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两面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2-27,星期四 | 阅读:514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人类从非洲大草原上的类人猿进化为地球主人的历史,是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农业革命带来了人口的大幅增长,但也拉低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生产系统的规律也适用于意识形态,尤其是民族主义这种既驱动发展、也带来毁灭的意识形态。我们需要辨别并管理好民族主义的两面——有益的一面与邪恶的一面。

民族主义首先是一股极其强大的社会力量。1918年一战停战百年纪念提醒我们,自上世纪开端以来,数千万人在各个国家的军队中战死,而且他们往往是自愿的。他们全部都是为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称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死:之所以称之为“想象的”,因为这些拥有共同国家认同的共同体成员绝大多数相互不认识;之所以称之为“共同体”,因为它认可忠诚和支持这一首要纽带。这类纽带不容易被纳入经济学家关于理性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框架。它们深入到了更深层次:民族主义已成为一种将国家这个概念神圣化的世俗宗教。

人类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对人类而言,认同超越自己个体的更大行为体完全是自然本能。然而,这些共同体最初既小又带有家族性。后来的大多数政治实体并未指望所属臣民对国家有强烈的认同:他们要求的主要是服从。被动员起来的民族国家及其倡导的强烈身份认同,大体上只是过去200年间的产物,尽管在西方它们呼应了古代城邦的价值观。民族主义的现代起点可能是法国大革命后引入的“大规模征兵”(levée en masse)制度。

已故捷克裔英国哲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对我们理解民族主义的经济效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对一种文化的确立,这种文化基于一种共同语言读写能力的普及——这主要是通过国家教育体系实现。这反过来又要求建立各种国家机构,并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出现。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仅伴随而且积极推动了一种更加灵活的生活方式,而旧的农业经济连同生活在其中的自耕农、农奴和封建领主则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民族主义是推动工业化的现代诞生的因素之一。

现代民族国家可以产生良性、不那么良性以及恶性的结果。良性结果之一是出现了一个拥有共同语言、因而能够更便利地进行合作并在经济活动中更自由流动的群体。此外,对共同文化和国家认同的重新强调很自然地导致了对民主的要求:如果人人都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正式成员,那每个人对共同体的命运当然也都应有发言权。作为民族主义与民主相结合的产物,福利国家诞生了。后者提供保障,供人们抵御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带来的风险,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生计说不定一夜间就会消失。但它同时加强了国家认同的纽带。

不那么良性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寻租的机会:为一己私利挂上一面大旗,这种事情在任何时候似乎都极具吸引力。人们呼喊道,那些亏心的外国人正在侵害我们善良的同胞。然而,此处发挥作用的是一种比纯粹的贪婪更深层次的东西。高收入国家大多数公民拥有的最值钱的资产就是他们的护照。许多人难免会不喜欢让别人免费分享。他们用“身份”的概念看待这一点并不奇怪,正是因为护照是身份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控制移民是民主福利国家的必然选择。

民族主义的直接恶果之一是利用仇外心理来获取权力。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状况越不均衡,世故的政客就越容易说服焦虑的公民相信,他们的利益正被牺牲,信奉“全球主义”(即背信弃义)的精英及其外国伙伴和仆从则从中得利。认为站在全球角度想问题的人士是叛徒的想法并不奇怪。这是民族情绪的自然结果。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民族主义已走向全球。例如,在中国,我们看到了其历史上首个中华民族国家的诞生。因此,它无法处理好与国内少数族群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印度等高度复杂的社会中,打造一种统一的国家认同就更难了。

如今,我们正目睹民族主义邪恶的一面在西方各地死灰复燃,尤其是美国。我们甚至看到这样的奇观:有人正在推动建立一个民族主义者国际。与此同时,可笑的是,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一方面建议合作,另一方面又建议解散实现合作的机构。

民族主义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以良性形式——你可以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样称之为“爱国主义”——存在,它便是世界最成功政治实体的基石。然而,如果以恶性形式存在,它将是我们的未来所依赖的和平与合作的敌人。如果我们无法控制民族主义恶的方面,它将来一定会毁灭我们。

译者/申凯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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