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中美英——新“三国演义”

来源:彭博商业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10-28,星期三 | 阅读:2,182

撰文:许知远

编辑:汪吕杰

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习近平访问英国。作为3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中、美、英之间的关系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最为核心的影响。这也就要求我们对美国与英国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国家有更深入的了解,包括思想层面和政治层面,而不仅仅被现在的国际局势所局限。本文选自许知远《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从历史的角度对中美英三国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更对美国与英国在思想、政治领域的相同和不同进行了全面的剖析。

《醒来 110年的中国变革》

作者:许知远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3-01

书摘

大约171年前,确切的时间是1831年4月,法国贵族青年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博蒙动身去美国。仅仅一年前,托克维尔刚刚结束在巴黎的学生生涯。在校期间,他深受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后者认为,世界的历史尤其是法国的历史,将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的胜利。

英国左翼思想家拉斯金后来认为,导致25岁的托克维尔最终决定前往美国考察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托克维尔的自由理念与他的贵族家庭发生了冲突;二是面对混乱的法国政局,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尽管在那个讲究辩论的时代,他的口才太糟糕,又太不适合于权力游戏与煽动民心。

去美国的一个直接目的是,他希望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因为法国的实在太糟糕了。但从1830年11月起,他开始想写作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因为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又人人无法说清的话题。

拉斯金在20世纪40年代说,在19世纪初谈论美国,就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谈论苏联一样引入注目。或许我还应该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谈论中国与毛泽东这一现象,因为当时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个陌生的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会说,”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能为现实提供参照,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在现实中,我们会通过观察别人而反省自己。同样地,在努力理解其他国家与民族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找自己的弱点或是优势,寻找改进的方式。

托克维尔带着“改造法国”的愿望前往美国,在当时横穿大西洋需要38天。托克维尔尚不知自己赶上了了解美国的好时刻。纽约城市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路易斯·P·马瑟在2001年出版的《1831年的日蚀》中将1831年视作美国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建国之后,内在冲突在这个年轻国家里愈演愈烈:蓄奴者与废奴者、宗教与政治、州政府与联邦制、机械力量与自然力量……此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个人特性似乎正暗示了这种混乱,这个总统一直到结婚前都不识字,他的妻子后来教会了他。他还曾经与人决斗,并杀死了对方。这样一个人竟成了当时的美国总统。所以,托克维尔很自然地发现,在这个年轻的国家里粗俗与活力同样显著。

这次旅行持续了9个月,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拜访了上千人,他们用同样的方式与总统和平民交谈。这次旅行的结果演变成《论美国的民主》,它在1835年出版了第一卷,迅速为托克维尔赢得了名声,却并未给他带来更理想的政治生命。他和写作《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一样,都善于在书中表达政治智慧,却从来不会运用。

仅仅依靠9个月的旅行,一个人就能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吗?当时法国最伟大的批评家圣伯夫在表示赞扬之后,仍不无刻薄地补充道:“他还没有学到什么,就已经开始思考了。”但时至今日,《论美国的民主》依旧是该领域中最权威的作品,就连美国人自己都这样认为:托克维尔希望在美国的发现能够为法国带来生机,而美国人则在这个内心倾向贵族制的法国人身上看到了自己。

关于美国与美国人的特性,托克维尔用“缺乏传统”与“民主制度”来解释。他写道:“美国人最幸运之处在于他的历史是一张白纸。”最初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的那一群人渴望摆脱欧洲令人烦恼的教会冲突与种种束缚,他们没有多少追求,不过想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生活。而当时间到了1789年时,第二场严峻的考验摆在美国人面前。詹姆斯·麦迪逊、本雅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创造了《权利法案》的过程,仍旧是历史中的一个谜团,他们的确创造出一种能够让“自由与秩序”并存的制度。政府受制于人民,而非人民由政府控制。当时主要的美国政治家几乎都是启蒙运动的传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这些最初的立法者–是不同势力间的彼此制衡确保了民主制的延续,在孟德斯鸠那里就是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

好了,回到1831年的美国。总之,它已经具备了现代美国的一切特色,人们在民主制度下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生活习性,包括后来人们总是谈起的“对金钱的迷恋”、“对公共生活的热爱”、投身于工商界更甚于政界与军界,还包括他们为什么热衷于要别人夸奖自己,如果别人不说,就自己夸奖自己。托克维尔对此的解释是,美国人实在没有历史,更没有贵族传统,在英国这样的贵族传统中,贵族们认定自己的特权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对此从不心虚,而美国人则缺乏这种自信,他们必须不断重复,才能相信自己。

托克维尔也提到过分民主化的危害,比如人的平庸化、缺乏伟大事业心、群众的暴政等。杰斐逊在1789年时也有这个担心,所以他强烈要求设置贵族色彩浓厚的参议院,以便与平民色彩为主的众议院抗衡。

但不管怎样,这种美国的民主制让人看到了生机。尽管1831年的美国,除了制度,没有任何令人骄傲的成就,这里的居民沉浸在无知的自满之中,他们的阅读作品主要来自英国与欧洲,除了最基本的层面,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与信念。用拉尔夫·爱默生的话来说,美国精神仍未觉醒。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美国发生的变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接近完美的样本。我们看到它的制度与200年前并没有太多的改变,那些年轻的政治家们的设计使美国继续发展下去,挺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刚刚过去的”9·11事件”,缔造了一个接近于全面发展的国家。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技术力量上绝对领先——即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所说的硬性霸权,同时它在文化上的极度扩张则造就了无所不在的软性霸权。美国精神不仅开始觉醒,它已经开始压抑那些传统悠久的民族精神,就像埃及人或中国人已经感受到的那样。

如何解释这种变化依旧令人困扰,没人能够全面与令人信服地解释美国的崛起与未来的趋势。如果你参考历史学家丹尼尔·布鲁斯汀的美国三部曲(《美国的民主历程》、《美国的殖民地历程》及《美国人》)将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另外,纳尔逊·布莱克所写的《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也有所帮助。

如果由我来写作,我更愿意着重描述在政治、商业与文化上三条线索的变化。商业的线索最为清晰与持久,托克维尔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三句话不离美元”,除了庸俗,我们还可以对此解释道,在民主的国家里,人与人身份惟一的区别就是金钱的数量。当然,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理查德·泰德罗还说,美国人尊重金钱,因为金钱是最没有偏见的。

几代天才商人奠定了现代美国商业世界:第一代是所谓的强盗资本家,他们是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J·P·摩根等一批人,他们从19世纪末中后期出发,在一片荒原上建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帝国,创造了大众市场,他们使美国的生产力量超过英国。

第二代的代表是创造了现代汽车业的亨利·福特、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通用汽车的管理者阿尔弗雷德·斯隆、时代出版公司创办人亨利·卢斯、露华浓公司的缔造者查尔斯·瑞弗森等,这一代商业领袖在”强盗资本家”的基础上,使公司变成美国最伟大的机构。他们的事业在1920~1960年中达到顶峰,而这一段时间正是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强国的过程,是他们缔造了”美国世纪”。

第三代则是英特尔的创造者罗伯特·诺伊斯、IBM第二代继承人小托马斯·沃森、花旗银行的新领导沃尔特·瑞斯顿、《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苏兹伯格等,他们继续着美国的商业传奇,并开始在信息革命领域内进行创新,他们试图将美国拉入一个新时代。

第四代商业精英是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拉里·埃利森、杰夫·贝佐斯。《华盛顿邮报》一位记者称他们为”新帝国主义者”,他们创造了一个数字化的新世界,力图将新帝国的疆域拓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他们将历史拖入一个新的入口。

而商业的转型也同样折射出政治与文化的转变,他们共同促成了现代美国的形成。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美国依旧处于文化的贫瘠状态,尽管从爱默森、霍桑、麦尔维尔到惠特曼、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通过彼此的传承已经创造了美国气质,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美国的文学尚未得到承认,文学批评家拉泽尔·奇夫认为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仍处于一个大规模引入欧洲传统的时刻,那一代作家是”过渡的一代”。

无疑,以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斯泰因、帕索斯为代表的那一代作家的兴起意味着美国文化的成熟,他们共同从巴黎汲取营养,他们阅读雨果、马拉梅、乔伊斯,当他们以欧洲韵味来写作美国经历时,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迷惘的一代”中的代表人物在30岁出头便获得了国际声誉。而另一位年纪稍长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在193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至今文学批评家仍然对刘易斯褒贬不一,但他的获奖无疑具有标志意义。

而到2002年时,傲慢的英国人甚至开始提议声誉卓著的布克奖应将美国作家纳入评选范围,因为”菲利普·罗斯足以让任何同代英国作家黯然失色”。而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大众文化几乎影响(或是毒害)了整个世界。即使在精英文化领域内,美国仍逊色于欧洲传统,但却因为其包容性而成为高级文化的荟萃之地。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交响乐团与画廊。

至于在政治领域,《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马克斯·布特在最近出版的《和平的野蛮战争:小型战争与美国权势的崛起》中,从几次战争的角度回顾了美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变迁。布特认为美国人的小型战争分为三个阶段。从1700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是当时的海上警察,而美国则是英国的助手,他总是试图在英国的庇护之下,忙于打开落后地区的封闭市场(当然,常常是暴力的),以形成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美国人的军舰在日本、中国与非洲某些国家同样出现,尤其是在强迫日本人开放上做了最多的努力。

在1898年,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并获取后者部分的殖民地后,进入了第二阶段。它占领了菲律宾,并在海地、多米尼哥与古巴都拥有了殖民生涯,它也加入了1918年进攻苏联红军的欧洲联合阵营之中,也在20世纪30年代末参与了英国、法国拯救被日本占领的北京中的外国侨民的行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国之一。两位罗斯福总统在这期间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府,一位是西奥多·罗斯福,另一位是他的远房亲戚富兰克林·罗斯福。前者极大地扩张了美国的影响,而后者则通过”新政”与二战而将美国推向了世界的领导性国家的位置。就像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写的,当丘吉尔在1939年前往美国寻求帮助时,世界霸权的移交已经开始了。

二战后接踵而至的冷战,则促使美军建造了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所谓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敌对,使得美国的小型战争从未停止过。而在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面临着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美国希望能够担负起英国人遗留下的责任——19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英国人清除了海盗和奴隶贸易,使海洋变得安全,以利于贸易的发展;而今天的世界则面临恐怖主义、贩毒与武器扩散,美国需要打扫这些障碍,以利于全球化进程……

9·11事件将美国推入另一场转变之中,美国政府必须在干涉与过度干涉中学习如何更成熟地运用自己的强大力量,而其他国家则多少有些心怀不安地看着这场转变。既然,英国警察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美国警察也有一天会终结,到那时,我们的世界又该发生怎样的变化。而对于更多试图获得强大的国家来说,美国的几次转型充满着启发意义:它是如何强大,又将如何衰落。它不仅挑逗着政治家与历史学家的兴趣,也同样令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兴致盎然。

anyShare分享到: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许知远:中美英——新“三国演义”
文章链接:http://www.ccdigs.com/76032.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国际观察, 新闻视线.
标签: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