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大话钱钟书与郭沫若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6-19,星期日 | 阅读:2,525
作者:谢泳
钱钟书

钱钟书

研究钱锺书的人,现在还没有特别注意到到他和郭沫若的关系,一是因为直接的材料极难见到,二是间接的材料需要解释,在事实上不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凡解释出的事实,必有解释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其中,而见仁见智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关于钱锺书和郭沫若的关系,我有自己的一点理解。我曾注意过钱锺书和鲁迅的关系,也是取这种间接理解方式,不一定处处坐实,但在整体判断上,对于理解他们的关系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我过去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压力下为寻求自保,写文章批判别人极为常见,在知名知识分子中,陈寅恪和钱锺书是我常提到的反例。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材料,是绿原有一个回忆,说在批判胡风运动中,钱锺书也写了文章,还是在《人民日报》上,但绿原因为记忆原因,没有给出原文出处,提示这个材料的人也没有给出。现在《人民日报》有电子版,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想来不是太难,我没有使用过电子版的《人民日报》,不知绿原的回忆是否有误?但在一般批判胡风的材料中,我确实没有看到过钱锺书的文章,这方面的材料我有相当的搜集,包括一些当时地方上编辑的批判胡风的材料。

郭沫若

郭沫若

我曾引过 傅璇宗先生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的事实。1984年,傅璇宗先生出版《李德裕年谱》后,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宗先生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王培元等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第81页,人民文学出版,1999),钱锺书在新版《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和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可以理解为是他对中国当代学者的一个态度,后来有人指出钱锺书提到的“时贤”,事实上并不止这两处,但再多出来,也不影响我们理解钱锺书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基本判断。《容安馆札记》中有没有提到过郭沫若?我没有细查,因为原书是手迹影印,一般的查阅很难发现,大连范旭仑先生专研此书,希望他以后能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或者他已有发现而我还没有见到。

钱锺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锺书是科学院属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锺书注意郭沫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锺书对他的直接评价。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一个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回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钱锺书研究》第2辑第31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后来虽然有人指出,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早年的学术趣味,并不一定是投别人所好,但这个判断即使成立,也改变不了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不是1949年后才产生的。

我们来看《《围城》第七章中的一个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围城》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这段文字最见钱锺书讽刺风格,如果说其它文字还算一般叙述,我们不大可能索引出具体所指,但这个“三百年祭”,显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成说,钱锺书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别用了“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妄断钱锺书的心理,这个理解在学术上也可以成立,因为巧合也是写作时记忆的反映。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四天,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曾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此文在延安和当时共产党控制地区大量发行。《围城》的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而这个讽刺,也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对文章作者人格和学术的评价,不知这个理解有无道理?

 

(本文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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