激流一同前行的底线…如果他们要打破这一基本社会规则,把坚持宣扬与国家路线对立的政治主张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那么他们就要准备承受来自主流社会的反弹,而且这种反弹多半是令他们不愉快的。”

《环球时报:“焚书坑儒”是出版管理的夸张帽子》,今晨,新浪和凤凰在首页转载时并未改动标题;在腾讯和网易的首页,则又稍有变动——《环球时报:中国已不可能重演“焚书坑儒”》。

环球时报对异议者的态度,并未获得@光老顽童的认同:“此文装出政治智慧者好言相劝的架势:蹚意识形态敏感区域浑水是自讨苦吃。当异见者就必然要遭到主流政治反弹而令你不愉快。好轻巧的说法。禁言禁书乃至刑拘只是反弹和不愉快?言论不得自由,公开打压异己倒成为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了?那就把宪法35条正式去掉如何?免得留在那里害人。”

与此同时,在有记忆的互联网上,一则老段子又被重新翻出,用来对环球时报指桑骂槐:“某报社招聘记者,考题为:假设你是秦朝记者,请报道‘焚书坑儒事件’。甲:‘暴政当道,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考官大骂:‘你不懂政治!’乙:‘突发地震。’考官摇头:‘智慧还不够。’丙答:‘篝火晚会发生意外,三百儒生遇难,大量古书被烧,吾皇亲赴救灾。’考官一拍桌子:‘人才啊!录取了!’”

要说到反向解读,@琢磨先生也有贡献,“这年头封杀个人,就相当于给他加冕”:“最近微博上微信朋友圈里,要么是讨论余英时,要么是转载他的文章或观点,上网去买书买不到了,淘宝上他的书还涨价了,我以为他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呢,一查才知道被封杀了…之前还没关注过,现在好了,对他的观点作品很多人充满了兴趣。封杀令就是阅读指南啊。”或者,按照@任知的说法,“现在流行用百度云提取余英时、梁文道、茅于轼、野夫、张千帆诸君的书。”

知识分子最热衷谈论的还是余英时,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在微信公众号“物质生活书吧”中引来丁易之的一声长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余英时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这个领域学者里的佼佼者,其书被下架的原因乃不在于书本身,倒是书之外的一些事。书被下架,无非是想要起到震慑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干涉,同时也达到当局‘杀一儆百’的目的。对于此种行径早已屡见不鲜,不足为奇。只是如此大动干戈的‘下架’,于公于私又有何好处呢?莫非还要在书生的嘴巴上贴一块胶带,连话都不让其讲,大气都不让其出吗…仿佛读了他的书的人都会中邪,都会被其中的观点所感染。”

为何会被封杀?看似众所周知,实则莫衷一是。环球时报的说法相当巧妙,“到12日晚上,媒体无法证实这一消息的真伪,官方也未有人出面回应…不过有不少人倾向于认为‘无风不起浪’,比如认为至少上述名单中的部分人个人著作出版形势‘不妙’,是很有可能的”:“这种分析汇集了以下事实:所提著者中有的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热衷于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如公开支持当前香港反对派的‘占中’、或者支持‘台独’等。有的是大陆学者,但长期反对大陆的主流政治主张和价值观,推动‘政治异见’文化。如果官方限制他们的影响力,这样的治理信号中国社会并不陌生。”

著作等身的余英时,在大陆知识分子圈享有极高声望。微信公众号“五月花号”对他的传奇经历有过一番简短叙述:“上世纪50年代初,在香港求学时,年轻的余英时投身舆论界,倡导自由民主…蒋介石认为他在搞‘第三势力’,在台湾查禁他的文章…同样在50年代,大陆,关于陈寅恪晚年诗词及心境的讨论如火如荼,余英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的代表’,被大加批判。”

在昨日这篇文章中,作者略带无奈地称赞,“余英时是直觉敏锐的历史学者,49年之后的种种荒谬,在65年前已苗头初露,幸亏他及时警觉,走快一步”:“1949年,19岁的少年成了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那时候还没有大规模的整肃运动,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并没有受到注意,但已经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的存在…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在深圳罗湖海关坐等了一个通宵,次日,一脚跨过罗湖桥…香港,有他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父亲余协中,还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秩序…他到新亚书院求学,师从钱穆…1955年,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指导老师是史学泰斗杨联升。”

经由@声音法治周刊转载后,余英时的另一段逸事也在微博扩散:“唯一在三个美国一流大学都有任教的中国人: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由于对汉学的卓越研究,2006年,这位‘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此奖被誉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作为华人世界最轰动的文化盛事,新华社只字未提。”

现居美国自称“没有乡愁”的余英时,原本有机会获取世俗的衣锦还乡:“在‘统战对象’中,余英时本来是榜上有名的…余英时透露,使领馆曾通过各种渠道传话,欢迎他到大陆走走,也可以是私人的访问,政府甚至可以归回并修缮他在安徽的祖屋…北京曾动了心思,组织一个19人的安徽代表团赴美沟通,希望他回国走走…但他断然拒绝:‘我绝不再回去’…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讲得清楚——‘我在哪,哪里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到某一块土地上才叫中国?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余英时最后一次回到大陆是1978年…短暂停留的日子,在一处简陋的厕所外边,他发现了一张被人丢弃的纸片,纸片上潦草地写着几行斥责暴政的文字…余英时感慨:‘即便是毛主义的高压,也剥夺不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

说起来,余英时与中共纠缠不清的宿怨,在那个春夏之交即已种下:“发现那张小纸条之后11年,盛夏,一群渴求自由的年轻人无声地失踪了…其中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叫张先玲…张先玲是谁?余英时的表妹。”

(詹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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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媒体札记:篝火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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