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大稻埕与台湾的未来

来源:彭博商业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11-6,星期五 | 阅读:2,313

撰文:许知远

编辑:汪吕杰

据新华社消息,习近平、马英九将于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强调称,二人将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和名义相见。
作者许知远在2013年时通过台湾民族运动者蒋渭水与台北古老市区大稻埕,给了大陆人理解台湾的另一个维度,值得我们重温。

(本文于2013年7月刊于《商业周刊/中文版》APP)

“台湾人负有做媒介日华亲善的使命,日华亲善是亚细亚民族联盟的前提,亚细亚联盟是世界和平的前提,世界和平是人类最大的幸福,并且是全人类最大愿望……简单来说,台湾人是握着世界和平的第一关门的键啦。”在台北的大稻埕读蒋渭水,颇有一种历史嘲弄滋味。这段话出自他在1921年10月的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这个协会是台湾精神觉醒的重要标志,时年31岁的蒋渭水是这个潮流的领袖。

淡水河旁的大稻埕,是台北古老社区之一,也曾是台北繁华的中心,淡水河旁的码头,把茶叶运往整个世界,也令此地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迪化街两旁那些充满了南洋风格的旧宅,似乎仍在表明这一切。不过,那是1860年代到1920年代的故事了。当淡水与福州、汕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同时开港后,台北也取代了昔日的台南、鹿港,成为新的财富中心。从福建引入、在台湾种植的茶叶,成了台北的财富之源,其中一款还有一个富有诱惑的名字:东方美人。财富也总会催生别的事物。对很多人来说,大稻埕更令人怀念的是它曾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地、台湾政治与文化意识的启蒙之处。

电影《大稻埕》剧照

当蒋渭水发表他的演讲时,日本人占领台湾已经26年,武力抵抗早已失败,文化抵抗则成了新一代台湾精英的新希望。日本帝国内部的改变,也使这一切变得可能。倘若从1905年的普选法案通过算起,“大正民主”时代延续到1925年才算结束。比起“明治维新”一心寻求国家富强的集体情绪,这20年的日本则开始体味民主的滋味。思想家们宣扬立宪主义,然后是普选运动的兴起,最后是阶级运动到来。这是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不同的社会阶层开始争取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世界潮流也同样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帝国秩序,一股“民族自决”的风潮也因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鼓吹而流行一时,令所有被殖民的弱小民族振奋不已。

台湾日侵时期医师、民族运动的火车头,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民众党的创立者——蒋渭水

变化也影响到作为殖民地的朝鲜与台湾。朝鲜1919年爆发了争取独立的“三一运动”,台湾则从漫长的沉闷中醒来,它的精英人物一方面强调立宪主义、自由平等,期望从殖民者手中获取更大自主权,另一方面则试图激发起台湾意识——倘若台湾人不知道自身历史、文化与使命,怎样抵御殖民者?

朝鲜“三一运动”约200万人参加

蒋渭水为台湾赋予了“握着世界和平的第一关门的键”的意义时,他也深知这可能仅仅是一种夸大其词,他希望借此来激励台湾社会。在文化协会成立一个月后,他在《会报》上发表了《关于名为台湾的病人——临床讲义》,称台湾人是“世界的文化低能儿”,并开出了五剂药方:正规教育、补习教育、幼稚园、图书馆、读报社。

从1921年的文化协会到1928年台湾共产党的成立,192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不同思潮彼此交锋的过程,一个充满实验精神的年代。蒋渭水在这里开设大安医院、春风得意楼,发行《台湾民报》,向前来巡视的裕仁皇太子请愿,日后他被称作“台湾的孙中山”。所有的努力,反映出台湾人的某种悲哀。当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订时,他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割让给日本,当他们寻求清王朝帮助时,甚至未获得任何鼓励。而当1920年代的台湾精英们试图反抗日本殖民者时,也很少有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更无从给予他们支持,他们反而从日本国内的自由派中获得少许慰藉。

《台湾民报》——为反抗日本文化“同化”而在当时台湾存在的中文报刊,有“日据下台湾人唯一的言论机关”之称

除去蒋渭水的新文化运动,大稻埕也是“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地,很多台湾人相信,这是台湾反抗外来政权的又一次悲壮努力。它也是这个岛屿悲情历史的最重要的一刻,从荷兰人到日本、国民党政权,它似乎总是外来者的牺牲品。

重提蒋渭水与大稻埕,是为了提醒大陆人理解台湾的另一个维度。自从连战在2005年历史性的访问以来,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交流不断增加。相比于此前台湾向大陆的单向流动,一种双向的流动开始了。在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这交流更迅速扩展到大陆民间社会,普通的大陆人也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个“宝岛”的面貌。

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到3月13日将全岛镇压,死者多达3万多人

理解在增加,但片面理解也更为流行。国共争端成了理解台湾的单一视角。人们从台湾寻找中国历史的另一个可能性,着迷于那一群被长期刻意忽略的人与事,似乎这个岛屿的历史不过是从1949年开始的。

单一视角也容易产生单一的解决方案。政府与民间,都用文化与民族的传统来强调两岸关系,用经济手段来拉近距离。大陆很少意识到台湾是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其中蕴含的历史情绪远远超越简单的经济与传统文化的维度,有时,你越强调这两点,台湾社会所流露的感情就越远。

历史上的台湾

四个世纪以来,原住民、荷兰人、郑成功、日本人、国民党、闽南人、客家人、美国影响,这些混杂的经验已经逐渐凝聚成一个共同的台湾经验。民主政治为这种混杂提供了舞台、黏合剂与身份标签。历史与传统并不仅仅是身份认同的唯一来源,身份认同也同样可以建立于对未来的期待,建立于新创造出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每个国家与地区,都不仅仅意味着山川、人口、历史、风俗、城市与乡村,它也是一种理念。德国音乐家舒伯特曾宣称,在美国,十三扇“金色的大门向不容异说和专制政治的受害者们敞开着”,而印度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在台湾,我们正目睹着如此压缩式的记忆与历史,如此不同的人群,如何在这么短时间内达成和解,从仇恨、撕裂到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台湾已成为一种理念,这个理念也是一个全球性故事的一部分。

倘若大陆不能理解台湾的这一理念,它们就很难真的弥合差距。经过一个世纪的隔离(先是日本殖民50年,然后是国共的对峙),两岸已发展出两套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价值,仅仅用经济纽带早已不够。

过去的几年中,我们感到大陆正因经济力量的增强而滋生一种新的自信。一直到十多年前,台湾还代表着未来,一个大陆该努力的方向。两岸的规模虽不对等,却因台湾的商业、技术上的领先,获得相对的平衡。如今,大陆正迅速赶上,“中国模式”也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大陆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新动力。

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旅游、工商业与传播中心——台北

从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刚刚签订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经济思维仍是两岸关系的主导性力量。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关系为平台的两岸协商催生的利益,都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试图把公民社会的对话更多引入,以平衡目前失衡的对话。

倘若我们真期望能改善现状,就从富有同情的理解开始。台北就像理解过程的某种缩影,这座城市不仅是台北101大厦、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正纪念堂或是殷海光故居,它也是大稻埕往昔与今日,是蒋渭水曾挣扎于中日间的无奈。

况且,历史并非线性进行。当蒋渭水在大谈台湾的重要性时,它的确在那一刻实现了,在冷战年代,台湾的确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在台湾经济崛起时,它曾是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经济体,它也曾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非凡的贡献。此刻大陆倘若不能超越经贸的单一视角理解台湾,就显得缺乏远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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