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黄金时代:80年代文坛往事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5-28,星期四 | 阅读:67

作者:叉少

1

8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人民文学》小说编辑朱伟如往常一样,骑着辆凤凰牌自行车,呼呼穿过北京二环内的大街小巷,去阿城家里催稿。

刚涉足文坛的阿城并不知道,多年后自己编剧的《刺客聂隐娘》,会帮助导演侯孝贤拿下第68届戛纳最佳导演奖。那时才30出头的朱伟也不会想到,自己在新世纪里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资深主编,主管的杂志叫《三联生活周刊》。

平时,朱伟若是早上去阿城家,阿城也不锁门,知道他来了,总会在被子里瓮声瓮气地说一句:“催命鬼又来了?”算是打过招呼。

这天傍晚朱伟进了屋去,没看到阿城,倒是看到了桌上给他的留言:面条在盆里。

< 作家阿城 >

那是一个作家容易成为“明星”,编辑也与有荣焉的时代。在《人民文学》做编辑的几年里,朱伟先后发掘了莫言、余华、苏童等一批青年作家。这些如群星般闪耀了中国文坛的年轻人,当时相处得如同一家人一样,完全不见外。

那个时候,朱伟住在白家庄。几位青年作家中,史铁生住在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在厂桥,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在东大桥……距离最近的只有两站公交车的距离。

没有电话和手机,他们兴致一来想见谁了,常常骑着自行车说到就到。坐在家里的人可能还在发着呆,哗的一帮人不打招呼就进了屋:“告诉你,今天找到一本萨特……”也不用太多寒暄,坐下就开聊。

当时众人还有一个保留节目——夜里“轧”马路。一伙人经常从张承志家走到李陀家,可能在李陀家楼下买一个西瓜,当场切开,临着路灯坐在马路边,一边吃一边聊文学。

吃完后,还没聊够的人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一路晃荡,直到走进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而此时,夜间活动的下半场似乎才刚刚开始。

据此不久的1978年,《今天》杂志创刊。诗人北岛和芒克蹬着三轮车,带领朋友们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先后把杂志张贴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单位的门口,又转身奔赴北大、清华。

那时负责在北京电影学院张贴的,是刚刚入校的新生陈凯歌。

< 芒克和北岛 >

大家都兴奋地意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北岛在《今天》的创刊词中郑重写下:“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诗人是敏感的。即将迎接他们的,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80年代。对于许多人来说,此前和此后许久,这样纯真的岁月都不曾、也再没有出现过。

《今天》创刊同年年底,身为诗人和画家的黄锐拉着阿城等人成立了“星星画会”。成员几乎都是想创造些新艺术的年轻人。

画会为争取艺术家自由表达的空间,首开突破权力先河,在露天办展,被屡屡叫停之后,并没有退让,最后不惜与官方公然对抗,引来众多社会人士在其中斡旋调停,一时成为社会热点。

这也被视作整个80年代大幕拉开之前一段意味深长的预演。“星星美展”上有观众留言:但愿星星落下之后,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 星星美展 >

黄锐一开始为画会取名“星星”,为的就是强调在十年动荡之后,每个人都应该如同天上的星辰一样,作为独立的发光体而存在。

2

作为串连起80年代文坛众人的幸运儿,朱伟出生于上海,60年代末开始在黑龙江插队。1971年,心气颇高的他写出了一部40万字的小说,那年他才19岁。

因正逢培养“知青作家”风潮,不久,他被请到北京修改小说,从此告别艰苦的农活,还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虽然小说经过几番修改,最终没能完成,但修改过程中,朱伟发现相比于写小说,自己的天赋更多在编辑上。《人民文学》也发现了他对文字的判断力,起了爱才之心,想把他留在北京。

刊物领导跟他交底:你的户口在黑龙江,《人民文学》没法为你解决户口,但准备复刊的《中国青年》可以。最终,朱伟曲线救国,在1978年先去了《中国青年》。

就在朱伟加入《中国青年》的第二年,“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冯骥才写出了自己的中篇三部曲。得到稿费后,他终于可以把“战斗”牌香烟换成“恒大”牌的。那时最让他发愁的,是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实在太多了。

< 冯骥才 >

他动手用木板专门制作了一个大信箱,挂在院中墙上,此外还准备了一个敞口提篮。每次打开信箱,他都得用提篮在下面接着,不然来信就会落满一地。

一些读者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地址,只是写着“天津,冯骥才”,居然也能顺利寄到。更多读者把素未谋面的作家当做了最值得信赖的人,很多信的开头大同小异:我要告诉你一个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秘密……

冯骥才看过太多秘密后,深觉责任重大,又写了一篇《作家的社会职责》:我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就是“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

那两年他因为写作过劳,心脏不好,只能停写,到北戴河静养。不想这惊到了众多圈中好友。还在《北京文学》做编辑的刘恒代表整个编辑部扛了个大西瓜前去探望。更戏剧化的是陈建功,他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冯骥才已经去世的误传,白白动情地大哭一场。

1982年,朱伟所在的《中国青年》举办第二届“五四”青年文学征文活动,包含笔会环节。

相比于第一届时,朱伟只能简单收拾出《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几间宿舍让青年作家们闭关写作,这第二届笔会,选址在风景如画的桂林。

那一年三月里的桂林,会有年轻人手拿一本存在主义哲学家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到处晃荡,也有人更享受榕树下的闲散漫谈。上海青年陈村脖子上挂了个相机有备而来,目标最为清晰。他提出:我要去手术室看医生做手术,体验生活!

至于朱伟,充当的是“监工”的角色,每天的工作就是软硬兼施,逼这些年轻人写出最好的小说。期间,他成功阻止了陈村和另两位青年作家偷跑去张家界游玩的密谋。

< 1982年桂林笔会成员。前排左二:朱伟。右一:陈村。> 来源:《重读八十年代》 朱伟 中信出版社

朱伟对笔会作品的要求非常高,但一开始陈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0多天的悠哉时光很快过去,陈村随便应付出了一篇小说,不想被朱伟毫不客气地毙掉。朱伟知道他的才气,逼他再写一篇。

在朱伟的强迫下,本来想着收拾好行李就可以开心回家的陈村,不得已又埋头赶出了《花狗子嘎利》。

朱伟对陈村哭笑不得:他不愿写长,写累,除非被我逼着。

《花狗子嘎利》最后在朱伟的建议下改名为《蓝旗》,并获了大奖,可陈村仍然忍不住当面“控诉”朱伟:因受你压迫,方知写稿笔会的风险!以后再不会答应参加要立马交稿的笔会。我不会上当了!

直到90年代,朱伟还对已经拿了好几次上海文学艺术奖的陈村说:你比(王)安忆懒多了。陈村接受批评,回道:Yes,她专心。

3

1984年春天,和陈村同病相怜、也被朱伟在笔会上折磨过的作家李陀,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招待所里写剧本。同一栋楼里还有陈凯歌的《黄土地》摄制组。

几天后,摄制组出发拍外景,他去送行,也因此第一次见到了摄制组全部成员。大家都戴着太阳帽、穿着牛仔裤叽叽喳喳准备上大巴。李陀大吃一惊:印象中能参与拍摄的应该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没想到这个组几乎全是一群孩子模样的年轻人!

当时就算组中年纪最大的两人——导演陈凯歌和摄像张艺谋,也不过三十出头。

《黄土地》拍出来后,因为不同于以往主旋律电影,一度遭到一些无端批评。李陀想到那一车年轻人,不忍心,特地撰文声援摄制组。

<《黄土地》剧照 >

李陀是内蒙人,有少数民族血统,仗义豪爽,平时大家都很爱聚到他家。江湖上人称“陀爷”。

同年秋天,年轻作家马原带着新作《冈底斯的诱惑》慕名拜访李陀,两人相约聊聊小说。极有个性的马原一进门坐下,就宣称:“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是霍桑。”语气简直不容置疑。李陀表示不同意,马原又立刻回道:“你根本不懂小说!”陀爷听了,竟然也没把马原赶出门去。

第二年,朱伟就在《人民文学》上刊登了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马原出名后,顶着一头长发到华东师大讲课,再配上一双大皮靴,下面的女学生们全看傻了,觉得他就是超级明星。

1985年,调到《人民文学》两年后的朱伟,被破格提升为小说编辑室副主任,副处级别。他一时春风得意,立下豪言:我只和一流作家合作!

当时他眼里的一流作家有一位,叫莫言,刚满30岁。

< 莫言(拍摄于80年代中期)>

那个时候,他们合作了好几部作品,互相已经非常信任。莫言告诉他,自己正在研究家乡的红高粱地和其中的传奇,小说名字就叫《红高粱》。朱伟知道了很兴奋,马上与莫言口头约定:你写完了一定先拿给我看。莫言答应了。

当时全国各大编辑部为了争取到好作者,常常发生“抢稿”大战。所以朱伟煞费苦心,一边要盯紧莫言的稿子,一边又不敢催他太急,怕催急了给写砸了,只能久不久问候一下。有一天朱伟照常问他写完了没有,却听到莫言说:刚写完,但被《十月》的创始人张守仁拿走了。

朱伟当场就急了。莫言也很无奈:我亦没办法,刚写完他就到了,说想看,坐在那儿看了就一定要拿走。这么好的人,我没办法拒绝啊!

朱伟当时就一个念头,一定要代表《人民文学》从《十月》手中抢回《红高粱》。

他也不顾张守仁是自己的前辈,一个电话打过去:老张,这稿子是莫言说好给我们《人民文学》的,您怎能就拿走了呢?文学界如果都这样,还有信义吗?!

张守仁很有雅量,没有废话也没有开高价,两天后又把稿子退给了小辈朱伟。

一年后,张艺谋看上了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红高粱》小说,因为莫言不愿意自己改编,就辗转请来朱伟改第一稿。

张艺谋那时在拍《老井》,一有空就找朱伟聊剧本。两人常在朱伟20多平米的家里指点剧中河山:这里需要大片大片的高粱地!北影厂烟火不够,这里战争场面需要简化!罗汉死后,那首歌要唱起来:高粱红了,东阳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把第一稿写完时,是一个雪后天,朱伟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在冰缝里扭来扭去前去送稿。

自行车仿佛在雪地里跳舞,好几次要摔倒,却终究没有。那天极冷,但朱伟心里充满热情:这是什么样的岁月啊!

4

1982年,22岁的余华还在浙江的乡镇卫生所里认真履行一名牙医的职责。

这时专跟虫牙、假牙打交道的余华,断然料不到,12年后,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活着》会被改编成禁片,并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光时刻——为葛优赢得了中国第一个戛纳影帝。

在乡镇卫生所工作的日子里,余华偶然读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顿时惊为天人。他深情地形容:“川端拥有两根如同冬天里的枯树枝一样的手臂,他挂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种衰败的景象。”

把川端康成引为知己的第二年,余华奉献出了稍显稚嫩的小说《星星》,登在《北京文学》上。因为这篇小说,他告别牙医生涯,进入海盐县文化馆。

1986年春天,余华在杭州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卡夫卡小说选》,那是整个书店的最后一本卡夫卡,却被同去的朋友抢先买去。他一路追到朋友家,憋了很久,说:“我有一本《战争与和平》。”终于,他用托尔斯泰把卡夫卡换回了家。

< 余华 >

读到其中的《乡村医生》时,他恍神愣了半天,然后突然明白,什么叫做“用异常锋利的思维,轻而易举,就直抵人类的痛处。”

随之他写出了一篇残酷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并暗自得意:“这篇文章发表后,朱伟就会来找我!”

果然,一切仿佛尽在这个年轻人的掌握之中。朱伟找到他,相谈甚欢,两人第一次见面讨论的话题是:古人的想象力与叙述之简洁。

因为卡夫卡,这个似乎总是一脸坏笑的年轻人,从此不惧于在作品中直面人类所有苦难。

几乎同一时间,《北京文学》登出了一篇《桑园留念》。作者23岁,外表看上去,就“像个虎头虎脑的清纯少年”,非常羞涩。

但朱伟评价他:一出场就是一流作家,写的最好的就是欲望。“吱呀响的木门,涂过桐油的木窗,沿河濯衣的石阶,还有桑园里开花甜腻的桂花树,都为表达霉菌一样在其中发酵的欲望。”

这个年轻人是苏童。看着这个害羞的大男孩竟这般熟知旧时代中姨太太们之间的战争,朱伟推测是因为他来自苏州。

< 苏童 >

后来他写的最好的小说,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叫做《大红灯笼高高挂》。

1988年,苏童新婚不久,在北京新街口附近分到一个上下两层的小木楼,没地方做饭,却有咯吱响的老木梯,舒适老旧的调调,总吸引着一帮朋友跑去席地而坐大聊特聊。

那一年,朱伟全家回上海过年之前特去拜访。为表贴心,苏童还尽地主之谊,在自己的书房外为客人精心准备了地铺。可最终也没让客人睡好——当时的人谈起文学来,可以不分昼夜。苏童除了偶尔抱怨一下微波炉热饭完全没法吃之外,一直都抓着朱伟狂聊西方文学。

《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时,朱伟去乔家大院探班。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身上落满雪的张艺谋忙得一个镜头来回拍,根本没空招呼他们。一行人就自己顺着梯子登上了房顶。整个大院的房顶都是相通的,但有隔墙。人在其间穿梭找路,宛若进入迷宫。

在全院最高处,他们看到了雪夜里的乔家大院全景——“门窗都是黑的,窗口透着青光”。院落里,将会响起那句著名的吆喝:“一院点灯!……二院点灯!……”大红灯笼挂起。

很多年之后,朱伟还记得——“那天的好处,是在全院的最高处,领略了雪光中这座北方院落之美。”

5

如果非要给80年代的文坛选择一记最高音,大概许多人都不会反对1986年冬天举办的“中国·星星诗歌节”当选。

诗歌节上,顾城、北岛、舒婷……十大诗人从全国各地赶来,首次聚齐,却也是十个人最后一次聚首。粉丝们“诗人万岁”的高呼声中,摄像师肖全摁下快门,那些风华正茂的脸庞从此得以不朽。

< 左起:舒婷、北岛、谢烨、顾城、李刚、傅天琳 >

也是这次诗歌节中,盛名之下的朦胧诗派被第一次公开呛声,新的诗人和诗歌找到了崛起的空间。

如今回望1986年的鼎盛荣光,会发现在那之后,许多事情都慢慢发生了变化。

1987年,诗人张枣出国一年后,又带着无限眷恋与国内诗人朋友们重聚。可他失望了:“我在国外最怀念的谈话突然变得不那么沉醉过瘾,大家在谈论诗歌的时候也开始有些心不在焉。”

当时全国较有名气的诗人里,就属北岛不怎么和大伙打成一片。他还一度设立了“今天诗歌奖”,试图与他眼中的“官方文学”抗衡。也许因为他一直抵抗的姿态,他总是表情严肃。

可清高如北岛,在1988年春节前夕,还是来到中国作协领取了“优秀诗集奖”。这是他一直“看不上”的官方荣誉,奖金2000元。领奖时见到老朋友,北岛有些尴尬:唉,快过年了,没钱花了。

朱伟很早就向北岛约小说稿,但两人直到1985年才第一次见面。见面时,朱伟看到北岛神情持重,还暗自好奇——早时的北岛,也是这般永无释怀的样子吗?

80年代末,北岛远走国外。1990年,朱伟第一次到美国。北岛带他进了一家唱片店,说:送你一张CD,自己挑。朱伟选了一张马勒第二交响曲,39美金。付钱时北岛就笑:这小子真会挑,花我40美金。

当时北岛的经济也并不宽裕,常需要教课贴补家用。虽然教的是写作课,但他每次开课前都会重申:写作是教不会的!因为它来自每个人的内心。

朱伟曾说,80年代,起码在文化圈内,还是一个不谈钱的时代。但韩少功却有不同的经历。

1988年,刚翻译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韩少功,决定远赴新成立的海南省。受“新建一个‘精神意义’之岛”的理想感召,他创办了市场化杂志《海南纪实》,首期就卖出60万册,开杂志实现经济自立之先。

< 韩少功 >

在韩少功的带领下,这个杂志文人小团体很像一个理想主义公社——有公约,遵循民主、按劳分配等原则。

可惜一年后,乌托邦散伙。原因是:公约无力阻止团队在创获财富后产生的分歧。

那是1989年。

面对即将到来的90年代商品化浪潮,文人们沉浮其间,并不清楚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一个新十年。

同年,诗人海子自杀。一个时代结束了。许多年轻人仿佛在那一年纷纷老去。

< 海子 >

朱伟记下一笔,就像一声轻叹:那一年,大家都无暇于文学了。回望这段岁月,北岛写下了那段被熟知的文字:

那时我们有梦,
关于文学,
关于爱情,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6

80年代最后那两三年里,原本长发不羁、走到哪儿都有文学女青年求教的马原娶了太太、生了孩子,时间越来越多地被世俗生活占用,一度远离了原来的圈子。

90年代初,他突然找来器材,并给全国文学圈旧友们一一打电话——他要拍一部《中国文学梦》。“使大家能看到活生生的汪曾祺,看到活生生的莫言与余华。”

才进入90年代,他就已经开始怀念80年代了。

1998年冬天,李陀在90年代初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约了朱伟等一群老友,去看望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的史铁生。

大家快十年没有聚得这么齐,都在一个小饭铺里坐下。凳子很小,每个人都挤在一起。有那么一瞬,仿佛80年代的时光又回来了。可聊起各自近况,又让人顿时叹息:彼此已经分道扬镳,距离已远。

2018年,朱伟已经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三年。《三联》于1995年创刊,创刊之初就意在市场化。

即使主编一职为朱伟在21世纪里带来了更多荣光,可让他无比眷恋的,还是那个更遥远的80年代,他这样回忆:“八十年代的重要性在于,国家的强大首先是因为个人的强大……我自己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通过八十年代怎么样从一个很小的我慢慢变得越来越大。”

转眼40年流过。

80年代,应该会永远召唤着这些多情的亲历者们,无法抹除、忘却,只是不会再轻易重现。

但它也永远会在那里,等着后来的人去发现:原来有人曾经那样热火朝天地活过,而你本来也可以,或者,你也可以

-END-


来源:叉烧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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