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电讯:中国高考的是与非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6-13,星期一 | 阅读:1,407
译者: 非石头 2011年06月13日 | 原作者: Christina Larson

原文:The Big Test – By Christina Larson | Foreign Policy

 

每年的六月总有那么三天,全中国人都会安静下来。在上海,无时不在上班的建筑工人会暂时地停工休假;有成千上万穿着制服的交警出动,不让司机们按响喇叭。在该国的其他城市,也会采取类似的措施减少噪音,目的是为中国近900万高中毕业生提供尽可能安静的环境。他们正拿着笔,认真地在答题卷上写着答案,他们相信这次考试——“高考”或“大考”——将决定他们的命运。

高考是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也是世界上参考人数最多的高风险考试。大家都在同一时间参加——每年的7月7日-9日——而且只有一次机会。该考试总共要考九个小时,分为数学、语文(汉语)和英语,外加两门选修科目,比如地理、化学或物理。在中国大陆地区,该考试的结果是决定是否能被大学录取的唯一标准。高分可以使一位来自边远省份甘肃的农家穷小子进入人才济济的北京大学上学,而乏善可陈的分数则会将他“流放”到资金投入不足、老得掉牙且师资不合格的落后学校,或者大学的校门彻底对他关闭。

高考被认为是年轻人生活中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考得好,你就获得了加入精英一族的机会;考不好,你的前程就会变得暗淡无光。那听起来很残酷,但第一次举行高考时,其背后的想法是理想化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关闭了所有的大学,将知识分子派到田间地头劳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大学重新开放,并于1977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像美国的学习能力测验(以下简称SAT)一样,当时高考的目的是选拔全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使考试高分,而不是政治恩惠或关系,成为接受大学教育的通行证。总之,高考就是要体现精英教育的理想。

然而,将如此崇高的理想寄望于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上势必引起不满。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记者,如《大考》的作者尼古拉斯-莱曼和《大西洋月刊》的记者詹姆斯-法洛斯,开始质疑SAT是否——如后者所说——“真的能发掘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美国的教育工作者也想弄清楚,对考试的关注是否会影响其他的学习形式。这些质疑也在中国出现了。尽管SAT和高考在实际的考试内容上有很大差别,但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作家、家长和学生现在都在以类似的方式质疑高考:这个考试公平吗?测试的知识有用吗?富家子弟是不是在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强调备考是不是排斥了其他的学习?但如果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短期内不会有重大改革。

查理赛特-李现在是位于广州(中国南方的一座城市)的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学——中山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她是一位中学教师的女儿,在污染严重的工业城市东莞长大。她爱好交际、乐观豁达,戴着一副时髦的大眼镜,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她特别喜欢美国流行音乐。高考时获得的高分让她得以被一所一流的大学录取。一个月后她就将大学毕业,之后去深圳股票交易所做一名令人羡慕的实习生。换句话说,她就是那种在中国高风险的考试制度下脱颖而出的胜利者。但现在回忆起在东莞实验中学寄宿的那段时间时,她对全力以赴应付高考的学习方式表示质疑:

在中学,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高考。我甚至不知道在毕业后要做什么或从事什么工作。我唯一需要关心的是进入一所一流的大学……我和我的同学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校里。我们平时不允许外出,只是在星期天下午可能得到准许出去买些东西。或者在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的父母可以来看我们。如果要外出,大多数时候你都得找一个重要的理由,老师才会准假。另外,我们大多数时候是被关在学校里的。他们觉得,为了保证我们都能走上正轨,我们就该被关起来。他们认为制度越严,我们的成绩就会越好。我们的父母对此往往没有意见,他们只是接受这种制度。

最奇怪的是,正如李现在所发现的那样,她为考试而学的东西在日后完全没有用了。她一进入大学,就很快将之前花了四年时间熟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她总结说:“所有的学生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也一样,从来不过问‘为什么?’但现在我与过去不同了——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李认为高考给人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它对人才或一个人未来潜力的评估并不准确。像她这种对高考表示担忧的人并非绝无仅有。在中国的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中,批评的声音多年来一直不绝于耳。去年,连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对1000名在过去30年的高考中取得高分的人进行跟踪研究的结果。据该报报道,没有一个人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杰出成就。

还有人对高考是否真正公平表示担心:那些在最好的中学上学的学生和那些父母在备考时花大价钱请了家教的学生必然考取高分吗?一位不再抱有幻想的大学领导告诉我说,高考“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均衡器,可以保证一个来自甘肃的农家子弟与一个来自上海官员家庭的孩子有同等的机会。但这是高贵的谎言。”“高考不是有用的衡量方式,‘社会建立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之上’的观念是错误的。”

如今有一些学生正在争取完全避开高考。居住在上海的教育顾问露西亚-皮尔斯告诉我说,中国越来越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正在努力争取去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上大学(他们因此转而准备SAT考试)。中国的一小部分名牌大学现在也开始提供有限的不需要参加高考的提前录取名额,特别是为那些在中学获得过国家级奖项或参加了学校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不过,这两种选择都只适用于极少部分高中毕业生。

至于高考改革,可能性似乎并不大。北大附中副校长江学勤最近在《外交家》发表了一篇长文,探讨了可能的替代方案,但他最后承认它们只存在于想象当中,并不可能付诸实践:

如果我们从头开始,想要设立一种高考的替代方案,最终出现的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是——高考。许多人很容易忘记:考虑到对彼此和大学信任的完全缺失,考虑到大多数人发现自己还处于摆脱贫穷的状态,考虑到中国普遍的腐败和不平等,高考,不论好坏,都是分配中国教育资源最公平、最人性化的方式。

这种观点流传甚广。在一个腐败成风、疑心四起的国家,许多人认为什么都是由金钱来衡量的,即使是老师的推荐信和各科成绩的平均积分点(译注:用总积分点除以总学科分数所得的平均数,是美国高等院校计算成绩的一种方法)也不例外。高考虽然很残酷,但它可以给你一个用数字量化的分数——那些分数可以用于排位。正如一位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毕业生告诉我的那样:“如果没有高考,那剩下的就只有关系了。”

(克里斯蒂娜•拉尔森,《外交政策》中国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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