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眼】中国所不为人所知的荒唐!出版情况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5-26,星期四 | 阅读:2,144
译者: 薄锦 2011年05月26日 | 原作者: 李小牧

原文:中国の知られざるデタラメ!出版事情


某日深夜。位于新宿歌舞伎町的我家的湖南菜馆里,坐在电脑前的我正在激动地敲打着键盘。当然,我并不是在看什么黄色网站。我的评论集《为歌舞伎町献出更多的爱》(阪急COMMUNICATIONS)将在中国出版,我正在检查这本书的原稿,不过这份稿子里简直是错误连篇。

我在日本出版的书是用日语写成的,在中国出版时需要翻译成中文。然而这次的翻译实在是荒腔走板。中国的编辑也超不靠谱。到现在为止,稿子已经来来回回地传了三次,他总是擅自更动,每次我都要重新订正。

譬如我原本写的是“女性想受欢迎的话,就要让自己的脑髓比外表更性感”,中文版里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日本男性普遍都希望自己受欢迎”这种截然不同的意思。原定于去年年底出版的计划也因此而被大幅度延后,完全没法确定何时才能发售。

我早就知道,中国出版界的水准未必能高到哪里去。2005年,北京曾有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歌舞伎町案内人》(角川书店)中文版,当时我将编辑的工作基本全都委托给出版社那边,结果某次事件的犯人与被害者的名字被完全弄反,在书里一开始就已经死掉了的人到了后半部分又复活了……诸如此类,内容被搞得一塌糊涂。

这次这本书(附注:中文版的书名叫《日本有病》!)的责任编辑,毕业于江泽民曾就读的重点大学,同时也是中国当下最有名的年青作家韩寒的责任编辑。然而在他发给我的邮件中,“通知”被误作“统治”,他却一无所觉。把韩寒的书仔细读上一读,也会发现其中有一堆错误。

至于中国出版界如此荒唐的原因,我大致猜想了一下。在中国,至七十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所谓“书籍”全都是政治相关出版物和实用类书籍;直到最近十年,娱乐类书籍才开始自由上市。无论是出版社的体制,还是编辑人员的水准,都无法跟上市场扩大的脚步了吧。

■ 值得向全世界夸耀的日本出版物

不仅如此,我想国民性也是原因之一。中国人总是自认“我们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而洋洋自得,无意学习外国的优良事物。简而言之就是“夜郎自大”。事实上,当初会由出版社全权负责《歌舞伎町案内人》中文版的校对,就是因为出版社担心“把译稿交给李小牧的话,搞不好会被他拿去自行印制成盗版”,而坚决不肯让我看译稿(笑)。这实在是已经超越了愤怒的境界,只教人觉得无聊了。

半夜里我正对着电脑嘟嘟囔囔的时候,一位我熟识多年的日本编辑来店里用餐,他用了一种婉转的方式来安慰我。他说:“李先生是对日本出版界的长处了解得太清楚了。”

确实,迄今为止我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我认为日本的出版界即使在世界上都是顶级的。校对、编辑都很正确,而且像日本这样书店内摆放的图书从杂志到单行本种类均如此丰富的国家,世上也找不出第二个。日本的出版物是可以向全世界夸耀的出色的“日本产品”。是绝不输给家电和汽车等产品的。

话虽如此,逐年增长的中国出版市场在我看来也是一棵“摇钱树”。毕竟《歌舞伎町案内人》的初版印刷量就高达5万册。“案内人”这个词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原本在中文中是没有这种说法的(一定要按照中文的意思来解释的话,那就是“案件内部的人”也就是“嫌疑犯”!)。我李小牧能为自己的母语添加了一个新词汇,也全拜在中国出书一事所赐。

身为一名“案内人”而非“嫌疑犯”,我希望能将日本优秀的出版体制及编辑人员的执着传达给目前还很落后的中国出版界。这棵“摇钱树”也一定会越长越茁壮的(笑)。

李小牧,1960年生于中国湖南省。历经芭蕾舞者、文艺报记者、业务员等职业后,于1988年私费赴日学习设计。受歌舞伎町吸引,开始以“歌舞伎町案内人”的身份活动。现为作家,并开有餐馆“湖南菜馆”。


译者注:本文原载于译言网(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97760/174692),当时所用署名为princeray。此次为略作订正后再发。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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