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政启蒙与英国大宪章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9-10,星期六 | 阅读:1,342

2016年9月1日

110年前8月下旬,清政府筹备仿行立宪已至最后时刻:

1906年8月23 日,镇国公载泽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主张实行日本式君主立宪制。

8月26日,重臣端方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立宪。

8月29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召见大臣,决定预备立宪。

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上谕》。

在中国历史上,仿行立宪,是一件旷古未有的大事。此前,清政府迫于各地要求立宪的压力,派五大臣出使各国考察政治,为变法立宪做准备。

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原定于1905年9月24日10点离京。信奉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党人吴樾认为,清廷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宁牺牲一己之肉体”,阻止清政府君主立宪改良,便在京城正阳门火车站五大臣临行时,身携炸弹,混入仆役之中,打算与五大臣同归于尽。因车身突然震动,炸弹爆炸,吴樾当场身亡,载泽“额角受伤”,同行使臣商部右丞绍英“受伤略重”,考察行程被迫延期。

时至1905年12月7日,清政府将宪政考察团分为两路,由戴鸿慈和端方率考察团第一组,出使美、英、法、德和丹麦、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

;由载泽、尚其亨和李盛铎率考察团第二组,于1906年1月14日出发,考察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

戴鸿慈参观英国议会

戴鸿慈和瑞方一行,于1906年于1月25日夜1点抵英国沿海港口佘堡,于1月26日上午9点抵伦敦,下榻伦敦中央客店(Metropole Hotel)。

1月28日,戴鸿慈一行参观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在《出使九国日记》中,戴鸿慈对英国议会介绍如下:

“观下议院。院为长方形,式与他国微异,其法度亦不尽同。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衷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

按:英国下议院议事之制。于堂中设议长位,下为书记官位,其两旁皆议员席也。政府党,亦曰众党,列于右,以内阁大臣为首;非政府党,亦曰少党,列于左,以其党中之领袖为首。两党员皆各从其领袖之指挥,以决胜负焉。议员之额,凡六百七十名,皆择有公民资格者,以秘密投票法选之,任期为七年。

观上议院,即贵族院也。皆以世爵之家充之,然人数较少于庶民院。

按:英国贵族院之制,以国中世袭贵族、代理贵族与大僧正、僧正等充之,凡五百二十九名。其任期有终身者,有七年者。自立法言之,两院之权力本相等。然以实际论,则下院之实力较大。凡立一法,在下院议案已成者,贵族院对之虽有修正之权,而无反抗之力。故虽名为共定法律,大抵仍视舆论为转移而已。”

除宪政考察一日之外,戴鸿慈一行在伦敦还拜访英国外交次臣、参观动物园、博物馆、博济银行,出席宴请,并在戏院观剧。对于雾都伦敦,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这样记录了他的印象:

“英吉利为西欧老国,君主立宪,上下有章,又最重门第,有中华晋魏之风。伦敦素富,列统计者推为环球第一,规模阔大,而外观华美远逊纽约。其地周年多雾,冬月尤甚。加工厂林立,烟煤所熏,台楼黑黯。居人亦无有涂垩之者。入其市,恒沉沉作三里雾。”

1月29日上午10点半,戴鸿慈一行离开伦敦赴多佛港;于下午1点,乘船离开多佛赴法国。戴鸿慈一行在伦敦共停留4天。

载泽在伦敦上宪政课

载泽所率政治考察团,于1906年3月22日晚7点,乘海船抵达英国海港城市利物浦。然后,于午夜12点15分,乘火车抵达英国首都伦敦。

载泽抵达伦敦后,下榻清政府驻伦敦公使馆(现为中国驻英大使馆所在地),尚其亨、李盛铎则率考察团随员下榻伦敦大中客店。

从在伦敦访问安排上看,载泽白天拜会英国达官政要,参观军工、造船、工厂、学校等地;晚上,载泽则返回清政府驻伦敦公使馆,从晚8点开始,研习英国宪政、自治、司法、教育、农业及经济。

英国政府安排宪政学者埃喜来为载泽授课。在载泽《政治考察日记》中,记录了埃喜来是一位政法学教员,仅有其中文译名,无英文名。

据《泰晤士报》报道,埃喜来英文名为Percy W.L. Ashley,时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除给载泽上了8个晚上的英国宪政和政制课,这位政治教员还向载泽赠送两部著作:《地方自治论》和《宪法讲义》。

在《政治考察日记》中,载泽将上课日期和内容记载如下:

3月27日:宪法纲要

3月28日:农渔规制

3月29日:户部藩部规制

3月30日:地方自治

3月31日:议院之制

4月2日:司法部规制

4月5日:学部规制

4月7日:办理学务情形

就英国宪政学习心得而言,载泽在日记中写道:

“谓英国宪法数百年来逐渐发达以成今日之治,欲究其所以然,必于旧日习惯风俗求之,盖英之科律至繁,使非搜求夙昔之各种科律,欲以一科律中求宪法之全体不可得也。今请言三权鼎立之概与君主之权限,君主为一国至尊,法律必经批准而后颁行,各部院之行政者,奉君主之命而行也,裁判所(注:即法庭)所执之法王法也,三者皆然…….

今日英国宪法之最者,其惟议院之无量权力乎。无论何律,惟议院能造之,且惟议院有节制政府之权力。

伦敦地方自治为英国宪法之起点,英之立宪先于各国,其地方自治又为各国所推崇取法者。伦敦一都会民户之多商业之盛,久冠全球,其所以致此者,固有道矣。”

载泽把在伦敦“上宪政课”及在英国考察内容详细记载,上呈光绪帝和慈西太后,并以出版《考察政治日记》的方式,将西方宪政介绍给国人,推动清政府君主立宪。

当然,在传播英国宪政的旅途上,戴鸿慈和载泽都是后来人。

早在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和众多中国宪政启蒙先驱,已经开始向国人介绍英国宪政。

传播英国宪政的传教士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圣经福音之际,也向中国人介绍英国宪政与法治。最早向中国介绍英国宪政的,应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传教士。

根据学者熊月之和李栋研究,传教士所传英国宪政知识的年代和主要思想见下:

1815年,马礼逊在所编《华英字典》,在汉语中引入西方法律概念,如法律、原告、被告、审判、刑法等。此外,还有Politics,译为国政之事,今译为政治,Freedom一词,译为自主之理,即自由。

1819年,麦都思在《东西史记和合》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1215年导致《大宪章》的英王约翰与教会贵族之争:

“若翰乃暴虐,先被教师迫甚,后见诸侯围绕,不得以立法,赐民自专,至今尚存。”

同年,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中,如此介绍英国三权分立的宪政:

“……国之大权,分与三分,君有一分,众官一分,百姓一分,致君难残虐其民,诸侯不能行霸,百姓不能作乱也。”

1834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在《大英国统志》首次指出, 法治是英国立国之本,“据大英国家之法度,人不能治国,止是其法律而已。”

1853年,由马礼逊教育协会创刊的《遐迩贯珍》第3号“英国政治制度”一文,从君主、议会、内阁等角度全面阐述英国政治制度。

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在所译《大英国志》中,首次向中国人阐述君主制、君主立宪和共和制三种政体,指出英国“政教百姓皆得自主”,“皆不为奴”,“国富政强于天下”的奥秘在于:“凡制度刑罚悉由上下两院议会而定,”并介绍了英国法学名言:

“国王不受制于任何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

这些传教士在介绍英国法治时,也对中国皇权专制做出观察和评价。比如,郭实腊1833年在《评论中国的历史和年表》一文中指出:

“中国的历史沉溺于帝王的历史之中,皇帝是独一无二的代理人,国家只是为了迎合皇帝及其大臣而建立的机器。其编年记录中充斥着对历代帝王们的赞誉,却很少敢记载他们的明显失误……这些历史的和政治的欺骗性观点经不起细察。皇帝,这个全人类之父,却只是一个践踏法律,将整个国家禁锢于铁镣之下的专制君主。”

1835年,马礼逊则在《中国的政府和政体》一文中写道:

“中国的政治往往被过多地赞誉和羡慕,认为它具有某种特质,可以几乎完美地实行统治,这实属误解。中国政府保持对于百姓的权威主要是依赖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和广泛的相互承认责任体系,与世界上其他文职统治体制相比,它更具有军事独裁的性格。在这个体制中,皇帝居于惟一的至尊地位,他是上天的代理人,统治所有民族,在任何事务上都享有最高权力,可以毫无限制地行使立法权和执行权……皇帝是权力、等级、荣耀和特权的源泉,全世界都要受制于他……只要他愿意,可以撤销已有的规则和习惯,他的裁判是终审判决,也只有在他的权威和委托之下才能行政。”

介绍英国宪政的国人先驱

在介绍英国宪政的中国人中,清钦差大臣林则徐应是第一人;随后,有魏源编写巨著《海国图志》,梁廷枏撰写伦敦偶说,论英国君主立宪,徐继畬编著《瀛寰志略》,蒋敦复编著《英志》,洪仁玕提倡立法和民治,王韬论君民共主,郑观应推崇君主立宪,严复主张身贵自由国贵民主,康有为立贵族制约王权之说,梁启超力主以法治国,孙中山创五权分立的宪法模式。

从1839至1906年,这些仁人志士,还有许多本文未论及的、介绍美国共和三权分立的有识之士,纷纷从各自对宪政的领悟,为中国宪政启蒙。

林则徐主持翻译《四洲志》

1839年,林则徐赴广州禁烟期间,主持编译《四洲志》,此书是根据英国《世界地理大全》(作者:慕瑞(Hugh Murray),1834年,伦敦)所做的摘译,既向国人介绍英国议会、上下议院组成、内阁设置、司法体系,也向国人阐述美国三权分立的总统、国会及司法制度。

魏源编写巨著《海国图志》

1841年,晚清学者魏源受因鸦片战争战败遭革职的林则徐之托,开始编写《海国图志》,1842年12月成书,1843年1月印刻第一版50卷,共约57万字)。1852,魏源将《海国图志》扩展至一百卷,约88万字。

《海国图志》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全面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它以林则徐《四洲志》为蓝本,并参考历代史志编撰而成,描述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宗教、文化、教育、风土、人情。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仅力主发展工业、海运、金融、贸易、商业、教育、情报,也主张借鉴欧美民主。

在魏源笔下,瑞士为“西土之桃花源”:“至于朝纲,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民政“皆推择乡官理事,不力王侯”。

美国民主制度由“廿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谓不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能,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英国君主立宪“设九官以治事,九官由众推选,以三年为秩满,贤则留,否则更”。

梁廷枏论君主宪政

梁廷枏,清末学者和文学家,与林则徐为友,是把欧美列强之“强”归结于政治制度的第一人。

1842年至1846,梁廷枏撰写了《海国四说》。此书由四部著作组成,其中包括介绍美国三权分立的《合省国说》和《兰伦偶说》(注:兰伦为伦敦旧译)。

在《兰伦偶说》中,梁廷枏不仅详细描述英国历史、宗教、民俗、工业、科技、航海、军事、教育,也介绍了英国政制及君主立宪。

对1216年英王约翰与贵族之争而产生《大宪章》背景和史实,梁廷枏记载如下:

立十年,至若翰,性暴戾,虐遇其众。教师(注:即教士)因民情不忍,聚众困迫之。国内旧受封爵者,亦群起围所居。不得己与民约:凡事听民自专,不问。沿为风俗。

……

约翰嗣,即若翰也。侮教师,教王怒,息英民礼拜,闭殿堂,废其婚葬,禁饮酒、食肉、悌发。民归咎于王,王纳贡教王,民自择缙绅议政。

对英国议会和代议制民主,梁廷枏写道:

……其会同议国事署曰巴里满(注:巴里满为Parliament音译,即议会)。凡王新立,先集官民于署,议其可否。大事则王与官民同入署议。

……有事则传集部民至巴厘满署会议。部民不能俱至,许部举一二人,议毕各回。其后定以所举入议之人常住本署,给以薪水费。

……英吉利自开国时,已有五等之爵职。最尊与王共治国事,统称之曰国政公会。兵役、税饷必集民识之,而以五爵为首,由来已久。

在《兰伦偶说》中,梁廷枏为国人描绘了一个“凡事听民自专”、“民自择缙绅议政”、“王与官民同入署议” 、“与王共治国事“的君主立宪制。

徐继畬编著《瀛寰志略》

1848年,晚清名臣徐继畲编著出版《瀛寰志略》,除主要评介美国共和制,盛赞美国总统华盛顿外,也介绍了英国君主立宪、上下议院及法治,如:

“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注:即上议院),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注:即下议院),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

蒋敦复编著《英志》

1856年,蒋敦复出版《英志》,这是他在《大英国志》基础上编译的一本介绍英国议会制度的著作。

蒋敦复是清代词人,曾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与英国人交往甚多,协助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翻译《大英国志》时,萌志编写《英志》。

虽然蒋敦复认为西方议会制度不适合中国,因为“如使行于中国,大乱之道也”,但他对英国政制还是详加描述,如英国议会“上下二院,君有举措,诏上院,上院下下院;民有从违,告下院,下院上上院。国中纳赋,必会议乃成。法律定自两院,君相不能行一法外事。”

蒋敦复指出,英国君主立宪的实质在于,君王大臣,均在法下,受法律约束,不能行违法之事。

洪仁玕著《资政新篇》和《立法制演谕》

1859年,太平天国朝政总理洪仁玕著《资政新篇》和《立法制演谕》。

洪仁玕信奉基督教,与传教士理雅各(J. Legge)、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裨治文(Elijah Bridgman)等亦师亦友,他对西方宪政的了解,主要受这些传教士影响。

洪仁玕欣赏慕维廉所译《大英国志》和裨治文所译《联邦志略》,自己也编译《重订法国志略》。

在《资政新篇》和《立法制演谕》两书中,洪仁玕推崇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也称赞英国法治,称英国“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

因此,洪仁玕提倡立法和民治,主张:“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并主张“天下之治,以民为先。”

王韬论君民共主

清末政论家王韬,中国第一报人,从1848年起,在伦敦传道会上海分会所设墨海书馆工作多年,与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理雅各、米怜(William Milne)等许多西方传教士结识,并协助麦都思重译《圣经》。

1867年,王韬应理雅各之邀,赴苏格兰三年,翻译《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作品。1870年,王韬赴香港,编译并发表《法国志略》、《普法战纪》。

1874年,王韬创办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循环日报》,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王韬自任《循环日报》主笔十年,发表800多篇政论,呼吁中国必须变法自强,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其中包括1875年发表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首次提出中国“变法”主张。

王韬推崇君主立宪制度,率先提出废除封建专制、“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民共主论。

王韬认为,“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他主张中国效仿像英国这样的君民共主之国,因“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郑观应作《盛世危言》

清末学者郑观应推崇英国君主立宪,主张中国变法以设议院、立宪法为先。1871年,他完成《易言》一书,于1889年出版此书。然后,又在《易言》的基础之上,撰写中国变革政论,作《盛世危言》。

1894年,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出版。郑观应力主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和议会政治,他在《盛世危言》中写道:“窃谓中国之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有议院落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陟;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自疆吏以至州、县,但知仰承意旨,虽明知其冤,不敢代白。甚至藏弓烹狗,诛戮功臣,酷吏权奸,残害忠荩,数千年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

郑观应认为,议院的关键在于决策在民。他指出:“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国: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

郑观应主张言论自由,重视办报议政:“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之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严复:身贵自由,国贵民主

1877年,晚清学者严复赴英国学习海军,于1879年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回国后,严复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首任校长,并潜心翻译英法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名著。

在1895至1905期间,严复的出版译作包括《天演论》、《原富》、 《群学肄言》 、《自由论》、 《法意》、《社会通诠》 、《穆勒名学》等。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

1897,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严复学识超群,加上留学英国,对英国君主立宪了解、体会和介绍具有洞见,立一家之说,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民主”等著名思想主张。

严复主张民选议院,认为宪政国家最重要之事即立法权。他在1895年提出:“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议院分上下两院。而“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

对于宪政的核心,严复主张立法权地位高于行政权,认为:“君主之法,所以常不及于立宪。立宪之国,最重造律之权,有所变更创垂,必经数十百人之详议。议定而后呈之国主,而准驳之。”

对于法治的关键,严复秉承《大宪章》的精神,主张国君应和国民一样受宪法制约,不得高于法律之上。他总结道:“立宪云者,要在国君守法已耳”。

康有为立贵族制约王权之说

康有为,晚清政治家,推崇英国君主立宪,在变法实践中,仿行日本明治宪法。

1886年,康有为开始编写《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介绍日本议会、宪法、官制、选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写《人类公理》,此书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出版。康有为在书中叙述人间苦难,主张实现大同社会,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

1895年,康有为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2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要求“变法成天下之治”。同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建议,“设议院以通下情”。

1898年,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向光绪帝上奏折,主张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改革,其中包括拟定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宪法,及设立议政、议宪的制度局。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遭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美国。

根据学者魏明研究,在1899年至1908年期间,康有为至少6次访问英国;在1904年,也就是在载泽访英前两年,康有为两次访问英国并写下《英国游记》。

在《英国游记》中,康有为认为英国民主与法治基在于,英国有可以与英王抗争,制约英王的贵族阶层:

“英国自约翰以来,大宪章之立,请愿书之求,民权之争,议院之成,今波及大地而产生于欧洲者,一切皆非贫民为之,皆世爵为之。

谓欧人明锐勇猛,则欧之为国十数……何独英为最能自治、最得民权、最先创宪法?

盖世爵各有治地部民,其权力常能与君主抗争,故君主有恶,诸世爵联合而废之,甚者弑之,众力相等,又不能以一人独篡。故复立君而誓之限之。”

梁启超主张以法治国

梁启超,清末政治家,师从康有为,并成为康有为戊戌变法助手。

1895年,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抗议清廷与日本所签订《马关条约》,要求清廷变法。

1896年,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编,写出《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主张君主立宪,设议院,伸民权。他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

1898年,梁启超跟随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向光绪帝呈《变法通议》。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在各种政体中,梁启超认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法治模式,也是立宪政体的典范。

1899年,梁启超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写道:

“宪政之始祖者,英国是也。英人于七百年前,已由专制之政体,渐变为立宪之政体,虽其后屡生变故,殆将转为专制,又殆将转而为共和。然波澜起伏,几历年载,粹能无恙。以至今日,非徒能不失旧物而已,又能使立宪政体,益加进步,成完成无缺之宪政焉。”

在梁启超心目中,立宪政体的本质在于法治,而依法治国是最佳治理方式。他在1899年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指出:“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故法治者,治之极轨也。”

1902年至1906年,梁启超撰写了由20篇政论组成的《新民说》。在《新民说》中,梁启超论述从英国《大宪章》到欧美各国的宪政体制,揭示法治和法律的本质,介绍国家与地方自治,阐述欧美自由理念,论证人民的权利。相比之下,他认为,“中国立国数千年,由于专制政体的压迫,一直缺乏政治能力。”

对英国首创的民主代议制,梁启超指出:“……代议制度,使人民皆得参预政权,集人民之意以为公意,合人民之权以为国权。”

对于法治的重要性,梁启超写道:

“国有宪法,国民之自治也。州郡乡市有议会,地方之自治也。凡善良之政体,未有不从自治来也。一人之自治其身,数人或十数人之自治其家,数百数千人之自治其乡其市,数万乃至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数万万人之自治其国。虽其自治之范围广狭不同,其精神则一也,一者何?一于法律而已。”

孙中山:庄严灿烂的五权宪法

孙中山,中华民国缔造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创立人。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兴中会密谋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

1896年秋,孙中山来到英国伦敦,遭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绑架。在英国首相直接介入下,孙中山重获自由。

此后,孙中山考察欧美各国政体,研究多种政治学说,为其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政设想奠定基础,他认为:“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

在上述向西方宪政取经的人中,孙中山最具雄心,他力图把古代中华文明治理天下的理念与欧美宪政融合,从而创建出一种最佳的宪政模式。

根据学者桂宏诚研究,孙中山提出“共和”的思路,应源于“周召共和”的典故,即《史记》所记周厉王被放逐后,周定公和召穆公二相共同执政。

1897年,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畸寅藏谈话时称:“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孙中山认为,英国宪政隐含的三权分立原则,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形成习惯,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界限不清。至于美国宪法,“把那三权界限更分的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但二者均已过时。

1906年12月,孙中山首次提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主张建立“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

1916年,孙中山在论“中华民国”演讲中表示:“顾仆尚有一重大意志,欲白于今日者,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之成法,而引为自足。……虽吾人今既易专制而成代议政体,然何可故步自封,落于人后。……代议政体旗帜之下,吾民所享者,只一种代议权。若底于直接民权则有创制权、废止权、退官权。但此种民权,不宜以广漠之省境施行之,故当以县为单位。……如是数年, 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

与中外宪政启蒙先驱相比,载泽是迟到之人。对于英国君主立宪,专程赴英国考察政治的载泽看法如何?

载泽在伦敦发表宪政演讲

载泽政治考察团一行,在英国访问时间最长。他们在英国伦敦、伯明翰、利物浦、剑桥、牛津等地参观政治、商业、工业、法律、军火和教育各界。根据《政治考察日记》,载泽于1906年3月22日抵达利物浦,5月25日从多佛离境,减去4月18日至5月9日在法国考察,在英国共停留约45天。

对清朝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欧美媒体纷纷加以报道,其中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次数最多,也更为详尽。

1906年,《泰晤士报》对清朝五大臣出洋考察总共刊出至少20篇报道,其中新闻大约10篇,行程和活动短讯7篇,关于载泽演讲特稿2篇,评论1篇。(资料来源:The Times, London, 1906, www.newspapers.com,主要参考资料见附录一)

《泰晤士报》对戴鸿慈和端方一行报道较少,大约仅3篇;对载泽一行政治考察十分重视,全程连续报道。《泰晤士报》先是在1906年1月18日报道载泽离华赴日本;载泽抵达英国后,《泰晤士报》从3月、4月至5月,对载泽一行跟踪报道至少15篇;载泽回国后,《泰晤士报》于11月12日对清朝宪政改革专门发表评论。(资料来源:同上)

根据《泰晤士报》1906年4月3日题为《中国考察团在金融城》的报道,伦敦金融城市长于4月2日在市长府(Mansion House,直译为大厦之屋)午宴宴请载泽一行。

午宴后,载泽发表演讲。载泽在致答谢词时说,在英国停留时间短暂,只学了几句英语,难以表达谢意,但希望有朝一日,“(金融城)市长能用孔子的语言向中国客人敬酒,而中国考察大臣能用莎士比亚的语言敬酒。”

对于在英国宪政考察,载泽首先表示:

“哪怕是最性急的改革者,也应该先从学习和考察开始,在深思熟虑后行动。如果说,有一种完美的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这一天还没有到来。”

接着,载泽简单向在座主宾阐述宪政观感:“一些政制可能比其它政制更好。然而,对一个国家有益的政制,对另外一个国家未必合适。一个好的、持久的政府制度,必须适合于其所居之民的特性。量体裁衣,胜于削足适履;量体裁衣,胜过买一件成衣,把人拉长拉短,直到衣服合身。”

根据《泰晤士报》4月11日报道,英商中华会社(China Association)于4月10日在伦敦摄政街皇家咖啡厅(Café Royal, Regent Street),为载泽一行举行晚宴。晚宴后,载泽就考察英国宪政再次演说。

载泽在寒暄、致谢东道主后说道:

“大清政治考察团访英,研究英国政制,研究总体而言在何等程度和方向上,中国可以借鉴西方经验和实践。过去,外国从中国所借良多,用会长的话来说,外国借用了中国的“细菌”(注:从下文看,应指中国四大发明),将其培育,繁衍,壮大。因此,我们可以毫无内疚地要求,现在是西方还债之时,现在也是轮到中国向西方借鉴之时。然而,中国所借应是有利之物。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远见和谨慎。

众所周知,指南针发明于中国,且不论你们对指南针种种杰出的应用,其中一项令人开心的结果是,指南针把我们安全地带到了你们好客的海岸。火药枪炮也源于中国,其起源是无害的,而且可能一直如此;然而,我们最近造访乌里治兵工厂时,看到“细菌”巨变,令人思索这一发明是否造福于人类。

如会长所言,我们正在源头了解这种外国之道是否适用于中国。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我们有幸以你们所犯错误为鉴,并从你们为实践付出昂贵代价之处起步。在迟缓之中,我们也许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我们将从他人经验中获益。

会长也谈及,我们正在对君主立宪制加以考察。中国明白自己不能停滞不前,不能无视周围之变。如刚才所提及,宪政运动已日趋明显,一旦宪政启动,一旦宪政证明对国家有利,就会进展迅速。我们有机会研究贵国宪政,造访贵国议会,得以看到英国政府运作。

目前,中国尚未获得民众舆论和意愿的直接方式。总有一天,中国会有了解民众舆论的方法,也会形成表达民众意愿的方式。在未来的岁月中,这一切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尚不得而知。也许,在未来的岁月中,英国会向中国派出一个考察团,收集有用的资讯,并坐在中国新建议会的公众旁听席(Stranger’s Gallery,注:指英国议会上下两院所设公众旁听席,公众可旁听议会辩论,如英国首相与反对党领袖问答辩论)专座,判断一下中国版宪政是否比英国原创更好。”

从载泽两次演讲来看,他对英国宪政看法大致有三:

首先,在借鉴宪政之时,需要远见,要谨慎从事。

第二,无意照搬英国君主立宪。

第三,清政府将量体裁衣,制定自己的宪政模式。

由此看来,无论是在伦敦上宪政课,还是在英国考察宪政,载泽实际上无意借鉴制约君权的英式君主立宪。

这事出有因,在访英之前,载泽已先访日本,考察日本宪政,对维护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明治宪法推崇备至。

载泽问宪于东京

1906年1月16日,载泽一行乘船于半夜1点过日本马关,次日晚7点抵达神户。在访问神户、京都、大阪、名古屋等地之后,载泽一行1月23日上午9点45分,乘火车抵达东京新桥火车站。

迎宾的日本文武官员众多,有击败俄国海军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和被誉为日本“宪政之父”的东京市市长尾崎行雄。

随后,日本重臣大隈重信也来拜见载泽。大隈重信是推动明治宪法的政治家之一,两次担任日本总理大臣,为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年轻时研究荷兰宪法和美国宪法。

在载泽访日期间,大隈重信从拜见、宴请到陪同,包括参观早稻田大学,至少4次与载泽会晤。

就正式向载泽传授日本宪政经验而言,日本政府专门安排另外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来给载泽讲授日本宪法。一位是留学德国、力主天皇主权至上的穗积八束博士,一位是出任日本第一任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早年留学英国,曾率日本宪政考察团出使欧洲,先后共4次出任总理大臣。

1月27日上午11点,穗积八束博士登门拜访载泽,为载泽讲解日本宪法、政制、财政、臣民义务和自由权利。载泽在《考察政治日记》中记录如下:

“穗积八束博士以日本内阁命令,来讲日本宪法,并悬一君主统治简明表于壁,指画而言,略谓:日本国体数千年相传为君主之国,人民爱戴甚深。观宪法第一条可知,明治维新虽采用立宪制度,君主主权初无所损。今就表中所述,以君主为统治权之总纲,故首列皇位为主权之本体,此数千年相承之治体不因宪法而移。凡统治一国之权,皆隶属于皇位。此日本宪法之本原也。

至统治方法,自宪政成立后,少有更改。表中所列,一为统治权,一为统治机关。盖统治必有机关,载于宪法:第一,帝国议会;第二,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第三,裁判所。

各国立宪制度,殊途同归。日本即采用此制度也。统治权之作用有三:第一立法权,第二大权,第三司法权。如君主行立法权,则国会参与之。君主行大权,则国务大臣枢密顾问辅弼之。君主行司法权,则有裁判所之审判。” (注:载泽《考察政治日记》无标点符号,亦无分段,行文分段,标点符号,及下文问答序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1月28日,伊藤博文登门拜访载泽,并以所著《皇室典范译解》和《宪法译解》相赠。

此前,载泽至少已两次与伊藤博文会晤。第一次是在1月25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载泽拜见日皇后,拜访伊藤博文,“谈甚久”。第二次是在1月26日,“伊藤侯来谈时事,甚切。”

载泽在《考察政治日记》中,详细记录1月28日与伊藤博文问答,选录如下。

第1问: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

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第2问:立宪当以法何国为宜?

答:各国宪政有二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为君主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第3问:立宪后,于君主国政体有无窒碍?

答: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不可旁落于臣民。日本宪法第三四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云云,即此意也。

第4问:君主立宪和专制有何区别?

答:君主立宪和专制不同之处最紧要者,立宪国之法律必经议会协参,宪法第五六条,凡法律之制定改正废止,三者必经议会之议决,呈君主裁可,然后公布。非如专制国之法律,以君主一人之意见而定也。法律当裁可公布后,全国人民相率遵守,无一人不受治于法律之下……

第5问:君主立宪国之议会,君主有开会、闭会、停会之特权否?

答:…….凡议会开会、闭会、停会及下议院之解散,皆候君主之敕令

而行……

第6问:如遇紧急事故,议会停闭时,君主若何施行?

答:此时君主可发紧急敕令,以代替法律…….

第7问:君主立宪国任命官吏之权如何?

答:……任命大权必归之君主。

第8问:君主立宪有统帅权否?

答:……凡编制海陆军及酌定军额,皆君主大权内之事,失此权力,即成共和。

第9问:如遇国际交涉,君主有无宣战、讲和、定结条约之权?

答:凡宣战、讲和、条约,由君主任命臣僚集议议定,请君主裁可施行。

第10问:当军事戒严时,非寻常法律所能治者,君主当何?

答:……国家当有事之时,法律之效力有时停止,或一部分停止,或全部分停止,此时裁判之权归军队掌握,而戒严之权必由君主宣告。

第11问:赏罚者,君主操纵天下之具,君主立宪国有此权否?

答:……荣典授与,民主国以平等为主义大典,之授与必操于君主……特赦权,凡已宣告刑法之人,君主有特赦之权,刑罚宣布归于裁判,君主未尝干涉,而大赦特赦等权则归君主。

第12问:君主年幼或有疾,于宪法当如何?

答:……摄政者可代行君主之大权者也…….宪法中载君主之大权,凡十七条,贵国如行立宪制度,大权必归君主。

第13问:君主立宪国予民言论自由诸权,与民主国有何区别?

答:此自由乃法律所定,出自政府,畀与非人民所可随意自由也。

第14问:立宪后之行政有不恰众望者,君主仍负责任否?

答:君主虽有以上种种大权,而行政机关皆在政府,即有舆论不服之事,亦惟诘政府或总理大臣退位,不得归责于君主。

……

据《考察政治日记》,载泽20问,伊藤20答,从下午两点谈到四点半,问者有备,答者详尽。伊藤以日本明治宪法中皇权17条款及其它各项条款为例,详细讲解,三番五次重申大权归于君主。伊藤还强调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建议清政府不要遵循制约君权的英式君主立宪或美式民主立宪,而是应该选择君权至上的日式君主立宪政体。

这种日式君主立宪制,对载泽和清政府无疑具有吸引力:君主拥有一切大权,却又不负责任,除了增加臣民权利外,与封建专制几乎没有区别。

在日本考察宪政结束后,2月13日下午3点,载泽一行从横滨乘船离开日本,在日本停留28天后,东渡太平洋,经由美国,前往英国。

载泽问宪于东京,深受伊藤博文、穗积八束等明治宪政元老影响。离日本赴英国前,载泽于2月13日上《在东考察大略情形及起程赴英日期折》,对访日心得作如下总结:

“日本维新以来,政治取法欧洲,复斟本国人情风俗之异同,以为措施之本。比赴其上下议院公私各学校及兵械厂警察裁判递信诸局署,以考行政之机关,又与彼政府各大臣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元老及专门政治学问之博士(注:指穗积八束),从容讨论,以求立法之原理,与其因革损益之宜。

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法律,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

自维新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育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业以学而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

载泽问宪于东京,有四大值得关注之处。

首先,在清朝五大臣所访国家中,日本对清朝宪政考察团最为重视。除安排拜会天皇等礼节例行公事外,日本安排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学者接待载泽一行。

这些人包括前总理大臣大隈重信、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东京市市长尾崎行雄、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宪法学家穗积八束等。

第二,向载泽介绍日本宪政经验的人,不仅是日本宪政启蒙人物,更是具体主导,实施日本宪政变革的政治家,其中包括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对载泽所教,均为经验之谈。

如伊藤博文所说:“凡余所谈,皆身经艰难阅历,实行有效,非如学问家之仅由研究理想而得也。”

第三,日本宪政取法君权之上的普鲁士宪法,强调日本特色。从本质而言,日本宪政深受普鲁士宪政影响,不同于英国君权受议会制约的君主立宪,更不同于美国三权分立的共和立宪。

普鲁士王国一直是君主专制,直至1850年才有宪法,转型为君主立宪。然而,与德意志治下其它联邦相比,普鲁士宪法中,尤其缺乏制约国王之权。普鲁士国王为军队统帅,拥有政府官员的任命及罢免权,并拥有政府所制定的法律的批准权。

伊藤博文率团曾于1882年赴欧洲考察宪政,受到柏林大学教授鲁多尔夫•冯•格奈斯特(Professor Gneist)和维也纳大学罗伦斯•冯•史坦两位学者教诲:“宪法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制定宪法,那么必须先学习这个国家的历史。”

伊藤博文一行于1883年回到日本。伊藤博文考察政治所得结论是,英国宪法中“国王虽有王位而无统治权”,与日本国体不符,而“德国政府虽采众议,却有独立权”,“君主亲掌立法行政大权,不经君主许可,一切法律不得实行”,“可见,邦国即君主,君主即是邦国”。因此,伊藤博文认为,德国政体最适合日本,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日本制定明治宪法。

日本重臣井上毅是日本宪政变革的另一重要人物,他曾于1872年赴欧洲考察各国政治一年,对普鲁士宪法更是推崇备至,主张日本照搬普鲁士宪法。1886,井上毅奉伊藤博文之命,起草日本明治宪法。

穗积八束于1884年赴德意志帝国留学,推崇普鲁士宪法,信奉德国学者保罗•拉班德教授关于君主绝对权力的宪法理论。

1889年返日后,穗积八束任日本帝国大学教授,担当宪法学讲座,主讲日本天皇主权绝对至上,主张“天皇即国家”,以及天皇为民族之家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日本天皇权威至上的政体,对于清政府最具有吸引力。

伊藤博文主张:“贵国数千年为君主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主权必集于君,不可旁落于臣民。”

对于载泽和清政府来说,采用日本宪政模式,既可以通过立宪强国,像日本打败俄国那样与西方列强抗衡,有可以确保清帝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不受制约,是“皇位永固”之事。

结尾:宪法大纲的象征

1906年7月23日,载泽一行返回北京。8月10日,由戴鸿慈和端方率领的另一路宪政考察团也回到北京。

8月23 日,载泽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进《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主张实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在奏折中,载泽力陈立宪种种益处,称:“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

载泽引用伊藤所讲述的日本宪法为证,列出皇权17条款项,大权均归于君主。“以此言之,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于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

载泽接着论述立宪三大利,分别为:

一.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

二.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 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

三.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

8月26日,端方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立宪,称:“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而“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

8月29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召见大臣,决定预备立宪。

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上谕。

1908年,清政府迫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压力,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

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写明,皇帝尊严不可侵犯,法律与行政的最终权力归于君主,尽管《钦定宪法大纲》主要条款与中国众多宪政启蒙人物的追求相距甚远,但迫于人类追求自由和法治的大势,如同普鲁士宪法和日本明治宪法一样,《钦定宪法大纲》在所附臣民权利义务中也向天下公布:

1.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2.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3.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4.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5.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6.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这意味着,《钦定宪法大纲》以法律形式,明确宣布臣民拥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均受到法律保护。

从西方传教士率先在中国传播英国大宪章的精神,到中国宪政先驱对国人启蒙西方宪政, 再到1908年清政府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历时近一百年。其间,见证了无数人的求索和心血。

在中华文明史上,这树立了一个开创先例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无数有识之士数代对宪政的追求终于首次花开结果,把法治下的自由写入中国人的群体记忆。

附录:主要参考资料

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商务印书馆,上海,1909年

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北京,1906年;选自《宪政初纲》,商务印书馆,1906年

The Times, London, 1906年1月18日至11月12日, www.newspapers.com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1906年,互联网链接:种子书城https://plus.google.com/100074035785709567073/posts/ATajttrRr2H

魏源:海国图志,扬州,1843年初版,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维基百科,百度百科

梁廷柟,兰仑偶说,中华书局,1846年

严复,原强,直报,天津,1895年

陈勇军,虞文华:严复和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几点比较,文化研究,哲学网,2001年

王韬:变法自强,循环日报,香港,1875年

郑观应:盛世危言,1894年,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邱远猷:洪仁玕与中国法律近代化,中华文史网,2005年

魏明:从《列国游记》看康有为对英国贵族历史作用的认识,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

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从报,1902 – 1906年,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沈继成:梁启超与《时务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2007年

桂宏诚:中华民国立宪理论与1947年的宪政选择,秀威资讯,台北,2008年

李栋 :鸦片战争前后英美法知识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政法论坛,2014年

张千帆:近代中国宪政经验的启示,民主与科学,2009年

王晓秋:清末五大臣出洋,清史镜鉴,第01期,中华文史网,2013年

雪珥:伦敦宪政课,中国经营报,2013年

注:中国改革史学者雪珥根据《政治考察日记》线索,正确推测为载泽讲授宪政课的讲师埃喜来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Percy W.L. Ashley (详见雪珥《伦敦宪政课》,《中国经营报》,2013年5月13日。

夏白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图书馆事业有关的出洋考察,大学图书馆学报,北京,1998年

吕耿松:中国近代有关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民主中国,2014年

韩大元,论日本明治宪法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影响,政法论坛,第27卷第3期,2009年

余冬林:试论西方政治学说在晚清中国的传播,青年文学家,2014年

饶传平:从设议院到立宪法,现代法学,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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