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社论 抒情作为解决方案

作者:宋志标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11-8,星期二 | 阅读:1,056

宋志标

大陆的记者节是11月8号,台湾的记者节是9月1日,从两下设置节日的由来也能看出区别来。前者选的日子是为了纪念1937年左翼记者在旧上海成立青年记协,后者则是纪念1933年国民政府颁行《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舆论机关》命令,节日的旨趣很是不同。

在台湾那边的记者节,发生过记者当天抗议的诸多事例,多是抗议性质的,比如反对媒体垄断,“你好大,我好怕”之类,是一个灌注了反对精神的日子。而在我们这里,记者节是抒情的法定日期。当然,因为媒体性质不同,抒情也有差别,跟其他的国情差别没两样。

党媒会在这一天开会,颁布范长江奖(记者奖项)、邹韬奋奖(编辑奖项)的遴选名单,荣誉加身的既即时感。而在以大众化媒体涵养出的记者节气质上,则以重申和重温新闻志业为主导,论述记者角色、媒体功能、新闻正义等,在仄逼的环境里砥砺初心。

由此可见,即使在新闻行当里,对于同一个节日的名义,也有各自的面向,这就是一个节日各自解读的意思。多少年来,也是并行不悖,记者节的建制化与市场化,与分裂的媒体性格是一致的。但是,行业性质的记者节,就像被医闹破坏的护士节,也产生更多面向。

说到对记者节的消解,这个现象发生在所有节日当中,教师节、护士节等等,这些社会化职业越来越频繁受到它们各自受众的评判。记者变“妓者”还是很一般的低级嘲讽,再也没人附和所谓“第四种权力”的说法,假若你要是提“无冕之王”,简直就是找抽。

这种来自外部的失望情绪,萦绕在记者职业的日与夜,与行业内部的兴衰荣辱构成从业者要处理的职业经历。记者也是民众的一部分,民众感受到那些,他们感受的更尖锐。但民众并不会因此原谅他们,反倒是鞭笞来得更常见些,记者节社论就成为对应的告白。

记者很难在事实的缺陷处,告诉民众缺陷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记者也很难在真相被隐匿时,实现必要的告知。媒体更不会说:我其实代表着某种不正义的缺席,我是一堵墙,你看见的反射会扭曲变形。记者没办法交流这些,因为沉默做不到,或宣传不允许。

但因为前述媒体性质、记者与体制关系的差异,对事实的缺陷、真相的匮乏感受是不同的,这就带来一个很诡异的情况:哪怕是同样顶着记者之名,对于“哀叹”都没有共识。你的砒霜,我的麻药,他的糖果。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节社论成为某种方案出现了。

记者节是我手写我心的好题材,是剖白,是直白地言为心声。它们多数以抒情为主——抒情常令困顿中人觉得反感——但记者节社论属于评论不振状态下的解决方案出现的。它是抒情不错,但不止于抒情。即使人们不太认同这点,毕竟情感太容易给人以拥有的幻觉。

纵观最近十来年的记者节社论,多数是这种抒情式的解决方案。即使它得到越来多的蔑视、忽略与不以为意,但记者似乎还愿意去做这种表达。这是因为有个东西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无论在最好的时候、还是在最坏的时候,“你是谁”“你要什么”这两件事都很重要。

现在观察到的现象是,记者群体对记者节社论愈加不满,社论中的抒情成分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这一方面确实因为社论抒情的指向——事实与真相、记者与职业——越来越难达成,越来越有挑战;另一方面当然也因为拒斥主观、情感零化,被认为是记者的必须。

所以,记者节社论在问世之后,立刻要与申诉对象那里具有的两种缺陷相遇,一是事实与真相缺陷,二是主观与情感缺陷。这种内外两种撕扯,很容易让人迷失是非、固执己见。在日子好过时,或能用修养去礼貌阅读社论;而在恶劣的情形下,狂躁灵魂也会鄙夷柔情。

现在的新闻业,动荡不安。整体上呈现出两种相反的变化,一种是以党媒姓党的快速收缩,一种是以内容生产为机制的快速稀释。收缩带来岗位减少,稀释造成稳固降低,都会令记者的立足变成问题。这么发展三五年,没有记者的记者节,也是完全有可能见到的。

总之,大陆记者节的左翼缘起,逐渐被涂抹上右翼色彩,而后这一色彩又逐渐黯淡,只剩下如今少量细枝末节,供应记者节社论的攀附。所谓有心者有之,无心者无谓,群体被许诺的共同日子,已然走出更多的个人命运来。而由个人各自书写的社论章节,大概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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