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和平?

译者:万古杂志中文项目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10-23,星期四 | 阅读:842
原文:Margaret Paxson – On peace
原作者:Margaret Paxson(作家、人类学家,著有《Solovyovo》)

译者丨sibyl玥 

二战期间,犹太儿童和信仰基督教的儿童在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玩耍。当地居民在战争期间营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感谢尚邦基金会(Chambon Foundation)提供照片。

何为和平?

把《圣经》里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富饶之地抛诸脑后吧。和平就在日常生活的点点琐事里,在一个将不幸的陌生人接纳到自己怀抱中的小镇里。

让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假设吧:你忽然变成了一名社会科学家,想要对和平进行研究。换言之,你想弄清楚是什么造就了和平社会。让我们继续假设,你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身边遍布暴力和战争的痕迹。从别人那里,你听说过各种毒打、拘留、谋杀和强奸的案例;你听说过驱逐出境的例子,还有蒙面男子抢夺食物甚至剥夺他人生命的事情。你听说了有关家庭暴力、村庄暴力以及国家暴力的事情。你从老泪纵横的老妇人和双臂布满监狱纹身的年轻人那里听来了这些故事。

有呼吁男孩参加战争的军事独裁者,有在深夜将人掳走的长款黑色汽车;有因为性虐待而疯癫的流浪女孩;有集中营中适者生存的法则;有被虐打直至流产的孕妇,饥荒期间有堆积如山的饿死之人的尸体;有仅仅因为偷了一朵郁金香而被逮捕流放的人;还有因为自己是犹太人或者基督徒或者穆斯林或者巴哈伊教徒[1](Bahá’í)而遭到痛打的人。

再让我们假设,在这样一个千头万绪的世界里,你要通过取近似理念来理清这一团乱麻:某些国家的存在;某些社会多样性的存在;某些宗教的存在。让我们接着假设,这些年来,这种令人震惊的故事不断累积,直至某一刻令你崩溃,然后你再也不想研究战争了。

结果你发现,对和平的研究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或者说,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人类学家,多年来居住在村民们中间,询问记忆如何对群体产生影响这种基本问题。我认为自己拥有某些能够指导我研究和平的想法。毕竟,虽然有关暴力的故事数不胜数,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似乎都在为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而忙碌:持家或者工作、挑水、根据天气来决定做什么、与客人共餐、清理牲畜留下的粪便。即使有时人们会怒发冲冠,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每天都抬头不见低头见,向别人询问工作上的问题并为别人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生活中有爱,也有喜怒哀乐。不论他们在生活中看到了什么,或者在最糟糕的日子里用自己的双手做了什么,他们都认为自己从根本上来讲是体面的,同时也希望这个世界能体面地对待他们。

当代大多数认为自己是在研究和平的实证研究,其实是在研究冲突。它研究的是如何为冲突收拾烂摊子。

当然,世上一定有方法能找到那种心有灵犀的(eye-to-eye)体面。当然,世上也有方法来研究它的力量和局限,尤其是在人们面临艰难处境的时候。有没有社会群体能在世风日下时仍然善于与人为善?在我对记忆的研究中,我曾经研究过抵抗和坚持的行为。是否有社会群体能对暴力说不,并坚持自己的体面行为?我不清楚我在研究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想要研究它。我简称它为和平。

但是和平的踪迹太过难寻。我深钻当代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查阅数据库和相关文献,与那些曾经和我携手研究过骚动的欧亚大陆,或者在和平研究项目或者和平研究院里与我共事过的同事们讨论。以下是我的发现:首先,当代研究暴力的社会科学比研究和平的社会科学多太多了;其次,当代大多数认为自己是在研究和平的实证研究,其实是在研究冲突。它研究的是如何解决冲突,如何为冲突收拾烂摊子,以及如何为卷入冲突中的人民提供救援。它研究的是冲突环境下的法律和正义。总地来说,这些文献所指的“和平”不过是千百万人的痛苦以及哀嚎而已。通常,这类研究会给和平披上一层外衣,将其描述成“带给”遥远地区的其他人的某种东西;和平是外界赋予的。

这类研究有其重要性,但这并不是我想要找的东西。我要找的那种社会科学应该能够直接到达和平社会之中,从日常的角度来研究人类之间的互动,告诉我和平的精密机制是如何运转的。我想要的实证研究,应该能够近距离地观察那个和平社会体,然后问询它的长期健康度和稳定性;问询在世道艰难时,它那平日的体面如何转换为非凡的善意。我能在各处找到与之相似的优秀研究范例,但是它们极其罕见。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研究和平是如此之难?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研究暴力如此容易?

当作家和学者们谈到暴力时,似乎暴力拥有一种“物质性”,能够从背景中站出来。它能被计算(一声枪击、一场爆炸、一颗子弹、一次死亡),又或者说只是我们相信如此。它能被合算出来放进数据集。作为一个总体,政治学家们可以自信满满地将暴力行为划分到各个模型中,用这些模型来向全世界做出报告。暴力会发生:扳机被扣下;有人被杀死;邻居被抢劫;边境被突破。大量的事例形成了数据。我们能决定在什么情况下暴力会增加,比如在年轻人人数多于往常时,或者国家衰微时,或者商品过剩时,或者石油资源过多时。暴力会发生,而且暴力很糟糕,而且暴力能被计算;并且通过计算,某个可能后果的大概轮廓会被冠以一个名字,并被指定会在哪一个区域出现。

但是,我们能计算和平吗?和平在哪里?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和平并不具备这种可供人们分析的“物质性”:它像是一种虚无,一个空集。从《圣经》中的伊甸园到列宁的“光芒四射的未来”,和平以及和平社会的特征看起来无味又单调,或者朦胧又庸俗。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会坐在牙医的候诊室里翻阅《儿童插图版圣经》(Children’s Illustrated Bible)。宗教中的和平看起来就像是这样一幅幸福的画面:白种人在那些插图中的伊甸园里朝天国遥望,可能还有一只羔羊伏在一棵树下。和平是乏味的,只属于白种人,本质上缺乏真理的黑暗光环。

马克思以及其他19世纪的空想家们提出的政治和平同样让人难以理解。最后,至少在马克思的设想中,政治和平似乎意味着可以随意打猎捕鱼,四处传递牛奶罐,让所有人都能公平分享。那是历史的结束,是处在时间尽头的和平之地;所有的战争都已结束,人们所有的也只有免费牛奶而已。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时眼光犀利、注重细节、口若悬河,而一旦要他设想实际的共产主义,其实他也会回到“伏在树下的羊羔”。

在这些设想中,和平只是一个不可理解、不能移动、无法变化的物质而已。就如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the Method)中说到的那样:一些事物(物质世界)能被科学和科学法则所检验,其他事物(诗歌、神学、感情之事)偏偏却不能。在我们的简单思维中,和平——一个无事之地——是根本不能被分解的。如果我们不能分解它,我们就不能研究它,只能感觉它。那真是太遗憾了。毕竟,有什么比和平的真实内容更加重要呢?当你望入一个饱受暴力折磨的人的眼中时,有什么比了解和平在事实上所做出的不朽努力,或者和平所依赖的独特(甚至平庸的)习惯更加有用呢?

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其他人的村民是谁,他们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

然而,虽然笛卡尔的二元论[2](dualisms)一直在塑造着我们的科学模型,但是或许和平是可以被分析的。如果在我们眼中,和平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只出现在开头和结尾,而是在过程中的;不是漂浮于云中的而是存在于人间的,情况会是怎样?如果和平其实并非完美无瑕,也有自己的粗糙之处,情况又会怎样?那样的话,社会科学就能处理和平了,就能研究它的动力机制了,就能从长远角度(longue durée)出发,对那些真实且不完美的行为进行深入而愉快的研究了。这类研究不需要考虑天使或者天堂。你只需要看向真实存在的人们的面庞,研究他们与其他人建立的或没有建立的联系,研究他们讲述或者没有讲述的故事,研究他们在面对陌生人时是否决定将其如自己人般对待。

如果和平可以是这样的——可以在一个规律的真实社会的范畴之内被定义出来,那么当你面对一个社会时,你要怎么分辨它是否是和平社会呢?

当然,暴力的缺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倾向于从和平的反面来定义和平,就像通过疾病的缺失来定义健康,而非将健康定义为维持生命火光的各个身体系统运行良好的状态一样。然而,这一反面定义法却行之有效。最近的一些对社会网络的研究表明,如果社会群体之间有着深而普遍的联系的话,那么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类研究有潜力找出暴力相对较少的地区,甚至帮助我们回答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与暴力的减少最为密切相关。所以,打个比方说,如果你希望社会中的暴力减少,你应该从另一个种族或者信仰另一个宗教的人的手里购买蔬菜吗?你应该与他们一同上学吗?你应该将他们请到家中和他们共餐吗?

在大量的事例中,还存在其他的珍贵事例。例如,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女孩受过教育,那么这个社会是暴力社会的可能性更小。这一事实的揭露令人吃惊。我偶然间看到了维耶兰·卡图纳里克(Vjeran Katunarić)对“和平飞地”(译注:飞地指在本国境内的隶属另一国的一块领土)的研究。“和平飞地”指的是前南斯拉夫的那些在二战以及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拒绝了暴力的村庄。这些村庄都有什么共同点呢?为什么在四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会有这种理论上不应该存在的奇怪村庄存在,并且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呢?似乎又是社会网络起到了作用。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那些关于陌生人之善意、忠实地流传给后人的故事。暴力不断减少——或许某天会减少到零——的大规模的数据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然而,对我来说,我仍然需要近距离地看着泪眼朦胧的眼睛。大量的数据对制定政策很有用,但是当我们面对面地观察和平时,它到底是什么?当战争席卷而来时,和平又是什么?我仍然不清楚,但是我已经开始明白应该怎样寻找和平:看一个社会如何解决哪怕最小的问题;如何处理不公和分享;如何对待站在它门口的陌生人;如何定义和处理多样性;如何形成在困难时期保护弱者的习惯;对它来说一些行为如何变得不可理喻。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可以观察到的,这些行为发生时也都不需要幸福的表现。换句话说,和平是可知的。

就在我决定不再研究战争后不久,利尼翁河畔尚邦镇和利尼翁-维瓦赖高原(Plateau Vivarais-Lignon)的故事进入了我的视线。多年以前,我的一位姑妈送给了我一本书,名为《无辜之血最少流:尚邦村的故事以及善良如何诞生于此》(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 The Story of the Village of Le Chambon and How Goodness Happened There)。它讲述了在二战期间,一群位于法国中央高原的村落是如何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提供庇护,并最终拯救他们的故事。这本书由飞利浦·保罗·哈利(Philip Paul Hallie)于1979年完成,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落满灰尘。但是现在为了寻找和平,我拾起了它。

哈利是一名哲学家,但是他偶然发现了这个故事,并且竭尽所能地采访了许多当地的参与者。这样做本身就不容易:那时,就像现在一样,人们并不愿提起当年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他的书中,哈利则欣喜若狂。原因很明显。这里的例子与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大屠杀完全不同(当我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工作时,我越来越深入地观察着这一屠杀)。这是一个村民不顾可能随之而来的惩罚和死亡的威胁,长期进行有组织的集体营救的例子。而事实上,有时这些村民也确实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惩罚,甚至被杀。

二战前的利尼翁河畔尚邦镇。感谢尚邦基金会提供照片。

这类的集体营救极其稀少,以至于至今为止,只有两个社区团体被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誉为“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利尼翁河畔尚邦镇村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荷兰的纽兰(Nieuwlande)村)。哈利的书是理想化的(天使在歌唱!),并非出自一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之手。然而他所描绘的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故事。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其他人的村民是谁,他们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他们为了谁将自己平凡的体面行为变的不平凡?可怖的战火考验着他们,他们的做法在受“理性选择”驱使的民众之中实属“异端”。他们宁愿将自己置于危险之地也要保护其他人。他们是谁?他们知道哪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如今,我知道我也欣喜若狂了。但是我还知道,这个故事的重要性远不止于它所带来的感动。这是一个我能前往,并且——就像过往的许多次经历一样——在那里观察和倾听的地方。我能详细地观察那里的人们是如何与陌生人共处的。我能观察他们如何处理不公和多样性;如何作出决定。就像我曾做过的所有研究那样,我还可以观察他们的鲜活的信仰——不是观察那种人们自称信奉的宗教,而是观察他们如何规律地做出道德抉择,不论他们的方法如何。在这个社区里,不管天使歌唱或不歌唱,我都可以思考他们抵抗(外界暴力)的做法和坚持(保护陌生人)的做法。我能去那里观察,看他们的救助究竟是一场辉煌的意外还是某个长期的已经内化的社会行为。

所以我前往了利尼翁-维瓦赖高原,故事变得更加有趣了。首先,我来到这里不久就发现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村民一直在保护外来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由经验得出的事实,如果它没有表明村民们这样做的原因,也肯定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稳定的社会形态的事情。

我开始了解,这个高原的故事中最扣人心弦的一面就是它的沉默,它在困难时期所表现出的品质。

这一细节很重要:这里的人主要信仰新教,在17世纪开始的宗教战争中遭受了迫害。从那以后,他们就开始保护他人。他们将尝试逃离法国的新教徒藏于家中,后来在法国大革命后,他们还为天主教牧师提供庇护。在19世纪,他们将大型工业城市中的贫困儿童带回家中收养,后来还收养了阿尔及利亚的儿童;在西班牙内战时他们还收留了来自西班牙的妇女儿童;后来在二战期间收留了犹太人——大部分是犹太儿童。但是从共产主义者到德国士兵,再到许许多多的政治流亡者,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逃亡人群都来到了这里。

二战之后,人们从匈牙利、智利和西藏来到这里;有来自非洲、欧洲和中东的学生前往当地的寄宿学校学习。如今,这里已然成为了高原的庇护中心,收留了来自东欧、中非和南北高加索的逃亡之人。那里也流传着关于暴力的故事,但是那里的故事有所不同。现在,对于一名来自车臣的父亲或者一名来自几内亚的母亲而言——就像二战中的犹太儿童一样——这里可能有着光明的未来。这些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孩子将从这个高原出发,把可能实现的和平世界的故事传播于世。

所以现在我开始了解我过去从未了解过的事:穿越刚果和安哥拉以及纳米比亚之间的森林再回到刚果到底意味着什么。从一个满手疤痕、眼睛黑不见底的男人那里,我开始了解当你在这些森林中遇见这样一个村庄,村里的人们是如何慷慨地为你捧来水果,安排你住进一名族长家中的。我开始了解如果自己的叔父在高加索被机关枪击倒的感觉,或者自己在爆炸中失去一条腿的感觉(以及看着那位独腿的男人将自己的孩子放在他那凹陷的大腿上,甜蜜地亲吻着他们,同时仍然对世界咆哮时的感觉)。我开始了解,能来到这样一个安全的宁静高原是如此美好,但是在这里,对未来的恐惧仍然如影随形。我开始了解,这片高原是由真实的人们组成的,他们通常非常保守,可能不太习惯穆斯林对符合伊斯兰教律的合法肉食的需求;当避难者们不太明白在杂货店购物、如何处理与牙医的预约时,他们可能会有一丝不满;当黑发的陌生人心怀感激地张开双臂拥住他们的脖子时,他们可能会感到非常不适。看着当代的避难者们开始照顾彼此——自己实际上也变成了施救者时,我总会感到惊讶和感动。同时也我开始了解,这个高原的故事中最扣人心弦的一面就是它的沉默——不是它对善意的诉说,而是它在困难时期所表现出的品质。

这个故事内容丰富、引人入胜。虽然我已产生了些许观点,但是我仍然不知道它会把我带向何处。但是除了这一高原故事的独特之处,我还想说:和平是可知的——我们可以从华丽而不完美的细节中感知和平——可以从细小的日常习惯和选择中察觉和平。那些选择是什么呢?那些选择是:和陌生人一起散步,坦率地面对他们;从与你口音不同的人那里购买整篮的水果;当你的孩子学会如何与新来的同学一起玩耍时,允许他们或欢笑或流泪地吵闹;即使门外风雨欲来也敞开自家的大门;倾听他人生动地描述自己的痛苦遭遇,即使那会让你心伤;现在就邀请他人来炉边共餐。脚已踏入门内,脸上满是欢迎,这种别人能够察觉到的习惯在长久之后,会变得坚定(也变得可知),变得理所当然。

如何“发动”和平?面对面而已。


译注:

[1] 巴哈伊教徒:由巴哈欧拉创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伊朗,其著述言论构成了被认为是满足人类现阶段、即迈向成熟阶段之需要的最新启示体系。其基本教义可概括为“上帝唯一”、“宗教同源”和“人类一体”。

[2] 二元论:二元论是本体论的一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意识和物质两个实体,试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


审校丨@tranquil772  @独眼一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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