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文化寒冬的童话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05-12,星期二 | 阅读:1,560
王晓渔

2015年4月,几近耳顺之年的诗人汪国真去世,他的离去像他的出现一样炫目。那两天我在雁荡山,偶然避雨走进一座亭子,亭子里的一对夫妇正在谈论 汪国真的去世。听到路人谈论诗人,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汪国真尤其唤起了我的同龄人——40岁上下的一代人——的记忆。25年前,几乎一夜之间,一名 叫“汪国真”的诗人出现在各种报纸的文化新闻中。汪国真的“传奇”,在他去世之后再次被讲述:他的诗作如何被热心读者认真摘抄,再以手抄本的方式传播;他 的诗集又如何一印再印,反复被盗版。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山高路远》),“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热爱生命》),“获得是 一种满足/给予是一种快乐”(《如果生活不够慷慨》)——对于这些诗句,我没有更多的看法。我同意此前对汪国真达成的共识,他的诗作是励志的格言体,无论 思想还是修辞都乏善可陈,适合写在留言本上,也适合出现在峰会演讲中,惟独不适合出现在新诗选本里。文学有多样性,但多样不等于相对主义,见仁见智不意味 着没有优劣之分。2001年有一本《十诗人批判书》,选择了郭沫若、徐志摩、艾青、舒婷、余光中、北岛等十位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作为批判对象。颇可寻味的 是,汪国真不在此列。这是对汪国真最为直接的否定,他的诗作甚至没有批评的价值。

对一位写作者的去世表达哀悼之情,这是人之常情,没有疑义。但有些意外的是,此次汪国真的去世,引发了对他的诗作的“重估”。

像汪国真这样家喻户晓级别的文化明星,通常在公共场合讲授心平气和的心灵鸡汤,接人待物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气焰嚣张”为常态。汪国真例外,与他打 过交道的人士基本上都对他的宽厚称赞有加,儒雅、谦和、真诚,这是朋友们常见的评价。大多数文化明星对公共事务视而不见,或者选择政治正确。余秋雨含泪劝 告地震灾民不要请愿,以免被反华媒体进行反华宣传;于丹主张“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均已成为“佳话”。但 据朋友朱顺忠回忆,汪国真向他问起制造呼格吉勒图冤案的“那几个坏蛋”是否已经受到惩处,当听到否定的答复时,汪国真骂了句“我操,妈的”。他还回忆,在 某个历史纪念日时,汪国真说起遗忘是一种不应该犯的罪过,话说得很长,称:“如果把遗忘都当成习惯的话,那么这个罪过就更大。”(南方周末4月30日)

这些细节使得汪国真的形象变得立体起来,但由此推论汪国真是“大家级别的诗人”,则是过犹不及。诗的好坏,不能等同于诗人的道德。对人宽厚,在私下 场合对公共问题表达义愤,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德性。如果这些德性可以让公众对一位文化明星刮目相看,只能说明公众对文化明星的期待有多么低,文化明星的形象 又有多么差。在私下场合表达对公共问题的义愤,不值得过高评价,在酒桌上此种声音比比皆是,最为困难的是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评价一位公众人物,重要的是 他的公开言论,而非窃窃私语。

很多同龄的读者缅怀阅读汪国真的青春岁月,因而对汪国真的诗作颇为赞赏。因为缅怀自己的青春,转而对汪国真的诗作进行“拨乱反正”,这与知青一代对自己的苦难表示“青春无悔”并无两样。怀旧往往是衰老的开始。

汪国真从大学时代开始写诗,在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中无声无息,投稿频频遇到挫折,直至1990年闪亮登场,并非偶然。1989年至 1992年,是“文革”结束至今近40年舆论、思想和文化最为一律的时期。当时报端最常出现的是“反对和平演变”、“西方敌对势力”、“动乱精英”等词 汇,80年代的先锋文化处于蛰伏状态。生活在这些词语中,再阅读“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 顾风雨兼程”,“获得是一种满足/给予是一种快乐”,仿佛接受精神按摩,缓解了那个时代的紧张感。

有论者认为,格言体为诸多诗人共享,汪国真是“替罪羊”。不必否认,此前的朦胧诗和此后的诸多现代诗同样有格言体的痕迹。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 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回答》),“在没有 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这些诗句如果单独列出,和汪国真没有根本区别。但是,北岛并不仅仅写下这些诗句,他还写出了“看吧,在镀金的 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回答》),“从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宣告》)。这种书写是汪国真完全不具备的。即使这样,到了80 年代中期,更年轻的诗人已经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在北岛被“PASS”之后,汪国真却重新被接受,这与时代的逆转有着某种必然的关系。当然,汪 国真不必为他的流行承担责任,这不是他所能决定的。在绝大多数时代,汪国真式的文字都会流行;但是只有汪国真式的文字在流行,一定是一个非常时代。等到 1992年之后,在文学青年之中,海子迅速取代了汪国真。

汪国真的诗并非没有存在的价值,励志格言和心灵鸡汤同样有存在价值。但是,励志格言和心灵鸡汤不是好诗,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汪国真是一位诗人,也 是一位好人,但很难说是一位好的诗人。汪国真对自己的诗缺乏自省,每当面对批评,总是以读者众多作为自我辩护,但读者数量与作品好坏几乎没有关系,否则 “语录”就成了史上最好的文学。

汪国真的诗,仿佛一个文化寒冬里的童话,温暖着不知所措的读者。与之类似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小说的三部分别出版于1986年、1988年、 1989年,最初虽然获得不少读者,在先锋小说的汹涌浪潮之下并不显山露水,但后来迅速居上,1989年拍摄成电视连续剧,次年播出,1991年获茅盾文 学奖。在1989年至1992年间,汪国真和路遥是独特而仅有的文化符号(此前或此后,他们虽然仍然流行,但不再拥有那种绝对的位置;《渴望》亦可归入这 一文化谱系),他们的脱颖而出,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庸常和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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