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光漫步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2-19,星期五 | 阅读:1,391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想象一下,十年后的仰光是什么样子?”两杯啤酒过后,我问桌对面的Nay Pont Latt。

仰光的19街,像是1990年代的北京三里屯的酒吧街与台北夜市的混合体。密集排列的酒吧、烧烤摊,穿梭的食客、卖唱者,人们围坐在低矮小桌前,饮酒、交谈、吃鸡肉串。

食客也映射出一个重新开放的仰光的新面目。我的隔壁桌是一对意大利情侣,他们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他们来自的那个小城的方位,是这个靴子形国家的最右下方,据说美得令人窒息。他们刚刚去过蒲甘,被那些佛塔惊呆可。他们的旁边则是一个日本家庭,一个脸蛋胖嘟嘟的小男孩绕着桌子跑来跑去,母亲的面孔白皙,父亲头发蓬松。

在20世纪,日本与缅甸一种特别的亲密关系。年轻的昂山将军曾期待与日本人合作,驱赶走英国殖民者。在1990年代的局部开放中,日本资金与技术则是缅甸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华为、小米的品牌形象出现在路边的小店里时,市中心则矗立着37层的“樱花大厦”。

Nay Pont Latt 短发,英俊,经常性地大笑,身着格子衬衣,腿上是一条松松垮垮的牛仔裤,我总担心它会随时掉下来。他是比Ma Thida更年轻一代的反抗者,出生于1980年。塑造他的事件不是1988年的起义,而是2007年的“袈裟革命”。在那一年,数十万的僧人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于军政府的不满。这是自1988年来缅甸最大的一场示威。僧侣在这里的标志意义不仅在国内激起广泛共鸣,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自1947年建国以来,军人、学生与僧侣,就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三个支柱,如今后两者都已公然反对第一个。

Nay Pont Latt的博客成为了外界理解这场运动的重要窗口。他是这个国家最早的一批blogger之一,还开办了两家Internet Café。这在当时的仰光是个彻头彻尾的新事物,新到尚未进入审查部门的眼界。

Nay Pont Latt毕业于仰光科技大学,却一心要成为一个作家。缅甸的军政府拥有世界上最严密、荒唐的审查制度,作为一个年轻作者,他发现自己找不到发表渠道。

当他前往新加坡工作时,发现了博客。这个城邦之国,有着除泰国之外的第二大海外缅甸人社区。自1962年的“缅甸道路的社会主义”实践以来,向外移民就成了就成了最聪明、能干的缅甸人的最佳选择。仰光与新加坡的平行故事,也象征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东南亚的戏剧转变。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仰光是这个地区最富裕、繁荣、世界性的城市,仰光城区那些沉默、典雅的殖民地风格的建筑群,让人想起上海的外滩或是开罗的法国区。当李光耀在1960年代初访问仰光时,他的梦想是将新加坡变成另一个仰光。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新加坡大放异彩,仰光则沦落在历史废墟中。

“我象是突然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没有审查,没有人告诉你该删除什么,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回忆起最初的快感。他不仅体验到自由之快感,还在海外缅甸人社区找到了追随者。他的博客成了很多人理解缅甸的窗口。他为此付出代价:他2008年1月被捕,因一个荒唐的、明显被捏造出来的罪行,被判处20年徒刑。接下来,很多网站被禁,博客被认定为非法。

“我没有特别的担心,也不会觉得要坐满20年”,提起六年前的审判,他几乎是笑着说,“监狱是个适合写作的地方,你能集中精神。”

入狱也给他带来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笔会在2010年授予他Barbara Goldsmith 奖(Ma Thida也曾得过这个奖项);《时代》杂志则评他为“最有影响力的100人”;小说家拉什迪为他撰写了推荐语,称他代表“一代缅甸人在令人绝望的审查中寻求自我的声音”的努力。

荣誉转化成国际压力。四年之后,他出狱了,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到来了。像很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他卷入了政治,在刚刚结束的大选中,他作为全国民主联盟(NLD)的候选人,在仰光的地方议会中赢得了一个席位。他即将成为一个议员。

作一个议员意味着什么?交通堵塞、电力供应不足、邻里的纠纷、学校经费、弹劾腐败官员……或许还有更多。我们在19街见面时,Nay Pont Latt刚刚从一场冗长、或许也无聊的培训中脱身。这是即将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的举措之一。像很多曾经民主转型的国家一样,权力的反抗者们突然变成了权力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丝毫经验,也缺乏运转这些权力的物质支持。

对于这种彼岸花,Nay Pont Latt既兴奋,也感到不适应,他多少觉得,自己丧失了很多自由,或许做一个作家更适合自己。

“变成另一个新加坡”,他这样期待十年后的仰光,他半开玩笑的说,李光耀固然是个独裁者,却“是最好的独裁者”。

提起蒲甘书店,Hunny流露出某种不自在。

“那不是真正的书店”,他说,“如果你想的话,我带你去附近的几家。”

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来说,39街上的蒲甘书店是仰光的必去景点,或许就像是旧金山的城市之光、巴黎的莎士比亚一样,它们都是窥视历史的一个窗口,也都出现在《孤独星球》中。

但与世界这些著名的独立书店不同,蒲甘书店以销售盗版书著称。从英国人类学家1940年代的北部考察到昂山素季的最新专辑, 这家不超过15平米的简陋小书店,似乎收集着关于缅甸的所有英语著作。奥威尔的《缅甸岁月》、《动物庄园》也占据的显要的位置。多年来,缅甸人相信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个国家。

这些书都惊人地便宜,因为它们要么是快印出来的,要么就干脆是复印的,色彩、纸张都散发着一股廉价的气味。但确是迷人的气味,对于一个不懂缅文的外来者,倘若你想真的的理解这个国家,这似乎是必经之旅。

我也能够想象对于一个信息闭塞的社会,这样一家书店意味着什么。它既是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也是一个通过他人目光理解自己的新视角。想象一下,倘若你生活在1970年代的北京,突然发现了一个收集了费正清、赛珍珠、林语堂、CIA的中国报告、毛泽东的外国传记等作品的角落,那该是怎样的欣喜。

Hunny不准备分享我的这种欣喜,他甚至想回避它。在香格里拉的咖啡厅了,我见到了这个脸颊鼓鼓的年轻人。不过30岁,他已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独立出版人,同时也是一名诗人,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项目的参与作家。他本名是Myay Hmone Lwin,但他喜欢别人叫他Hunny。他有个柔美、能干的妻子,替他打理着出版社的日常事物,还有个声名卓著的嬉哈乐手哥哥,将传统音乐与说唱乐混合在一起。

17岁那年,他从大学辍学,开设一家小小的出版社。他觉得在大学里实在没什么可学的,同学们都沉浸于赌博与酒精里。多亏他有一个开明、富有的父母亲,他开始了这桩被很多人视作疯狂的事——在这样一个有着严密审查的国家,你想成为一个出版商?

他最初的生意岌岌可危。他挺了过来,而且挺到了审查制度在2012年的终结。他突然发现,他可以出版任何自己想出版的东西。因为一本书的出版,他甚至有了盈余。前总理吴努的回忆录,销出了5万册,这在普遍销量是1千册的缅甸图书市场是个惊人的成就。

吴努也是他敬佩的政治家之一,在某个层面,像是周恩来式的人物,代表着缅甸建国一代中的世界主义、自由开放的一面。他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理,也支持文学、艺术、出版业。这个气氛在1962年的政变之后戛然而止,吴努本人则成了政变者奈温的公开反对者,尽管是个失败的反对者。对一些缅甸知识分子来说,吴努也代表着一个被错过的历史机遇。在1990年的大选之后,他曾希望自己充当全国民主联盟与军方之间的桥梁,但他的提议被拒绝了。

Hunny也是Ma Thida与Nay Phone Latt的回忆录的出版者。在审查制度废除后,监狱生涯的回忆录创造了一个不错的门类,它也是一个国家自我治愈的一部分。

对于Hunny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我前往他开设的书店,象一个临时的小仓库,简陋却欣欣向荣。我甚至看到一本缅甸版的鲁迅文集,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野草》。

隔着他的办公桌,他讲起他的雄心与忧虑。他们获得了出版的自由,但支持一个出版系统所需要的物理条件却很不成熟。阅读者们主要集中在仰光与曼德勒两所城市,人们对于书价的预期是1-2美元。只有把发行扩大到更多的城市乃至乡村,出版业才可能真正蓬勃。他也忧虑普遍的盗版,它是对创作者与出版者的最大的摧毁。或许,这也是他对于蒲甘书店的主要不满,它令盗版变得公然与理直气壮。

在仰光所遇到的朋友中,Hunny有一种少见的国际化视野和对外界的真诚好奇心。他刚从新加坡作家节归来,在那里,他分享了缅甸的翻译出版经验。他送我两本文集,一本是他自己的诗集的英译本,另一本则是自1994年起参与爱荷华写作项目的缅甸作家的作品英译集。其中流露的气息让我想起1980年代中国作家们在西方的初次亮相。回忆起三个月的美国经验,他说,那里的年轻人似乎什么也不担心。但在仰光,一个青年要有太多的心思花在日常生活上——交通、食物、前途,忧虑似乎压垮了每个人。

Hunny也对中国颇有热情。Hunny的叔叔是一个缅甸共产党员,当这个组织在1989年解体后,他移居到昆明,在从昆明写来的信中,他不断强调中国有多么伟大,而缅甸处处是失败。Hunny也说起马云与莫言,他们是最被当地知晓的两位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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