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各国强化监控,健康与隐私不可兼得?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3-26,星期四 | 阅读:34

NATASHA SINGER,CHOE SANG-HUN

今年1月,韩国开始公布有关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者的详细位置记录,这招致了公众指责和羞辱。 Woohae Ch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韩国,政府机构正在利用监控录像、智能手机的位置数据和信用卡消费记录来帮助追踪冠状病毒患者的近期活动,并确立病毒传播链。

在意大利伦巴第,当局正在分析市民手机传送的位置数据,以确定有多少人遵守政府的封锁令,以及他们每天通常行走的距离。一位官员最近说,大约有40%的人走动得“太多”。

在以色列,内务安全部门准备开始使用手机位置数据的缓存——最初是用于反恐行动——以精确寻找可能已感染该病毒的国民。

然而,为了对抗现在的大流行病加强监视,可能会为今后进行更具侵入性的窃听打开永久性的大门。公民自由专家说,这是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学到的教训。

9·11事件发生将近二十年后,执法机构如今掌握着更强大的监视系统,例如细致精确的位置跟踪和面部识别——这些技术可能会被重新用于反移民政策等进一步的政治议程。公民自由专家警告说,公众几乎没有办法挑战这些由国家实施的数字行动。

曼哈顿的非营利组织监控技术监督项目(Surveillance Technology Oversight Project)总干事阿尔伯特·福克斯·卡恩(Albert Fox Cahn)说:“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情况,即我们授权地方、州或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应对流行病,而这一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公民权利的范围。”

例如,他指出了纽约州本月通过的一项法律,赋予州长安德鲁·M·库莫(Andrew M. Cuomo)在疾病大流行和飓风等州级别危机期间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以便实施行政令。法律允许他发布可能推翻任何地方法规的紧急应对政令。

在伦巴第,意大利当局正在使用手机定位数据来确定有多少人在遵守禁闭令。 Alessandro Grassan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越来越多的监视和卫生数据披露也大大削弱了人们将自身健康状况保持私密的能力

这位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医务工作者在Facebook发帖回应说,这位部长为政治利益将他的行为错误地定性,并要求他道歉。

“你的健康状况突然被暴露给上千人甚至可能是百万人,这种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底特律地区的独立隐私权学者克里斯·吉利尔德(Chris Gilliard)说。“这么做是很奇怪的,因为你打着公共卫生利益的旗号,实际上是在给别人造成危害。”

但是,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United Nations Global Pulse)的数据和治理负责人米拉·罗曼诺夫(Mila Romanoff)说,在大流行这样的紧急情况下,必须权衡隐私权与其他考虑因素——例如挽救生命。该项目使用数据研究改进了如埃博拉和登革热的紧急应变措施。

罗曼诺夫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框架,允许公司和公共当局进行合作,以对公共利益作出适当回应。”她说,为了减少冠状病毒监视工作侵犯隐私的风险,政府和公司应将数据的收集和使用限制在所需的范围之内。她还说:“这个挑战就是,有多少数据才算足够?”

中国的新软件可以决定人们是应该被隔离还是被允许进入地铁等公共场所。绿色意味着一个人可以自由出行。 Raymond Zhong

然而,大流行病的迅速传播促使各国政府以自身利益为名,制定了一系列数字监视措施,而对其合理性或有效性缺乏各国协同的评估。

在中国的数百个城市,政府要求市民在手机上使用一种软件,可以自动用颜色代码——红、黄、绿——给每个人分类,以显示感染风险。这个软件决定哪些人应该被隔离,或是可以进入地铁等公共场所。但官员们并没有解释系统如何做出这样的决定,市民们也觉得无力挑战它。

在新加坡,卫生部在网上公布了每个冠状病毒患者的信息,通常带有惊人的细节,包括与其他患者的关系。这是为了警告可能与他们相遇的人,并提醒公众注意潜在的感染地点。卫生部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说,“219号病例是一名30岁男性”,他曾在“盛港消防站(万国路50号)”工作,目前在“盛港综合医院的隔离病房”,“是236号病例的家庭成员”。

在新加坡,卫生部在网上公布了所有冠状病毒患者的信息,往往带有惊人的细节。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上周五,新加坡还推出了一款供国民使用的智能手机应用,帮助当局找到可能接触过该病毒的人。这款名为TraceTogether的应用使用蓝牙信号探测附近的手机。如果一名用户后来检测出病毒阳性,卫生当局可能会检查该应用的数据日志,以便找到与他们有接触的人。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该应用通过不向用户彼此透露身份来保护隐私。

在墨西哥,公共卫生官员通知优步(Uber)一名乘客感染了这种病毒后,该公司暂停了两名为他提供过服务的司机的账号,以及搭乘两名司机车辆的200多名乘客的账号。

在美国,白宫最近与谷歌、Facebook和其他科技公司进行对话,讨论可能会使用从美国人的手机上获取的汇总位置数据,对该病毒进行公共卫生监测。几名国会议员随后写信敦促特朗普总统和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保护公司从美国人那里收集的任何与病毒相关的数据。

数字指令可能令政府得以在大流行期间实施更多社会控制,并加强社交距离控制。它们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监控何时可能会达到过分的地步?

今年1月,韩国当局开始在网上公布每位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者的详细位置记录。该网站包含丰富的信息,比如这些人何时去工作、在地铁里是否戴口罩、换乘站的名字、常去的按摩院和卡拉OK酒吧的名字、接受病毒检测诊所的名字。

然而,在韩国高度网络化的社会里,网络暴民利用政府网站披露的患者数据,识别出患者的名字,并对他们进行追踪。

互联网暴民利用韩国政府披露的病人数据识别人名并追踪他们。 Jean Chu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当其他国家加强监控时,韩国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反应。由于担心侵犯隐私可能会令公民不愿接受病毒检测,卫生官员本月宣布,他们将完善数据共享指南,以便将患者风险降至最低。

“在保护个人人权及隐私与预防大规模感染、维护公众利益之间,我们会取得平衡,”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主任郑恩京(Jung Eun-kyeong,音)说。

这是一个很难维持的平衡,一些美国官员可能需要对此三思。

本月,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Twitter上发布了威彻斯特县一名律师、该州第二名病毒检测呈阳性者的详细信息——包括这名男子的七人律师事务所的名称,以及他两个孩子的学校名称。几个小时后,《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确认了这名律师的名字,并且很快称他为新罗谢尔冠状病毒疫情中的“零号病人”。

这名男子叫劳伦斯·加布兹(Lawrence Garbuz),他的妻子、律师阿蒂娜·刘易斯·加布兹(Adina Lewis Garbuz)在Facebook上发表回应,恳求公众多关注加布兹一家如何尽量远离他人,并通知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

“我们本来希望这一切都保持私密,”加布兹在Facebook上写道,“但既然已经不再是隐私,我想至少分享一些真相,减轻人们的恐惧。”

Aaron Krolik、Adam Satarian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Natasha Singer是一位商业记者,负责报道健康技术、教育技术和消费者隐私。

Choe Sang-Hun是《纽约时报》首尔分社社长,负责报道朝韩新闻。

翻译:晋其角、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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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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