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演讲:我思故我在

来源:声声慢的qq空间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12-24,星期三 | 阅读:2,153
译者:声声慢

思想自由与官方宣传
哲学译丛
Free Thought and Official Propaganda

罗素 1922年

罗素,1907

作者小传:罗素,全名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第三代罗素伯爵(Bertrand ArthurWilliam Russell, 3rd Earl Russell),生于1872年5月18日,卒于1970年2月2日,享年98岁,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无数人将罗素视为这个时代的先知,而与此同时罗素的许多政治立场在西方乃至东方却又是十分有争议性的。1950年,罗素以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声声慢,2010年8月

译者摘记:此篇文字出自罗素1922年3月24日在South Place Institute 所作的演讲(Conway MemorialLecture),罗素在这个演讲中,把所有不接受传统宗教教义、不接受正统观念的组织成员或个人统称为“思想自由的人”。认为思想自由与宗教是相对立的,人类理性中求真的愿望与信仰的意志是相对立的。“反对思想自由”具有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传统根源,缺乏事实依据的种种假说被当作正统信仰,必然导致宗教和政治迫害。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科学与自由思想的迫害,与现代宗教、政治迫害没有本质区别,指出,要保障思想自由,要倡扬科学秉性,就必需取消因言治罪。批判性的、非教条的认知态度(receptiveness)是科学的真态度。教育应该从中小学开始教给学生怀疑主义的认知能力,而不是给学生灌输种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思想假说和官方宣传。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教学生追求真知而不是教化他们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去轻信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中的种种假设。教育应该让青少年在今后的人生中对各种蛊惑人心的、唯心的教唆产生一种免疫力。有两个简单的原则有助于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第一个原则是,教育应该担负起它的使命,教育人们只相信那些有理由证明其为真的各种假设;第二个原则是,各样工作应该让胜任它的人去做。

此演讲稿曾在英、美国家单独出版,后收入《怀疑论者文集》(Skeptical Essays,Routledge Classics,2004版),中文世界已有该文的译本,由中国三联书店出版(2007年)。本译文出自本译者,非出自任何中文出版物,译文的注释由本译者所加。


罗素演讲正文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主办人是芒居-康威(Moncure Conway)[i],他一生致力于实现两个伟大的目标——思想自由与个人自由。在实现这两个目标方面,自康威那个时代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今天,与旧时代不同的新危害对这两种自由构成了威胁。如果活跃的公众舆论不被激发起来为这两种自由辩护,那么,我们将比100年前还更缺乏这两种自由。我这个演讲重点是要谈谈自由受到了哪些新的危害,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遇到这些危害。

让我们先来弄清什么是“思想自由”。这个称谓有两个意思。狭义的说,它是指所有不接受传统宗教教条的那些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可以是“思想自由的人”(free thinker),只要他不是基督徒、穆斯林教徒、佛教徒或神道教徒(Shintaoists)[ii],或不是沿袭正统观念的组织成员。在基督教国家,如果一个人不虔信上帝,人们就称他为“思想自由的人”,虽然,这在佛教国家尚不至于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希望贬低思想自由的意义。我本人就不相信所有那些已知的宗教,我希望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最终都会消亡。我认为,自古至今权衡下来,宗教信仰主要不是一个善的力量。虽然我也承认宗教在某个时期、某些地方发挥了善的作用,但我还是认为,宗教属于人类童年时期的一种理性,也属于人类过去成长阶段的理性。

但是,还有一个广义的“思想自由”——它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传统宗教的危害主要在于它扼杀了(prevented)广义上的思想自由。思想自由的广义性不如它的狭义性那样容易划出界限,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理解(arrive at)它的本质。

当我们说某事某物是“自由的”,我们的意思并不确定,除非我们能说出这个“自由”是“摆脱”了什么压制的自由。我们说某个事物或某个人是自由的,我们是指这个事物或人是不受外在压制的,而且我们应该准确地说出这个被摆脱了的压制属于哪一类。因此,当思想摆脱了某些外在控制的时候(这种控制并不鲜见),我们就可以说,思想“是自由的”。对思想的控制,有些是非常明显的,但有些显得不那么容易察觉和描述elusive)。如果思想须是自由的,这些控制就必须取消。

我先说说那些明显看得见的思想控制。当一个人因为坚持或不坚持某个观点,或当一个人对某些问题表达信或不信而受到法律惩罚的时候,思想就是不自由的。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实现了这一基本自由。在英格兰,按照“亵渎神灵法”(Blasphemy Laws)的规定,对基督教表示怀疑是非法的(虽然这个法律在实践上并不用来惩罚有钱人)。讲授耶稣曾传布过的“不抵抗思想”(non-resistance)[iii]也是非法的。因此,任何人,只要他不想触犯法律,他就必须声明他认同耶稣的教义,但必须避免说出那一则教义的内容。在美国,任何人想要进入该国,必须首先庄重宣誓他不相信无政府主义和一夫多妻制度;进到美国后,他还必须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日本,一个人如果宣称他不相信天皇(Mikado)的神性,他就触犯了法律。这样一来,一个人若要环游世界,他将踏上非常危险的旅途。默罕默德的信徒、托尔斯泰的信徒、布尔什维克党人或者基督徒——这些人若踏上旅途而不成为某一国的罪犯,或者对于他们认为是重要的“真理”一言不发,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仅适用于三等舱乘客,头等舱乘客的信仰是不受限制的,只要他们不去强迫别人接受他的信仰(offensiveobtrusiveness)。

很清楚,思想如果须是自由的,最基本的条件是要取消因言治罪。没有一个大国取消了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虽然大多数大国都认为它们已经实现了言论自由。仍然受到迫害的那些言论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邪恶的和不道德的(monstrous andimmoral),以至于宽容的普适原则不被采用。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iv]的迫害之所以可能发生,也是因为有与此完全一样的观念。正如今天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一样,新教主义思想过去也曾被认为是邪恶的。请诸位不要因此认为我是新教徒,或者是布尔什维克。

在现代世界,法律惩罚是阻碍思想自由的次要因素。对思想自由的两大阻碍是:经济惩罚和证据失真(distortion ofevidence)。如果一个人因表达了某种言论而无法谋生,那么很清楚,思想就是不自由的。同样清楚的是,如果辩论一方的所有论点(arguments)始终被发扬光大(presented asattractively as possible),而辩论的另一方的论点却要经过艰难险阻才能传递给大众。这两种阻碍存在于我所知的所有大国——中国除外——她是人类自由的最后避难所。令我关注的正是这些阻碍,即它们在目前有多么严重、它们会否扩大、它们会否缩小。

当不同的观点(beliefs)能够自由辩论(free competition among beliefs),譬如,当所有的观点都能自主申辩,而且所有这些观念都不享有法律或经济上的优势(legal orpecuniary advantage),那么,我们就会说,思想是自由的。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由于种种原因,它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我们有可能做到比今天更接近这个理想。我亲身经历的三件事可以说明,在现代的英格兰,对自由度的衡量是偏向于基督教利益的。我这样说的理由是,许多人完全没有认识到公开宣称自己相信不可知论将使自己处于何等的不利地位。

第一个事例发生在我的幼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位思想自由者(free thinker),在我年仅三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为了让我如思想自由的人一样成长,我父亲请来两个思想自由者作我的监护人。但是,法院无视他的意愿,要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来接受教育。这个结果令人失望,但它并不是法律的过错。如果我父亲授意我应该作为基督教兄弟会成员( 该教派不接受三位一体说,主张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来接受教育,或作为马格莱顿教派信徒(于1650 年创立的英格兰清教派成员, 反对三位一体,相信圣灵启示)来接受教育,或作为耶稣复临信徒来接受教育,那么,法庭可能连做梦都不会拒绝我父亲的意愿。父母有权要求在他们死后把迷信思想灌输给他们的子女,但却没有权力要他们的子女摆脱迷信的影响。

第二个事例发生在1910年。那时,我希望作为自由派人士进入议会,议会督导(Whips)把我介绍给某个选区的选民。我在自由协会(the LiberalAssociation)发表演讲,他们对我的演讲反应积极,我被推选为议会代表几成定局。但是,该协会的一次核心小组会议向我质询时,我承认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他们问我世界上有没有可知的事实,我说可能有。他们问我应不应该偶尔去做做礼拜,我回答说我不应该去。结果,他们选择了另一位候选人,这人顺利获选,从此一直在议会占有议席,而且是本届政府(1922年)的一名成员。

第三个事例发生在之后不久。我受剑桥三一学院之邀,在那里做讲师,但不是校务委员会成员。其区别不在于酬金上,而在于,校务委员会成员对于学院的管理有发言权,在其成员任期内除非出现重大的道德问题,不会被解聘。不给我校务委员资格的主要原因是,牧师团体不希望增加一个反对教权的票席。结果,到1916年,他们因为不喜欢我对战争的看法把我解职了。如果我当时全靠讲课来维持生计,那我定会挨饿。

这三个事例说明,即便在现代的英格兰,公开表明自己是自由思想者的人仍受到各种不平等待遇(disadvantages)。这些人都能从他们各自的经历中找出类似的事例,其性质往往要比我的遭遇严重得多。其最终结果是,那些经济拮据的人大都不会公开谈论自己对于宗教的看法。当然,我不是说只是、或主要是因为宗教原因我们才缺少自由。共产主义信仰或自由性爱(free love)所遇到的阻碍远大于不可知论。不仅坚持这些观点对坚持者个人不利,而且这些观点很难找到支持者。另一方面,在俄国,优势和劣势完全被颠倒了:那些宣称信奉无神论、共产主义和自由性爱的人获得了舒适的生活、掌握了权力;而对官方舆论的反对意见根本不可能被宣传。结果,在俄国,一群狂热的信徒对一套值得怀疑的假设抱以确信的姿态,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另一群狂热的信徒对另一套完全对立的、同样值得怀疑的假设抱以确信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无可避免地招徕战争、苦难与迫害。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v]曾传授他的“信仰的意志”(will-to-believe)学说。从我的角度,我认为我应该传授“怀疑的意志”(will-to-doubt)。我们的信仰,没有哪一个是十分真实的,它们有含混和错误的缺陷。增加我们信仰中真理的可信度的方法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方法包括听取各方的言论、确认所有相关事实,与观点相左的人讨论,以纠正我们自己的偏见;原有的假设如果被证明是失当的,我们就要及时放弃它。这些方法也是科学上采用的方法,它们构成了科学知识的一个部分。每一个从事科学研究、追求科学真理的人,都会承认,那些在当前被看作是科学知识的发现都要经过新的发现的纠正;然而,它却非常接近于真理,并得到广泛应用。在科学上,当一种近似于真实的知识即将被发现时,人们对它的态度是试探性的、充满怀疑的。

可是,在宗教与政治领域,虽然其中没有任何接近科学知识的事物存在,但每一个人都把坚持教条式的主张看作是社交礼节上所必需的,必须以饥饿、监禁、战争来支持这些主张,对不同意见的争论严加防范。如果对这些问题建立一套不可知论的思想框架,现代世界上十之八九的罪恶(evils)都会被根除(cured)。只有当每一方都认识到双方都是错误的时候,战争才能避免,宗教、政治迫害才会停止。人做什么工作应根据他的工作能力而不是根据他是否巴结当权者的非理性的教条来决定。因此,单凭理性的怀疑,我们就足可以迎来一个欢乐祥和的新千年(如果它果真能够来临)。

最近这些年,相对论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思想和科学秉性(scientific temper)[vi]的光辉典范,世界接纳了它。爱因斯坦——一个德国-瑞士籍犹太人,和平主义者,在战争初期被德国政府聘用从事研究和教授工作;在停战后不久,他的预言很快得到1919年英国一项日食观察活动的确认。他的理论动摇了传统物理学的整个框架;他对经典力学的冲击,不亚于达尔文对创世说的冲击。几乎任何地方的物理学家都已经表示,只要事实足以证明他的理论,他们就准备好了完全接受它。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爱因斯坦本人——会说他道出了最后的箴言(the last word)。他没有在错误教条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代表所有时代的丰碑。有许多难题是他不能解答的;爱因斯坦的理论也必将被修正(modified),就像他修正了牛顿力学一样。这种批判性的、非教条的认知态度(receptiveness)是科学的真态度。

如果爱因斯坦在宗教和政治领域推动了一种同样新的认识,其结果会怎样呢?英国人会发现它的理论中的普鲁士主义成分,反犹分子会把它当作犹太复国阴谋(a Zionist plot),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会发现它有胆怯的和平主义者的污点,并宣称它是为了躲避服兵役而玩的花招。所有守旧的教授会向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vii]申请禁止他的著作输入英国。支持他的教师会被解职。同时,他还会引起某个落后国家政府的注意——这个国家只允许传授爱因斯坦的理论,其他理论都是非法;在这个国家,爱因斯坦的理论已经变成神秘的教条,谁也无法理解。他的理论的真伪问题最终在战场上一决胜负——而无需采集任何新的证据来支持或反对这个理论。这个方法就是由威廉-詹姆士的信仰意志(will-to-believe)所得出合乎逻辑的结果。我们需要的不是“信仰的意志”,而是求真的意愿,这个意愿恰恰与“信仰意志”的是对立的。

如果理性的怀疑态度是我们应该具备的(desirable),那么,我们就需要追问,在这个充斥非理性主观臆断(irrationalcertainty)的世界,怎样才能采取理性的怀疑态度。非理性主观臆断的存在,主要是由普通人性中内在的非理性和轻信所致。但是,智慧原罪(original intellectualsin)这颗种子却受到其他机构的滋养和培植——这类机构主要有三类,即教育机构、宣传机构与经济压力机构。让我们逐一讨论它们。

 一、教育

童年时期的罗素

所有发达国家的初等教育皆由国家控制。课本上的某些知识连编写教材的官员自己也认为是虚假的。书本上还有其他许多知识在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看来也都是值得怀疑的。拿历史课来说,每一个国家都力主在中小学历史课本里面讲述自己的光辉历史。当一个人在写自传的时候,他会表现出某种谦卑;但当一个国家给自己写传的时候,则是自吹自擂、极尽虚荣。在我小的时候,课本上说法国人道德败坏,德国人品德高尚;现在教科书又反过来说。两种说法都没有尊重最起码的事实。德国教科书上讲滑铁卢战役,说威灵顿一败涂地,是布吕彻[viii]力挽狂澜;英国教科书上则说布吕彻对于扭转战局作用很小。德国和英国教科书的编写者们都知道他们并没有讲出历史的真相。美国教科书曾经是强烈反英的;自那场战争以后,美国人开始亲英——两种情况都无视事件的真相(参见《自由人》第532页,1922年2月15日)。在之前及自那以后,美国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一直是要把那些混杂的移民儿童教化成“美国良民”(good Americans)。很明显,谁也不认为“美国良民”像“德国良民”、“日本良民”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就必定是坏人。“美国良民”是指相信美国是地球上最美的国家的男人或女人,他们在争论中都一定会得到热情的支持。这些假设有可能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一个理性的人就不会与他们争吵。但如果这些假设不是真的,那么其他国家也同样可以做类似的假设。一个国家用来宣传自己荣耀的种种假设,是颇遭怀疑的,它们传到国外不会有人相信。同时,各个国家的全部国家机器都运转起来,让毫无自辨力的(defenseless)儿童相信那些荒谬的假设——以使他们产生为真理和权利而战的错觉,并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去维护邪恶的利益。这只是数不清的教育方法的一种,它的目的不是教人追求真知而是教化人屈从主子的意志。初级学校如果没有一套精心设计的骗人机制,民主的幌子就难以保持。

在结束教育问题的讨论前,我再举一个美国的例子——不是因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糟糕,而是因为美国是最现代的国家,它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多。在纽约州开办一所学校,即便全部由私人集资,也必须得到州政府的许可。最近新颁布的一则法令规定,给学校颁发的许可证上须载明,“学校不得宣讲以武力、暴力或非法手段推翻已经组织起来的政府(organizedgovernment)”。《新共和报》指出,禁止的内容不限于推翻已经组织起来的政府。因此,法律也会在战争期间规定,宣传武力推翻德皇政府(the Kaiser Government)是非法的。自那以后,支持哥萨克人或邓尼金反抗苏维埃政府也是非法的。当然,这样的结果不是出于本意,而是设计上的错误。在同一个时期通过的另一个法律,其意图也是明显的,它对州立学校的教学内容作了限制。这项法律规定,中小学教师的执业证书只能颁发给那些“宣誓效忠”、服从该州政府和合众国政府的人,不得颁发给那些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提倡了与本州政府或合众国政府有异的政府制度的人。正如《新共和报》所载,该法的起草委员会规定,“不认同现行社会制度的教师……必须自动放弃他们的教职”,“那些不去积极反击社会变革思想的人,没有资格向青年人、老年人讲授公民义务”。因此,根据纽约州的这项法律,基督和乔治-华盛顿的道德水准都不合格,都不能胜任教育年轻一代的职责。如果基督来到纽约城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ix]。纽约州校董事会主席则会答说,“先生,我没有证据证明你在积极反击社会变革思想,实际上,我听说你主张上帝之国,而这个国家,感谢上帝,是一个共和国。很清楚,你的上帝之国的政府在物质上与纽约州政府不同,因此,我们不允许我们的孩子靠近你。”如果这位校董事会主席不作出这个回答,他就没有依法克尽职守。法律的这些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都说纽约州的政府和社会制度是地球上最好的制度,但我们只要把此话拿来辩论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大概都有待完善。按法律规定,承认“政府和制度有待完善”这个假设的人,就不能在州立学校教书。因此,法律要求教师要么成为伪君子,要么成为傻瓜。纽约州法律中暴露出来的危险正在扩大,它是州、托拉斯或托拉斯行会垄断权力的结果,政府阻止学生去了解政府不喜欢的学说(doctrine)。我相信,还是有一些人认为,一个民主国家是很难与它的人民分割开来的——这是一个错觉(delusion)。国家是官员的集合,他们各司其职,只要能维持现状,他们就能获得丰厚的收入。他们唯一希望对现状作出的改变是强化官僚制度和官僚的权力。因此,他们也就很自然地应该利用这些机会——通过获取对雇员的裁判权来煽动战争,用饥饿来惩治他们的下属。在教育等知识领域,这种形势是令人窒息的。它断绝了所有进步、自由以及知识的创建机会。这样一来,整个初级教育自然就被单个组织所支配。

由于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看重宗教,今天,宗教宽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但是,今天政治和经济占据了过去由宗教所占据的位置,迫害的程度在加深,而且不局限在一方。俄国对舆论的迫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我在彼得格勒见过一位著名的俄国诗人——亚历山大-布罗克[x]。他后来是给饿死的。布尔什维克要他讲美学,他抱怨说,布尔什维克强迫他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讲美学。他一直很困惑,为什么音韵学与马克思有关。虽然,为了避免挨饿,他曾尽了很大努力想要弄明白。在俄国,自从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谁要是刊印材料来批判他们那个政权赖以建立的教条,那是不可能的。美国以及俄国的例子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人们只要狂热地相信政治多么重要,就不可能对政治问题怀有自由思想,就会有太多的危险,使自由的缺乏扩散到所有其他问题上——就如俄国的情形一样。只有对政治抱以一定程度的怀疑,我们才会免遭这个不幸。

我们必须假设提出,教育官是希望年轻人成为有教养的那些人。而问题是,他们传授的是信息,而不是智慧。教育应该有两个目的(objects:第一,传授实在的知识[xi]——诸如阅读、写作、语言、数学,等等;第二,创立思维习惯,使学生能够获取知识,形成他们独立的见解。我们可以把第一个目的称之为“信息”(information,把对第二个目的称之为“智慧”(intelligence。信息的作用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得到了承认;人口如果没有知识文化(not literate,就不可能有现代国家。而智慧的作用只是在理论上而非在实践上被承认。普通人的独立思考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些独立思考的人很难管束,还带来管理上的诸多困难。按柏拉图的语言,只有监护人才有思考的权利,而其他人必得服从监护人,或者像羊群一样追随头羊。这个学说,常常是无意识的,它在政治民主被引入后,存活了下来,并极大地污染了所有的国家教育体制。

在传授信息而不传授智慧方面获得最大成功的国家,是新近加入到现代文明国家行列的日本。日本的初等教育在教学上据说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是,除了教学,它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宣传对天皇的崇拜——这个信条与现代化前的日本情形比,被大大强化了。因此,学校既被用来传授知识,也被用来传播宗教迷信。我们由于不会受天皇崇拜的诱惑,因而能清楚发现日本教义的荒谬之处,而我们自己民族的迷信总是让我们觉得自然而又明智,以致于我们不会以我们看待日本迷信的诚实态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迷信。但是,如果一个去过外国的日本人坚持这个论点:我们的学校宣传迷信,与相信天皇是神一样,都违背了人的智慧,我则会怀疑他是否真能开一个非常好的、人人都敢于效法的先例。

我并不是在寻找补救办法,而只是想找出问题的症结。我们陷于这样一个矛盾的现实之中,即教育成了智慧和自由思想的主要阻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垄断了教育,但这不是惟一的原因。

二、舆论宣传

我们的教育机构(system)培养出会读书的年轻人,他们多数缺乏对事实的辨别能力,缺乏独立的见解。他们在之后的生涯里,受到各式各样声明的纷扰(assailed),这些声明旨在迫使他们相信各种荒谬的假设——诸如布朗克药丸(Blank’s pills)包治百病、斯皮兹伯根(Spitzbergern)是一个气候温和而土地肥沃的地方、日耳曼人吃人肉,诸此等等。现代的政客、政府所施行的这种宣传来源自广告术。广告家们对心理学的贡献是很大的。在过去,大多数心理学家可能会认为,一个人可以向许多人郑重其事地宣传他的商品(wares)是多么的优良。但是,经验表明,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如果我在大众面前宣称自己是世上最谦卑的人,他们一定会嘲笑我;如果我攒足了钱,在所有巴士、主要的有轨电车沿线的招贴板上作同样的宣誓,人们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害怕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异常害羞的人。我若走到一个小店主跟前说:“你瞧这街上和你竞争的那些人,他们正在抢走你的生意;你怎不设法把生意放一边,站在路中间,把他们先杀掉?”如果我这样告诉店主,他一定会认为我疯了。但是,如果政府郑重其事地带着军乐队来做此声明,这些小店主们则会热衷于听取这个声明,之后在发现生意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又会十分诧异。今天,将成功的广告手段用于宣传成了所有发达国家政府公认的一种方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民主舆论的创立方法。

现在实行的舆论宣传,具有两个邪恶特征(evils)。其一,它以非理性的所谓理由来呼吁人们相信它的主张,而不是围绕这个主张进行严肃的辩论;其二,它使一些人通过财富或权力的不公正手段获得一种优势,借以垄断公共话语权。围绕宣传是激发情感还是启迪理性的问题,我本人倾向于认为,人们有时做了太多无谓的争论。情感与理性之间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有一条清晰的界限。而且,一个聪明的人可能会组织一套足够理性的论据(argument)来支持他的立场,以争取获得别人的采纳。就任何真实的问题展开的辩论,辩论双方总会提出各自好的论据(argument)。我们可以正当地拒绝接受对事实所作的绝对而错误的陈述,因为它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by no meansnecessary)。 “皮尔士香皂”这名称虽不带任何主张,但它足可以促使人们去买它。如果这组字样在所在之处被换上“工党”(Labour Party)字样,数百万人都会把选票投给它——虽然那些广告并未宣传它的任何功绩。如果争论双方的论点受到法律的限制,却又让逻辑学家小组来鉴定是否与辩论的话题相关、是否是有效的论点,那么,宣传的弊端就会像现在这样延续。假设在这个法律之下,争辩的双方都有一个好的辩论话题,其中一方有100万英镑花在宣传上,而另一方却只有10万英镑用于同样目的,那么,很明显,钱多的一方的论点(arguments)将比钱少的一方的论点得到更多人的了解,进而在辩论中获胜。如果政府是辩论的一方,这种胜败的区分就更明显。

在俄国,政府几乎垄断了整个舆论宣传,这种垄断是没有必要的。俄国政府相对于反对派拥有的优势一般都使它能取胜,除非它有一件格外糟糕的事件发生。我们反对舆论宣传,不仅在于它诉诸了非理性,更在于它使有钱人和掌握权力的人不公平地获得优势(advantage)。思想自由的一个基本保障是要求人人都有机会发表他的言论,它只有凭借完善而详尽的法律来获得保障——(在俄国)这样的法律尚无实施的希望,因此解决办法主要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改善教育,使公众舆论对政府宣传抱更大的怀疑态度来实现。我在此讨论的问题不是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二、经济压力

我已经谈到阻碍思想自由的几个方面,我想在此更广义地谈论这个问题——对它所具有的危险,如果不采取明确的步骤去纠正,其危害性就会扩大。给思想自由施加经济压力,在苏俄能够找到最好的例子——在这个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前,政府可以用饥饿来惩罚那些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如克鲁泡特金[xii]。俄国在这方面不是唯一的国家,只是比其他国家做得更过分。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xiii]前期,同情德雷福斯的教师会被取消教师资格;在事件后期,站在反德雷福斯立场的教师,也同样会失去教职。在美国,直到目前我仍怀疑,一个著名教授如果直言不讳地批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他是否还能保住教职——因为所有大学校长都得到或希望得到洛克菲勒的捐赠。在全美国,社会主义者倍受攻击,他们除非才能超群,否则极难找到工作。凡是在工业较发达的地区,托拉斯及垄断对整个工业的控制导致雇主数量减少,使得雇主很容易掌握黑名单,这些黑名单可以把那些不服从大公司管控的人搞得没饭吃。随着垄断在美国的扩张,美国也染上俄国国家社会主义特有的弊病。从自由的角度看,一个人是受雇于国家还是受雇于托拉斯,没有本质区别。

在美国这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以及在其他条件与美国类似的国家,如果一个人希望谋生,他就得避免与企业大佬之间产生敌对关系。这些大佬希望他们的雇员也认同(起码在表面上认同)他们的见解——那些宗教的、道德的以及政治的见解。一个人如果公开表示他不认同基督教,或主张放宽婚姻法的限制,或反对大公司权力——他就会发现美国是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国家,除非他凑巧了是一个颇有名望的大作家。对思想自由的限制也必然发生在每一个经济组织实际上被垄断的国家。因此,在这个经济成长中的世界,自由比在十九世纪更难得到保障——那时毕竟还存在着自由竞争。担心思想自由得不到保障的人,必然会正视这个现实,认识到在工业化之初给出的办法已不能解决现今的问题。

有两个简单的原则,如果采纳,将会解决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第一个原则是,教育应该担负起它的使命,教育人们只相信那些有理由证明其为真的各种假设;第二个原则是,各样工作应该让胜任它的人去做。

首先说第一个原则。在授予人职务、给他工作做之前,考察这个人的宗教、道德以及政治观点是一种恶习,是现代版的宗教、政治迫害形式,其迫害程度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不相上下。旧的自由可以得到合法维持,但这些旧自由在今天的作用微乎其微。在实践中,如果一个人因自己的某些观点而挨饿,他不会因为知道法律不根据他的观点来惩罚他而得到些许安慰。公众中有些人反对让那些不归顺英国国教的人、那些坚持非正统政治观点的人挨饿。但是,很少有人反对拒绝雇佣(rejection)无神论者、摩门教徒、极端共产主义者,或那些主张自由性爱(free love)的人。这类人被认为是邪恶的人,拒绝雇佣他们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没有认识到,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拒绝雇佣这类人,已经达到了宗教、政治迫害的程度。

我们如果充分认识到宗教、政治迫害的危害,它就会激起公众舆论,要求保证不依人的信仰来雇佣人。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当中最正统的人有朝一日也未必不会沦为少数人。因此,限制多数人的专制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除了公共舆论外,没有其他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里多数人的专政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数人的统治相比,其问题更严重,因为,它甚至消除了业绩优异的雇主(exceptionalemployer)所能提供的机会。工业规模每扩大一点,独立的企业主数量就减少一些,宗教和政治迫害就加深一些。我们必须为此展开斗争,就像过去争取宗教宽容一样。在这两场斗争中,斗争的成效关键取决于(宗教)信仰的强度(the intensity ofbelief)在多大程度上被减弱(decay)。人们若确信天主教或新教是绝对真理,他们就会自愿按这个所谓真理标准来进行宗教、政治迫害;人们若十分确信宗教的现代信条,他们也会愿意以它的名义来进行宗教、政治迫害。怀疑态度虽不是宽容理论所必须的,但却是实践宽容所必备的。接下来我要谈的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关于教育的目的问题。

如果世界需要宽容,那么,学校就必须让学生养成对证据进行量度的习惯,不去赞同那些没有真实依据的假设。例如,我们应该教学生读报的技巧。校长应该选讲一些许多年前发生过的、在当时曾引起人们很大政治热情的某个事件。他应该给中小学生读那些报道——让他们了解当时报纸上一派是怎么说的,另一派又是怎么说的,然后客观公正地把事情的原委叙述给学生们听。他应该从各方的偏见出发,让学生认识到,一个训练有素的读报者怎样推知实际发生了什么,他应该让学生懂得,报纸上的报道或多或少都有不真实的成分。通过这样的教学可以获得一种愤世嫉俗的怀疑态度(cynicalskepticism),它可以让青少年在今后的人生中对各种蛊惑人心的、唯心的教唆产生一种免疫力。否则,即便正直的(decent)人也容易被蛊惑去完成恶棍们巧设的阴谋计划。

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法来讲授历史。譬如,拿破仑在1813、1814年的两场战役可能在《观察家杂志》[xiv]上有过报道,官方报道每一次战役时,都说盟军被拿破仑军队击败,以至盟军兵临巴黎城下时令巴黎人大为震惊。在更高级的课程里,应该鼓励学生们去计算一下列宁究竟有多少次遭遇托洛茨基的暗杀图谋,以此了解人对于死之无畏。最后,他们应该得到一本政府批准的中学历史读本,让学生推知一下,法国中学历史读本怎样谈论我们与法兰西的战争。这与采用灌输的方式对公民进行道德说教相比,是一个好得多的公民教育方法。

必须承认,世界上的诸多恶行既是由于道德缺陷,也是由于缺乏智慧造成的。人类至今尚未找到可以消除道德缺陷的办法;说教、规劝只会在原有的罪恶清单上添加“伪善”的罪名。相反,通过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耳熟能详的方法,人的智慧却比较容易得到增进。因此,我们至今虽未找到有效的德育法(method of teachingvirtue),我们就必须得通过增进智慧而非提高道德水准来寻求进步。听信宣传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主要障碍。通过告知学生谎言的流行形式,轻信就能大大减少(diminished)。今天,轻信的危害大于它在过去的危害,因为,由于教育的发展,现在比过去更容易扩散虚假的消息,由于民主的引入,在权势者看来,今天散布虚假消息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报纸的流通量增加了。

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让世界来接受这两个信条:(1)根据人的能力来分配他们的就业,(2)教育的目的是纠正人们的轻信习惯,让他们不再相信缺乏事实依据的那些假设。我只能说,这必须通过开明的公众舆论(an enlightenedpublic opinion)来实现。开明的公众舆论只有靠希望有这种舆论存在的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不认为社会主义者(Socialists)主张的经济变革本身能够治愈这些弊病。我认为,不管政治领域发生什么事情,经济发展的潮流将使精神自由更难得到保障,除非公众舆论坚持要求雇主不要控制员工工作以外的生活。把政府的职能限定在教育检查,并将检查严格限定在实在知识的教学(definiteinstruction)和教育拨款上。这样,教育自由就更容易得到保障(如果人们渴望得到这个自由的话)。但是,这样却会把教育交给教会——因为,不幸的是,教会比思想自由者者更急于要(anxious)传授他们的信仰。如果人们真正渴望得到自由主义教育(liberal education)[xv],自由主义教育就能得到传授,进而开辟出一个自由领域(liberal field)没有比这更需要法律来给予保障的了(More thanthat ought not to be asked of the law.)。

我这次演讲是要呼吁大家来传播科学的秉性(the scientific temper),它与科学的结论性知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科学秉性能够提振人类的精神,它能够把我们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那些体现为机械形态、毒气和黄色花边新闻(yellow press)的科学成果大有可能导致我们的文明走向彻底堕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对立物,换成火星人,他可能会以淡定超然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对于我们人类,它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子子孙孙未来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一个更幸福的世界呢,还是一个凭借科学方法来进行相互灭绝、把人类未来留给黑人(Negros)和巴布亚人来看管的世界。

 


[i] 芒居-康威(Moncure Daniel Conway), 1832-1907,美国废奴运动活动家、牧师、作家

[ii] 神道教(Shintaoist):日本本土宗教,起源自7至8世纪,明治维新之后成为日本帝国的国教,后来成为军国主义的统治工具,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投降,神道教的军国主义化被突然切断。1946年昭和皇帝宣布他不是神道皇帝。今天,日本有1.19亿人信奉神道教,“神社”(shrine)是民间神道教徒的活动场所。

[iii] 不抵抗 ( non-resistance)是一套社会变革的哲学和策略。 “不抵抗”属于非暴力的一个分支,不主张对敌人采取肢体抵抗。不抵抗思想的实践者拒绝抗击反对者,或拒绝主动采取自卫。在现代,“不抵抗”被用作社会示威的工具,最著名的当属印度独立斗争中由圣雄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

[iv] Inquisition,指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后泛指任何审判异议的正统机构

[v]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美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终其一生都在探讨超个人的心理现象与超心理学,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有不能以生物学概念加以解释的地方,可透过某些现象来领会某种“超越性价值”;并强调人有巨大的潜能尚待开发,人的意识只有很少一部分为人所利用。他曾参与类似禅坐的静坐活动,表示静坐是一种唤起深度意志力的方法,可以增加个人的活力与生命力,也做灵媒的实证研究。此外,詹姆斯横跨哲学、心理学与精神医学界,对超意识的自动书写很感兴趣,曾大量收集案例,并发现青少年最能借此表达内心的纠葛与人格之冲突,他还注意到自动书写有时能解开罪犯的犯罪症结,但并非人人能自动书写,必须透过催眠或其他方法。

[vi] 科学秉性,或科学态度,scientific temper, 指探求逻辑思维、避免偏见和主观臆断的态度。讨论、辩论与分析是科学秉性的必备条件,它要求人对各种观点持开放的姿态。公正、平等、民主是科学态度的内在要素。

[vii]指英国首都伦敦警务处总部。负责地区包括整个大伦敦地区的治安及维持交通等职务(伦敦城除外)。苏格兰场位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市,离上议院约200码。

[viii]格哈德-冯-布吕彻(Gebhard von Blücher),滑铁卢战役(1815年6月16日–19日)中普鲁士军队指挥官。英国-普鲁士盟军在滑铁卢战役战胜拿破仑军队从而结束了拿破仑的帝制复辟。

[ix] 原文引用自《马可福音》第十章第13节,“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x] 阿利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布罗克 (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лок), 1880-1921,普希金之后俄国最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之一。

[xi] 实在的知识(Definiteknowledge),指所有那些确切无误而且不可能被改变的人类基本知识

[xii]彼得· 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俄语: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因为他父亲是俄国世袭亲王,他被人称为是“无政府王子”,但他抛弃了贵族继承权。他有许多著作,比较著名的有:《田野、工厂和工场》、《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夺取面包》。他在《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1902年出版)一书中主张,虽然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然界的法则是“适者生存”,但在动物世界存在另一种重要的法则——合作,动物组成群体更利于生存竞争,在群体中年长的动物更容易生存下来,因此也更能积累经验,不会互助合作的动物种类,更容易灭亡。克鲁泡特金主张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因此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会,人们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预,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提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取消私人财产和不平等的收入,按需分配,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他认为要实现这种理想,需要从教育青少年入手,青少年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参加劳动和户外考察。他主张对监狱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应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克鲁泡特金一生公正无私,胸怀坦荡,从不计较权力和物质利益,受到许多人的敬佩。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评价他在生活中实现了托尔斯泰追求的理想。英国作家王尔德说他是自己见到的仅有的两位真正快乐的人之一。

 

[xiii] 德雷福斯事件,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法语:Affaire Dreyfus),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事件,事件起于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误判为叛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此后经过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事件终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德雷福斯也成为法国的英雄。

[xiv] 法国官方于1789-1869年间发行的一份杂志,全名《环球观察家杂志》(Le MoniteurUniversel)

[xv]自由主义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又称“大学文科教育”,它是属于、关于或基于大学或学院课程中的传统艺术和科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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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罗素演讲:我思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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