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友人的表扬对中国很重要

作者:刘远举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11-12,星期三 | 阅读:1,037

APEC即将在京召开,为保障环境、交通、安全,北京可谓全力以赴,启用放假、限行、安检升级等政策,但是,这些措施却影响到了基本的民生所需,快递延迟了、牛奶停供了、暖气暂缓供应了,不免招来很多民众抱怨。

与小孩子喝不上新鲜牛奶相比,是APEC餐饮服务的无比精确。根据媒体报道,APEC预计开餐142场,就餐人数约7.3万人。最长送餐路段,直线距离300米。为使食物保持温度、口感和品相,餐饮人员经过秒表计时反复演练,最终用5分45秒到达餐桌,也即所有菜品从厨房端出到餐桌上,只能在5分45秒内——“演练”两个字的时候,让我想到了另一段历史。

“文革”后期,中国开始与西方缓和关系,1971乒乓球队破冰之旅后的第二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在此之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全国进行了规模庞大的动员,老师们反复教导孩子:美国人要来了,但是,是他们找上门来,并不是邀请来的,而且,随行人员中很多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各个单位中,领导也开始训导职工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比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在具体的迎接方式上,也颇费思量。由于中美的长久敌对,且未建交,所以,不能组织迎接社会主义兄弟的那种十里长街式的盛大欢迎,但是,又不能街上无人。最终出台的政策是,在尼克松访问北京期间,所有机关、学校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8点钟前下班或放学回家。

后来,尼克松在书中写道:“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是空空荡荡。”

在尼克松访华过程中,比较为人所知的就是“大扫雪”事件了。按计划,尼克松将游览长城,但在前一晚,突然天降大雪,而且,根据天气预报第二天仍有大雪。由于登长城的政治意义,美方也表示不能取消。为保证一路安全,北京市动员了十几万人扫雪,从钓鱼台到八达岭80多公里的路途上,几十万人连夜奋战铲冰扫雪,甚至长城上的雪都扫了。

除了扫雪,中方为尼克松游览长城还准备了假游客,并组织了几次演练。不过,由于大雪,领导认为,下雪的长城不应该有那么多游客,所以,很多人参加了演习却没能最终出场。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马耳它总统明托夫访华时,又一次去扮游客陪游长城、十三陵。有趣的是,虽然领导不断强调“随意些,还要再像游客一些”,但高压之下的人们又如何能同今天的中国人一样放松呢,还是露出不少破绽。

美国人看到大雪后还有人在石桌上打扑克时,好奇地走过去围看,而那几个演员照打不误,对美国客人置之不理,后来,被批评为“不礼貌”!在尼克松游览定陵时,气温极低,但却有一些儿童穿着毛衣,不合时宜地在那里游戏、打扑克,刻意安排的痕迹太浓,被美国人看出来了。事后,周总理对此向尼克松表示歉意,在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还有赞赏周总理当时的坦诚和直率的记叙。

北京行程结束之后,尼克松和周恩来一同飞往上海,签署《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在如何接待尼克松这件事上,上海人没有采取北京那样的粗暴做法,而是显示了上海海派文化特有的“细腻”之处。

在余秋雨《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类似他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却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对帝国主义分子过于热情;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很多事情仍然没变,但更多的事情已经发生改变。

不变的是,外国人的评价,仍然那么重要。这种重要使得中国如此好客,任何细节上外国人的表扬,都会被拿来当做中国的成功,外交自然无小事,包括精确到秒的上餐时间。当然,很多人也觉得“与有荣焉”。

不过,更多的事情却改变了。如今,动员数十万人义务扫雪的“盛景”已经不可想象。前两年拜登访华,到小店吃面的举动,虽然被评为亲民,但很多人却在网上抱怨,拜登封街作秀耽误了他们的事情。当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改变已经发生,就注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中国人的批评比外国人的表扬更加重要。

按:有关“他者”在中国的形象及语境变迁,《大家》作者押沙龙 亦有撰文,详见下文:

《真洋鬼子的假奖状》  文/押沙龙

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在某个陌生县城里见过两个骗子。一个长相憨厚,打扮得土里土气,看上去简直老实得像块砖头。他背着一个蛇皮袋,怯生生地向一个墨镜男打听:周围哪里有银行,儿子从美国寄来的外币,他要去兑换哩。墨镜男要求看看他的外币,看了一眼就像被蝎子蛰了似的,尖着嗓子喊:“这是……这是英镑啊!英镑!你可晓得?”但人家砖头男是个老实人,哪里晓得英镑美元这等子弟门庭?他就觉得人民币花起来方便,想一比一地换成人民币。墨镜男马上拍板,全部拿下!但是很遗憾,他手上的现金不够,万般无奈只好在街头拉人合伙买。为了鼓动大家的购买热情,墨镜男发表了街头演说,向大家普及外币知识。

他说世界有三大伟人: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为什么美元、英镑、马克最值钱?因为它们上头就印着这三大伟人。其中最伟大的是谁?是丘吉尔,所以英镑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我看了看那张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上面的世界第一伟人丘吉尔留着神气的小胡子,瘦小精干、相貌清奇。

当时我急着赶车,没机会看到大家的反应。我记得自己还挺感概:这么弱智的骗术怎么可能骗到人?骗人也要做好功课,干一行钻一行嘛,像这样怎么能吃饱?对他俩还忍不住有点同情。当然了,我这个立场不太对,此外我的担心恐怕也有点多余,阿森纳队教练温格就说过:人的智慧和愚蠢都没有止境。

前些天,光明网爆出一个大新闻:《红楼梦》的后二十八回手稿由于中国皇帝的迫害,在中国销声匿迹,但它并没真正消失,而是在异国辗转流传,最后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收藏。李约瑟又将他赠给中国学者张贵林。遵照李约瑟的提议,张贵林重新改写了《石头记》的后28回,将其带回祖国,使其终于重见天日。我对《红楼梦》一直颇有兴趣,看过不下十几遍,所以这个新闻一下吸引了我。

我岳父曾经在我们小区买过一个高档手表,里头镶嵌着12粒南非天然钻石,表盘上还有大颗红宝石,原价九千八,打完折一百五。这个手表的背后还刻着一行字:MADE IN NANFEI。我觉得,这个曹雪芹这个英国手稿比我岳父那个NANFEI手表还假。任何稍具常识的人都应该能看出来这个新闻漏洞百出。但是让我吃惊地是,好多媒体和网站都毫无批判地转发了这条新闻,更让我吃惊的是,新闻下面的跟帖大多都是“激动!”“好期待!”“国宝!”,数量之大很难让人相信都是水军所为。

虽然红学界肯定不会买账,但是张先生还是完全有可能靠李约瑟忽悠住一批人的。可惜的是,他迫不及待地亮出了他改写的二十八回目录,这一下真是见光死了。这个书稿不愧是英国科学家收藏的,目录带有浓厚的维多利亚地下文学的风格:“荣华富贵憋死元春,猛遭蹂躏奸死迎春”“长春大帝同性恋爱,门衙子破解石头记”……这要是从俄国科学家手里得来的,估计就得是“证前盟木石共革命,悟大义宝黛赴延安”,要是从美国科学家手里得来的,就得是“潇湘妃子临危受命,银河舰队挂帆远征”,要是从日本科学家手里得来的……那我简直就不敢想象了。

其实这种新闻是有模板的:美公司愿花500亿求购我国一张中药方,遭到婉拒;美国防部长指出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XX歌舞队在奥地利金色大厅演出火爆,一票难求,著名指挥家史策勒热泪盈眶握住演员的手:“你们让我见识到了中国艺术的美妙!”;看到中国科学家的水变油方案后,美孚石油总裁惊呼:末日到了!

外国的科学家、艺术家、教授、官员们为了中国的事情十分忙碌,而且他们的身份还经常变化。我就曾见过一个单页广告:一脸睿智的摩根弗里曼(在广告上他不叫弗里曼,也不是演员,而是一个大学的教授)用他荣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发明,帮助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施瓦辛格(在广告上他是无名氏)解决了性困扰。

中国骗子喜欢用外国人做道具,借力使力、隔山打牛,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因为毕竟有国界和语言的隔膜,大家相对难以查证。一个方面也跟外国人在中国的“他者”形象有关。国内诚信状况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相形之下,外国专家深目高鼻,看着个个都跟一辈子没喝过地沟油似的,多少让大家感觉可靠一些。而这么可靠的人都来说我可靠,那我当然就比这些可靠的人更可靠。

说到这里,倒让我想起了玛丽·卡雷对“形象学”的一种说法。卡雷认为:“他者”的形象从来都不是对方的真实反映,而是被主体构建出来的。主体依靠“他者”的形象来界定自己、理解自己。所以我们心目中的“外国人”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人。用比较绕口的方式说,就是:“外国人”是中国人理解中国的一种工具。

因为写作的原因,最近我一直在查阅八九十年代的旧报刊。我发现外国人作为“他者”的形象几十年里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总体来说, 八十年代时期主流文化中的“外国人”形象,比现在的“外国人”更正面一些。从九十年代开始,这一形象开始多少有所矮化,但其中的某些特点好像还是保持了下来。

他们往往感情脆弱,而且多少显得有点大惊小怪,眼眶子浅。他们特别喜欢“热泪盈眶”,喜欢“感动”,喜欢“惊呼”,他们随时准备为中国人的艺术表演而流泪,为中国人的爱国情操而感动,为中国民科的发明而惊呼。而且他们特别渴望用高薪挽留中国的人才,可惜每次都惨遭失败。如果你只看这些文章的话,你会认为几十亿外国人最喜欢的戏剧是京剧,最信赖的医学是中医,最崇拜的人是周总理。

一般来说他们是诚实善良的,万一他们是顽固的、歧视中国的,那么他们最后一准会因中国人的卓越表现而改变看法。这个时候他们喜欢走上去,拍着主人公的肩膀:“我为说过的话向你道歉”,然后竖起大拇指,“中国人是好样的!”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据说是小学课文。里面的主人公在国外漂流的时候遇险,身上一无所有,就剩下了系在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红旗。他走进一家面包店,准备用身上新买的大衣换块面包,老板却拒绝了。他拍着主人公的肩膀(外国人特别喜欢拍肩膀)说:“可以用五星红旗换面包。”主人公“凝视着手中的五星红旗”,断然拒绝。老板抬高价码,用两块来换,也被拒绝。主人公离开面包店的时候昏倒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病房里。面包店老板竖起大拇指,(外国人也特别喜欢竖大拇指)说:安心养病,费用我来付!这时主人公发现,床头的花瓶上有一束鲜花,“花丛中插着那面心爱的五星红旗”。

既然收在语文课本里,我当然不能说这个故事是杜撰的。但是它确实符合官方主流文化里外国人的“他者”形象。

世事嚣嚣,天下滔滔,吾谁与归。人在成长中总会碰到自我认同的问题。这个时候,王后就会问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小明就会问汤姆:谁是世界上最可敬的人?从那以后,小明出门就忘不了带上汤姆了。

关于作者

刘远举,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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