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昭和时代:政治狂热及其消退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5-25,星期二 | 阅读:34

在英文中,狂热(Fanaticism)一词的含义是“对异议的极度不宽容”。在欧洲的中世纪特别是宗教改革时期,宗教狂热的现象屡见不鲜。不过,自从1789年法国革命之后,政治狂热后来居上,成为狂热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近代史上,政治狂热的案例不胜枚举。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日本侵华战争。

1937年9月11日,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演说,将侵华战争加以美化、神圣化。他说,“这场战争是日本为了真正的国际主义,通过调和东西方的道德来为世界历史做出贡献的机会。”(参见:古川隆久《日本昭和时代:毁灭与重生》,第117页)之后,日本媒体便用“圣战”来称呼这场战争。

注:近卫文麿(1891—1945),日本昭和时代前期的政治人物,曾三度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是首位公开支持和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结盟,发动世界大战的日本政治家。战败后服药自杀。

近卫将战争神圣化的一大意图是堵住异议者的嘴巴。就在前不久,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矢内原忠雄撰文指出,日本对华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历史学家古川隆久告诉我们,“矢内原忠雄教授因为不断发出类似的反战声音,最终在11月被迫辞去东大的职务。第二年还被扣上违反《出版法》和《报纸法》的罪名。总之,在近卫的演说为中日战争定性之后,日本国内就再也容不下反对战争的声音了。”(第117页)

注:矢内原忠雄(1893—1961),日本经济学者,曾担任东京大学教授,战后担任过东京大学的总长。顺便说一句,矢内原忠雄是一位基督徒。

不久后,问题来了。就像古川隆久总结的那样,“为战争披上神圣的外衣以后,不仅反对战争的声音消失了,就连冷静客观地加以探讨也变成了不可能。结果导致日本难以对中国做出任何让步,与中国的战争因此完全看不到尽头,日本深陷其中,难以脱身。正如清泽洌在年初指出的那样,若因政治信条之类暧昧的原因进行战争,就很容易陷入泥沼,难以收拾。”(第117页)这正是意识形态政治的典型特点。

然而,煽动狂热易,恢复冷静却很难。况且日本长期奉行军国主义教育,狂热情绪本来就是一点就燃。等到社会被煽动起来,日本政府乃至天皇感到自己处于挟裹之中,失去了回旋的余地。

等到战争陷于僵局,昭和天皇、西园寺公望等权贵开始叫苦不迭,“昭和天皇向心腹侍从吐露自己对于陆军的无可奈何之感,他感到陆军可能只有到了输掉一切的地步才会罢手,国民对于军队的所作所为也毫无异议。面对这种情况,西园寺公望不禁对身边的人感叹道,明治时代以来的教育出了问题。”(第124页)如果说军国主义教育是养蛊,现在,这些养蛊人感到自己正在被反噬。

在激进军官(特别是青年军官)的头脑里,投降、停战是叛国之举,即使天皇也不例外。因此,在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一些日本军官准备策划兵变,“陆军中央的一部分年轻军官坚持国体论,不能接受天皇投降。他们准备实施兵变,监禁昭和天皇,强迫他改变决定。……还有一些部队与右翼团体联系,试图发起兵变与恐怖袭击。试图夺取天皇广播讲话录音带的几名主犯和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15日早晨自裁,时任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在战争中派出大规模自杀式特攻机的宇垣缠也在这一天登上特攻机,一去不返。位于神奈川县的海军航空队厚木基地的司令官宣称,下令投降的天皇不是天皇,拒绝停战,结果被当作精神错乱处理。”(第169页)

可见,狂热无法靠理性说服,只有走到极端,彻底破产,才会回头。显然,在日本,狂热的消退是靠战败实现的。类似的案例还有远征俄国失败的拿破仑,在二战中遭遇惨败的纳粹德国。

不过,除了战败这种外因,狂热的消退还有一种内因,即狂热的自我终结。

老子有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狂热现象亦不例外。

一旦狂热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损害到统治层(并非铁板一块)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当统治层也有沦为受害者的可能时,他们出于自保,也会终结这种狂热。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月政变”便是典型案例。

当时,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的的恐怖统治引起昔日同僚的普遍不安,为了防止被罗伯斯庇尔清洗,热月党人孤注一掷、先发制人,策划了“热月政变”,将罗伯斯庇尔及其核心支持者一网打尽,用政变终结了法国革命中最狂热的阶段。


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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