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主制度发挥作用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4-28,星期二 | 阅读:41

作者:邰蒂

十年前,还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一名学生的赛斯•弗拉克斯曼(Seth Flaxman)就开始严重担忧美国民主的状况。那个时候的他还属于少数。

当时美国刚刚选出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有关希望和变革的承诺让华盛顿陷入沸腾。这个国家似乎正在超越其种族歧视的历史。21世纪头十年充满了政治乐观主义。

“那时告诉人们我们的民主未在发挥作用,是很孤独的,”弗拉克斯曼说,那一时期很多投票处的低投票率让他感到担忧。情势严峻到,为了让人们更容易投票,他与人联合创立了一个数字平台,却很难吸引潜在投资人的兴趣。

“我会参加那些社会企业的商业竞赛,但一无所获——在奥巴马时代,很多人认为民主是自动降临之事。”

时移世异。如今,34岁的弗拉克斯曼已成为政治融资界的宠儿之一,他在遍地初创公司的布鲁克林的一处极为时髦的仓库中工作,募集了约1700万美元——目前还在增加。

他的项目Democracy Works也无意中成为了一个符号,象征着在美国即将迎来今年的关键选举之际、乃至在未来十年,美国政界面临的恐惧和希望。

令人沮丧的一面是,该平台的诞生这一事实,印证了把美国民主制度弄得狼狈不堪的一些挑战。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个国家建立在一个联邦分权制的基础上,各州有责任组织投票,所以美国的选举进程往往极度分散。

这使得确保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不费力的、公平的投票机会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因为投票记录通常保存在旧式的纸质载体上,而非采用数字化方式。

弗拉克斯曼解释称:“我们的制度是18世纪的制度,而且众所周知各州资金不足,因此这个国家没有一个组织有动力帮助所有选民在所有选举中投票。”他表示,创立Democracy Works的灵感来自2010年,当时他“走在大街上,看到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波士顿地区)选举的时间已到——但当时已经太晚,无法再进行投票”。

弗拉克斯曼认为,“低投票率破坏了民主——它会造成权力真空和一个虚弱的(政治)免疫系统”。因此,像另类右翼这样的极端群体更容易发出响亮的声音,也更容易通过操纵社交媒体或投入大量资金(或两者兼而有之)来主导竞选活动。

然而,乐观的一面是,弗拉克斯曼相信,如果他以及其他人士能提高投票参与率,他们或许能够创造一个更健康的环境。“高参与率可以改变所有政客的动机,让他们聚焦于服务公众、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选民……而且可以让虚假信息宣传活动更难发挥作用……或者使仅通过投入大量金钱就能改变选举结果变得更加困难。”

此外,Democracy Works已经吸引了700万选民,他们如今可以使用一款名为TurboVote的免费在线工具来查询距离他们最近的投票站的位置、需要在何时投票,以及如何使用邮递投票系统。弗拉克斯曼希望未来一年将总人数提高到1000万。

一批科技公司很可能也将加入到这项事业中来;事实上,Snap、Facebook等公司早已介入了竞选活动。

如今,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或许会指出,1000万仍只是2018年登记参加投票的约1.53亿美国人中的一小部分。此外,使用该网站的人更多会是年轻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未必属于穷人和少数群体——这些群体往往最被排斥在民主进程之外。而且,更高的参与率能否像弗拉克斯曼认为的那样真正防范操纵和极端主义,还有待考察。

说这件事显得有失敬意,75年前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成为美国总统时,人们对他的期望非常之低。他曾“只是”密苏里州一家男装店店主。他还是最后一位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总统。在接替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齐名的20世纪风云人物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成为美国总统后,势利之辈视之为“狗尾续貂”。

结果,杜鲁门塑造了20世纪后半叶。北约(NATO)是他的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核时代开启也有他的功劳。也许他那副普通人的温和外表之下始终潜藏着拿破仑式的指挥天赋,但更有可能的是,1945年的世界恰好处于一个最可塑的时期。形势比个人更重要。

乔•拜登(Joe Biden)应该如饥似渴地好好研究杜鲁门的故事。一位总统影响力最大的时候,莫过于一场国际危机后的时期。在动荡的世界时局中,他不需要是一位人人皆知的伟大人物就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这位不曾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民主党人在11月大选中击败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将拥有一个塑造全球、塑造时代的机会。

获胜者可以为一代人总结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教训。它是外部世界的固有危险,还是说这个世界中不可缺少合作?在美中关系将变僵(从而导致全球分裂)、还是只保持相互警惕的问题上,他将拥有同样大的话语权。甚至通过他的言辞,他将选择如今在美国人民心中涌动的两种情绪之一进行鼓励:对开放的恐惧,还是对旅行和贸易恢复常态的被压抑的渴望。正如1945年的总统之职比1960年的总统之职更具价值一样(前一任总统做出的决定会束缚后一任总统),2021年的政策将为未来几届政府定下基调。

因此,拜登是全球主义者最后的希望,也是他们能寄予最大希望的人。在一场至关重要的大选中,他们拥有一位会在上述所有关键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路线的候选人。不管是特朗普,还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甚至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都不会这样。后面两位曾与拜登竞争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们称不上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是保护主义者,绝不像他那样热衷于多边机构。

看起来也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能接过火炬。最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久将卸任德国总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朝气和活力掩饰了他的保护主义倾向,即便他的保护主义涵盖的是欧洲,而不是仅限于法国。英国有一个奉行狭隘爱国主义的政府。而美国虽然自1945年(当时美国的产出占全球三分之一)以来相对实力有所减弱,但除了它也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够决定全球化的存亡。

拜登是唯一的主角,但有胜于无。没错,正如桑德斯的忠实支持者坚称的那样,拜登是一个极为枯燥无味的候选人,演讲既冗长又没有内容,简直能让狂躁的马安静下来。选择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是民主党人为保险起见的做法。但对全球主义者来说,这个世纪发生了一系列对他们不利的大事,诸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民粹主义抬头和冠状病毒大流行,假如拜登上任,他们应该把这看作是一个喘息之机。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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