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为艺术而非政治诉求书写历史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11-24,星期二 | 阅读:2,147

黄佐思2015年11月23日

严歌苓 CFP

“做一个好姑娘。”2015年10月,作家严歌苓在她的家乡上海参加她的新小说《床畔》的签售会时给一个粉丝写下这样的赠言。《床畔》这部作品讲述了护士万红与她护理的一个英雄铁道兵之间发生的故事,时代背景跨越了“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和新世纪。与她别的作品不同,这部作品曾几度被放下,从构思到最终付梓经历了20年的时间。创作期间严歌苓曾尝试了不同的写法,书名也从最初的《护士万红》确定为现在的《床畔》。此次上海之行,严歌苓还负责为上海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研究生班讲授部分内容——这门课程选拔严苛,优秀的学生中也不乏一些青年作家。

作为著名旅美作家,今年57岁的严歌苓有常言所谓“传奇”式的经历:1958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小说家、剧作家萧马,母亲则是一名话剧演员。从小受到表演和文学双重熏陶的她既渴望登上舞台表演,又很善于观察生活。1970年,12岁的她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文工团团员,文艺兵严歌苓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舞蹈演员;1979年,21岁,中越边境战争爆发,她主动申请奔赴战地医院,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在这期间,记者严歌苓发现了自身的写作才华,渐次成为作家;1988年,30岁,已有三部长篇小说出版的她受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之邀赴美访问。访问期间,美国对于职业作家规范、专业的教育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她花了两年时间从“ABC”起步学习英语,通过语言考试并赴美国留学。1990年到1995年留学期间,她不仅获得了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文学写作的艺术硕士学位,还在这里遇到了她现在的丈夫劳伦斯。由于劳伦斯外交官的特殊身份,现居德国柏林的她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旅居和游历,这样特殊的经历也使得她总是有新鲜的故事和读者分享,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说,“我是过着吉普赛生活的作家,是从迁移中获得灵感和力量的作家。”

严歌苓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为影视剧,她也因此被更多的读者和观众所熟识——讲述中国文革期间普通夫妇被迫离散,生活和命运都发生巨大改变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归来》,并于2014年上映;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金陵十三钗》也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它以抗战时期的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1937年被日军侵占的中国南京,在一个教堂里互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讲述中国女孩在美国纽约闯荡的小说《少女小渔》被李安改编成为同名电影;以一个在抗战结束后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女子竹内多鹤为视角展开的故事《小姨多鹤》则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所以,除了作家,严歌苓还是编剧以及电影工作者。她跨语种写作的丰富性,也让她的作品较多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她在作品中对东、西方文化个性的独特阐释,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凝视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诠释,都折射出人性的繁复和极强的批判意识。

近日,严歌苓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采访中,她谈她父亲对于她作品的影响,也谈到对国内的文学审查机器、“高产作家”的标签,以及自己作品被多次改编为影视剧的看法。

采访内容经过编辑删节整理,未经受访者审阅。

问:你的新书《床畔》讲述了女护士万红和一个英雄铁道兵的故事,所讲述的故事是否有你曾经当兵以及到前线医院当战地记者这些经历的影子?这部作品和你之前的作品比较有什么不同?

答:我没有到中越战争的最前线,我只是到了野战医院的包扎所去采访,当时我还是一个跳舞的文艺兵,不是护士兵。但是在采访的时候我和医院的护士们一起上夜班、一起查房、送药,所以我对于军队护士们的生活还是比较了解的。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女朋友,过去在成都军区我们同属一个创作组,她也写作,做护士出身,所以很多有关护士的知识和故事我是从她那儿听到的。很不同也很有意思的是我的这本书最后被“催生”出来可以说归功于出版社。我的一个好朋友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她很希望出版我的一本书——我想来想去想到曾经有一个写的不太满意,一个“半报废”的东西,决定再把这个作品收拾一下。过去写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把这本书出版出来,写的不高兴、不满意了就放下了。后来既然答应了我的这个朋友,有这个责任了,我就再次完成了这个作品,我很负责地把这个作品坚持了下来,最后成书也确实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我也比较满意。

严歌苓的新小说《床畔》 CFP

问:《床畔》这部作品从构思到付梓经历了20年的时间,刚才你也提到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曾几度放下。为什么会这样犹豫?创作期间有哪些艰辛的历程?

答:这部小说我对它的期待值很高,所以我写了两次都不满意,第三次才把它写完。在20多年前我构思好了这个小说就和我父亲谈过,后来他建议我以两个“第一人称”来写——就是把植物人英雄和护士万红都以“我”来写,整个作品由两个人的内心世界构成,后来写出来我发现是失败的,因为我后来发现这个植物人是不是真正的活着对这个故事来讲不是很重要。因为我想写的是一个对一个女性、对一个爱护生命的女人眼中生命的价值和英雄的价值。经过了二三十年时间的变迁,她始终坚持着一种信念,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和要不要证实这个“英雄”是不是活着、是否沉睡关系不大,在书中也显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护士万红一直坚信他还活着的这个信念,这是一部抽象主义小说。我爸爸的建议使我走了一些弯路,但是跟我爸爸的讨论使我清晰了整个故事我想写什么。

问:受复旦邀请,今年你开始在大学教创意写作课,这是否得益于你在美国曾接受过的职业化的写作训练呢?这样的训练对于你的文学作品又有哪些影响?

答:很多年前在美国接受的职业化写作训练对我的帮助的确很大……还记得那时选修这门课,要大量地读书——和主攻文学学生惯常的读书方法不同,课程设置要求学生用一种比较特殊、比较感性的方法去读书。因为有大量的读书、课堂写作的课程,再加上“多写”和“多读”的培训,结课后,效果很不一样,它和我现在所讲授的课程很相似。那三年的学习也包括各种文体样式写作的训练比如散文、诗歌的专项训练,对于我自己的写作有很大帮助。

问:你有很多作品都被改成了电视剧或者电影,如果有机会穿越到自己或者别人的文学作品中,你希望自己是谁?打算做些什么?

答:我不希望自己穿越到其别人的作品里去,我也不想穿越到我自己的作品中去成为一个“角色”,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作家,一个创造者,一个创造了我的故事世界的“上帝”,我是我的作品的缔造者……作为“作家”,我这个角色非常有力量。

问:有人说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注定失去一些东西。对此你有是否感同身受?有没有看过根据自己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后有遗憾?甚至心疼?觉得原著中最心爱的部分被删除?被扭曲?

答: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说家都是自恋的,不可能完全认可任何一位导演、任何一个改编版本对于自己原著的诠释。所以,你说的“遗憾”“心疼”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个电影工作,又是常常很天真、很好奇——当自己的小说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产品后,我会怀着一种完全新奇的眼光去看它,把自己的原著改编版当成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作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又较少会体味所谓“遗憾”或“心疼”……现在,如果要求根据我的小说《陆犯焉识》改编成的电影《归来》同时包含我在原著中表达全部,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电影有审查制度,中国是一个在体制内做电影的国家。我觉得,任何一个导演看到一部中篇或是长篇的文学作品,或许都能从中发现属于自己的一个“视角”,他会从这个视角出发,找到一个足以刺激他审美欲望和创作激情的点。每个导演的“点”都是不同的——也许,张艺谋、陈凯歌、陈冲或者李安改编拍摄我的同一部作品,也一定会是完全不同的电影。李安拍《色戒》时,我去探班陈冲,跟李安谈到当年《少女小渔》的改编,李安说,他觉得那个故事应该发生在悉尼,悉尼比纽约更有特色……他也许不知道,我的《少女小渔》写的恰恰就是悉尼留学生圈发生的故事。

问:你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语言。对于翻译过来的作品你怎么看?更倾向于读原著还是译本?翻译版本和原版有哪些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小区别?

电影《金陵十三钗》剧照 CFP

答:我觉得这要看谁来译,译者非常重要。有的人翻译的语言很不错,可对于作者的语言风格并不完全理解,并无切身体味,有的译家译出了语言,却没译出文化,很难周全。我觉得,在翻译过程中,原著的文学质感多多少少都会有所流失,此事古难全吧。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翻译成更多国文字,我当然希望我自己的文学能让更多国家的读者读到,但我更希望今后能更好的译家一起合作。

问:身为一个旅美作家,你在写作时更倾向于哪一种语言?在不同长度篇幅的作品中,哪一种语言更占优势?还是说各有千秋?

答:我不觉得用中文或者英文写小说可以用“优势”和“劣势”这样的词来比较。用中文写出来的小说主要是为了给中国读者来读的。就国情而言,过去四五十年对于小说的发展非常非常差,小说的生存一直在很僵化的思想控制下,中国作家是在“体制内的体制里”写作的,中国的小说发展比外国落后半个世纪,而当国门打开文化开放,好多热人又开始崇洋媚外,觉得别人的小说就百分之百地好,这是不科学的……其实,中文和英文各有优劣。我常常在英文阅读中发现一些妙不可言的表达,在中文阅读中读到一些想落天外的呈现,它们一样让我惊艳,令我不知所措,以至哑然——我常想到的是,为什么这两种优秀的语言在互译过程中总会失去一些非常非常微妙的意蕴呢?

问:如何理解“体制内的体制里”?这是对于中国一直以来出版环境的评价吗?对于中国现在的出版环境你怎么看?

答:“文革”之前的出版环境我想你应该有所了解,简单说,就是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为准则,然后下面再加上宣传部门的层层监督,作家能够创作的东西很少很少,题材也非常非常少。我说的“体制中的体制”指的是中国本身是一个大的体制,其文学的宣传文化又是一个体制,一个更严的体制,这是“文革”前的情况,“文革”时期中国应该说是没有任何出版的,基本上是一个文学出版的“断裂期”。现在,我不在境内生活,所以没有觉得现在中国的出版环境特别严苛。我觉得,我在作品中的诉求均为艺术诉求而非政治诉求——虽然我写过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运动,写过这些运动给普通人命运带来的支配性改变,但在写作中,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于人性的探究,探究它的畸变之因,嬗迭之谜,并就此呈现人性的富饶与逼仄。

问:你曾在节目中谈到有些作品如果我不写,就感觉自己白活了。那么能否说出一两本或是几本书,让你觉得如果人们不读就白活了呢?

答: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读《红楼梦》就是白活一世。从心理学的角度,从哲学、禅学、道学的角度,甚至从服装学的角度,《红楼梦》都堪称典范,从它的一字一句、一招一式,读者可以窥见得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博大和美。《红楼梦》的故事从一个贵族家庭兴衰,言及市民阶层,芸芸众生,作者娓娓道来,熨帖得体,写得那么好——从中读者既可以感受到中国人的机警、聪明、狡猾,也可以体验到有做贵族日常生活精致、优美……它是综合了几乎所有学问的、百科全书式的一本大书,因此,曹雪芹是我心目中的“文学英雄”——他是最不功利的一个作家,他写作,仅仅是因为他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不讲的话,他就会死,而这也是我对文学、对作家的理解:你就是想写,至于写出来的东西能怎么样、有没有用、有没有功利,都不去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是最最纯粹的一种艺术创造,我们离他特别特别遥远,我特别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样——完全没有功利心地去进行艺术创造。

问:有很多人对你和张爱玲有所比较,如何看待张爱玲和海派文学?如何定位你在传统文学中的地位?

答:我不是张爱玲专家,关于她,肯定有很多专家、学者或张爱玲迷有比我更专业的评价。说到张爱玲,我非常喜欢她的作品,但却不是“张爱玲迷”,张爱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小说家,她笔下的上海生活精准,到位,令人着迷。不过,就个人经历而言,我是最最对立于张爱玲这种作家的作家——我是过着吉普赛生活的一个作家——少年时代在上海,到安徽,当兵后到成都,到西藏,甚至每年有三个月呆在西藏,也在北京,然后又去了美国,在欧洲、非洲、亚洲很多国家都住过……我是从迁移中获取力量和灵感的一个作家。

问:你有很多文学作品,其中也有很多被改编为影视剧,是一位“高质高产”的作家。请问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答:做到“高产”我觉得不难。现在,有的网络写手一天能写好几万字了,我还算“高产”?我倒是觉得,一个作家做到“高质”才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我也不知道我是否“高质”了,我只是要求自己努力写到最好,为了“高质”一定付出全部的努力。我知道,有些评论家觉得我写得太多、太快了,希望我写慢一点。针对这个,有一次,我演讲的题目就是“绝不为高产道歉”……我构思的故事多,我就是想把它们写出来。假如说我这辈子写的作品有很多令我不堪回看的作品的话,我的“高产”一定就会令我脸红——但目前为止,这“脸红”尚未发生……D·H·劳伦斯45岁的一生写了55部作品,跟他比,我是“低产”作家。

问:从纸质书到电子书再到手机,人们的阅读方式正经历着很大的改变,对此你怎么看?

答:我个人也拿手机看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阅读不一定非要用传统的纸媒体来阅读,只要能获取书本的信息量和以及它所裹挟的各种滋养,任何形式的阅读都无所谓。过去,我的书柜里有几千册书,搬起家来很麻烦——那些书我渐渐地捐掉了一部分……能带着一本电子书全世界走,里面能装下2000本书,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好的事,是一个大的革新,我很开心。

问:你的那么多作品都被拍成了电影,假设要选个电影导演将你的经历拍成一部电影,你希望来做这件事的那个人是谁?

答:我的这一生不值得被拍成电影,我也压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还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吧——我觉得,我还是拥有女人的小快乐、女人的平常心比较适意,每天陪陪孩子,跟狗玩一玩,做做家务,做做菜,隔短时间摆一次家宴,我比较开心。我从未想过会要去变成人物传记电影里的主角,你的假设在我心里也唤不出任何感觉……我喜欢阅读,每天睡觉前读会儿书,对每天成千上万噪杂信息的的纷纷乱乱的生存而言,有“收心”之效,它让人回归严肃、优雅、静谧的文字世界。阅读是我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黄佐思,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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